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亦非 | 不堪回首话“文革”

我们读的历史教科书经过一改再改，客观的历史事实越来越少，政治说教的意味却越来越浓

作者为厦门