刘礼义 | 痴诚魂：人生一首歌
一个人即便被命运压碎，也未必就此废了，他还可以慢慢把自己重新拼起来，而且拼得比从前更结实
刘礼义，《痴诚魂：人生一首歌》作者。该书以个人生命经历为主线，通过回忆性叙述呈现个体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轨迹与情感历程，具有较强的自传性与纪实性特征。它的价值，在于把一个人的一生，压缩成可以被阅读、被感受的一种时间经验。
夜深人静，我常会想起《痴诚魂：人生一首歌》这部书。它不像一本写完便可搁下的书，更像一个人在暮年回望自己一生时，站在风中，一字一句，从胸口里掏出来的东西。那里面写的是我的命，我的路，我所受过的苦，我流过的泪，也写了我怎样在风霜里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把自己扶起来。有人在序言里称它为“活人史诗”。我听了，心里先是一惊，继而惭愧，再后来，便是感激。惭愧，是因为我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介凡人，不过是把一生的苦与挣扎，老老实实说了出来；感激，是因为竟真有人愿意俯下身来，听一听我这一生断断续续、时高时低的回声。
我写这篇散文，不是为了把旧伤翻出来给人看。我只是想把诗里那些翻涌的波涛，稍稍收拢一些，让它在灯下呈出纹理。诗可以纵横奔突，散文却该近一点，再近一点，像一双手在旧布上慢慢抚过去，把藏在褶皱里的经纬，一寸一寸理顺。人到了晚年，常常会想：到底是什么，把自己一步一步带进那样多的险地？后来我读《人生得遇苏东坡》，读到一句话，说人的命运并不全由偶然构成，有些脚步，早已伏在性情深处，自己未必察觉。我想，苏东坡如此，我大约也如此。一个人到了最后，终究逃不过自己的性情；而性情，往往就是命运的伏笔。
我出生在安康西关，那是城里最穷的一块地方。那里的人家，一户挨着一户，日子也都挨得很紧。左邻右舍，不是背脚的，就是做醋的；不是驾船的，就是杀猪的。大人们一生劳碌，肩上总像落着一层灰，到了老，还是带着贫寒的神色去了。少年时候，父亲去得早，我和母亲相依为命。那时我还没有磨盘高，却已抱着磨杠推磨。母子两个，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谁也舍不得让谁多使一点力气，常常是争着去推，争着去扛。石磨缓缓转着，磨出的不是粮食，是日子；而那一圈一圈碾过去的，也不只是日子，还有命。如今几十年过去，我一想起那磨盘边的身影，心里仍旧像被旧石头碾过一遍，酸，钝，又疼。
母亲是个吃斋念佛的人，心肠极软，见不得人受苦。她没读过什么大书，也说不出什么堂皇的大道理，可她把善良像水一样，日复一日地浸进了我的骨头里。家贫，早熟，又眼见得人世艰难，这几样东西裹挟在一起，便在我心里慢慢养成了一种朴素却危险的东西：见不得不平，便想开口；见不得人苦，便想伸手；见不得谎话压住真话，便总想说一句不合时宜的话。后来回头看，我这一生屡屡误入险途，说到底，不是因为不懂利害，而是因为性情里有一根筋，总是不肯弯。
我一生遭过三次重击。第一次，是十八岁那年，因为拒绝担任某大药房“公私合营”清产核资领导小组组长，受了团内严重警告处分。第二次，是二十岁，因为主动向组织交出一封没有寄出的私人信件，被打成暗藏的右派分子。第三次，最沉，也最狠：二十三岁，大学毕业分配前夕，只因饥饿难忍，在饭票上写了几句抨击浮夸的话，便由此入罪，被判刑入狱。这一去，直到一九七九年，才算真正从铁窗里走出来。
这三次打击，像三场霜，从我刚刚抽条的人生枝头一层层压下来。它们不只是毁掉了我的前程，也几乎毁掉了我原先对世界的全部想象。可是人到绝处，也并非只有纵身一跳一种法子。有时你真被逼到了悬崖边，反倒会生出一种奇异的清明：既然退无可退，不如先坐下来看一看。看什么？看崖下的雾，看风从哪里来，看自己还能不能在断壁边上喘一口气。后来我总想起史铁生的话。苦难把人推到悬崖边上，未必只是为了逼你坠下去，也可能是逼你重新认识脚下的地。我后来写《痴诚魂：人生一首歌》，写了二十八年，靠的无非也是这一点：苦到了极处，酷到了极处，人反倒知道，自己这一口气，原来还在。
若把我这一生大略收拢起来看，大约可以看见三层风景：先是十道难关，后来是十座秀峰，再后来，才有了四眼清泉。前边是霜雪，后边是山色，中间穿行过去的，还是那一个人。
那十道难关，说到底，也不是十件孤立的事，而是一整片漫长而阴冷的天气。最重的一道，当然是冤狱。十九年铁窗，不只毁了我的前程，也毁了我和母亲的三只眼睛。我在狱中见过很多人：有的人含冤而去，有的人虽熬到了出狱，身子却早已垮了，心也垮了。至于我为什么还能撑下来，说到底，不过是心里总还憋着一口气。我不是为私欲而坐牢，也不是为邪恶而受难；我受打击，是因为不肯顺着不平说假话，是因为看见苦难便想出声。正因为如此，我后来渐渐把坐牢看成另一种极端的修行：它磨人的筋骨，也磨人的心；磨掉的是浮气，磨不掉的，才算是真的东西。
生死关也是这样。与死神打交道，我前后竟有五次。最险的一次，是在武威牛家花园。那时饿得狠了，偷了一个甜菜疙瘩，想着夜里蒙在被子里吃。谁料尚未入口，便被揭发。背铐、麻绳、泼水，绳子见水便胀，胀了便更紧。我只觉得两条臂膀像要被活活勒断，浑身的汗一阵一阵往外涌，后来竟昏死过去。醒来时，四下黑沉沉的，双臂肿得像熟烂的茄子，双手青紫，口里干得冒火，却连一滴水也没有。还有一次，是在看守所，虚弱得只剩一把骨头，狱医们在旁边低声说，这个大学生若熬不过后半夜，明早便是来收尸的。偏在这个时候，女警贾莲琴认出了我，让人端来一碗热腾腾的小米粥。就是那一碗粥，把我从鬼门关口又拖了回来。如今想来，人的命有时薄得像纸，有时又倔得很，一口热粥，一线人心，竟也能把它续上。
还有那些压在头上的“帽子”——右派、现反、劳改释放犯。三顶帽子，一顶比一顶沉。戴了它，人便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下井有补助，别人有，你没有；排队买菜，别人站前头，你只能往后去；最脏最累最险的活，常常自然而然地落在你头上。帽子看不见，却比石头还沉，它落在人身上，不只是一种政治标签，更是一种白日里的羞辱。它让人时时记得，自己在别人眼里，并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一个被允许遭受慢性惩罚的人。可我到底没有被压垮。压得越久，反倒越明白一个道理：若你连活都不想活了，那就真叫它赢了。
诬告、饥饿、苦役、恶劣环境，也都不是单独来的。它们像一层层灰，一阵阵风，糊在人脸上，落在人身上。那年月，诬告不但不反坐，反而常常成了一种向上爬的门路。我被人诬告偷伙房，被打得鼻青脸肿；被人诬告虐待大头羊，发配深山；被人诬告写书骂共产党，毒化学生思想。每一次，都是“无中生有”四个字，可每一次，又都能把人往绝处逼一截。至于饥饿，更是另一种酷刑。饥饿不是只叫人肚子空，它会一点点啃掉人的尊严、清醒和体面。为了一片菜叶，囚犯会打得头破血流；为了活命，人会去偷吃猪狗不食的烂菜帮，会嚼生麦粒、生豆子，甚至会在渴到极处时喝下自己的尿。说起来不堪，回头看时，却也知道，那不是人性低下，那是人在极端处境里被逼出来的本能。
苦役则更像一只无声的手，日复一日，把人往泥里按。牛家花园几百亩地，没有机具，也没有畜力，人就是会喘气的农具。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被当作一头没有尾巴的牛去犁地，这样的事，如今说来几乎像荒诞戏，可那时不过是最寻常的一天。后来在砖瓦厂制坯，在深山放牧，在垃圾堆里找破鞋，实在找不到了，便赤脚在寒风中奔走。脚裂得很深，大裂口里几乎能放进一粒麦子。夜里疼得睡不着，天亮却还要继续赶路。人有时就是这样，在最不像人的日子里，反倒学会了怎样把自己当成人看。
社会关对我也格外难。一般人二十来岁便入世，我却四十八岁才真正做一个社会人。二十三岁从校门进牢门，四十二岁从牢门回校门，直到一九八五年调到农牧局，才算真正踏进现实世界。几十年在学校和监狱之间转来转去，使我对社会的复杂、含混、暧昧与潜规则几乎一无所知。我总以为有项目、有资金、有技术、有市场，事情便该办得起来；总以为红头文件既已印发，下面自然照章办理；总以为教材有缺，就该补，论文有理，就该服人。后来才知，世事不是这样走的。这样想来，我那颗“榆木脑袋”，未尝不是另一种天真；而天真，在复杂世界里，常常就是最容易受伤的东西。
最不忍回望的，还是亲情。母亲为我哭瞎了双眼，这是我一生心里最深的痛。别人说，她在人前不哭，只躲在茅房里哭，哭着哭着，便把两只眼哭黑了。十年后，我好不容易积攒下路费回家，见到她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抱着她的腿痛哭。她却只是伸出手，一遍一遍摸我的头、我的脸、我的肩，仿佛在摸一个失而复得、又不敢深信的人。还有郝小芳。她像一枝被霜打过的花，在荒凉处与我相遇。两颗都受过重创的心，一点点靠近，以为从此可以互为灯火。谁知后来我被派去尖山放羊，两年音讯全无，她以为我负心，竟在绝望里凋谢下去。她走后，我才真正明白，有些光不是永恒的，正因为短，才照得人一辈子忘不了。
还有贫困。贫困像一条长长的影子，从少年一直拖到中年以后。平反时，我家中几乎一无所有；搬家回陕，车上空空荡荡，只载着一个行李卷和四个大活人；数万里探母路，舍不得吃一盒饭、住一晚店；鞋带断了，竟也买不起新的，只好用麻线替代。妻子常年困在贫寒之中，女儿幼小时瘦得让人心惊。可也正是在这样的贫困里，我看见了人怎么在土里扎根，又怎么在土里把孩子往上托。后来女儿靠苦读考上名校硕士，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先前那些年压在家里的阴霾，终于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十道难关，关关都是硬骨头。可是闯着闯着，天竟也慢慢亮了。风雨一阵一阵过去，远处的山轮廓渐渐显出来。于是，我的人生便从低谷里长出了另一层景色，那便是我所谓的“十座秀峰”。
平反以后，我站在一个迟到了十九年的起跑线上，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追。不是争一时意气，也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而是想把被截断的人生，再接起来一些，再往前赶一点。于是我做实验、写论文、上学术会议，质疑旧结论，把动态平衡原理引入畜禽营养研究；我参加教材审稿，写《山羊学讲义》，做调研、写报告、发表文章；我下乡蹲点，吃住在农户，技术进畜圈，帮农民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不是兽医科班出身，却给农场治好了不少疑难病，救活了许多牦牛；我四处做义务咨询，帮助养殖户；我在苦难中受过善意，后来也尽力把自己手里的那点热，再递给别人。至于那些奖牌、奖状和表彰，它们并不是不珍贵，但在我心里，最珍贵的还是另一件事：我终于证明，一个人即便被命运压碎，也未必就此废了；他还可以慢慢把自己重新拼起来，而且拼得比从前更结实。
至于支撑我一路走来的，更深处的东西，我常把它叫作“四眼清泉”。一眼是“五个坚”——坚信、坚持、坚定、坚强、坚韧。没有那一点点信，我走不到今天。第二眼，是“八个不容易”。活着出狱不容易，健康出狱不容易，写完这部长卷不容易，让它出版不容易，得到理解不容易，在漫长压抑中守住心性不容易，而能平安走到暮年，更不容易。第三眼，是那几个看似简单、实则扎心的数字：一心为民，两次不幸，三番五次死里逃生，四十二岁才活得像个人。第四眼，则是五组数字：十六年寒窗，二十四年委屈，十九年炼狱，十八年“赶超”，二十八年笔耕。它们像五根老木柱，撑着我这一生东倒西歪却终于没有塌下去的屋梁。
如今我已是耄耋老人。回头再看，哪敢说自己伟大？我只敢说，这一生是真实的。真实地苦过，真实地疼过，真实地跌落过，也真实地挣扎过、站起来过。若说这一切还有一点意思，大概便在这里：一个人纵然被命运压进泥里，也未必就只能烂在泥里。《人生得遇苏东坡》有段话说：“苏东坡对当代人的借鉴意义，就在于他在困境中的磋磨。生活把他压成一摊烂泥，他却可以在泥泞中开出花来。”我以他为榜样---只要胸口里还有一丝热气，眼底下还有一点光，心里还有一缕不肯熄灭的念头，那么泥里，也是可以开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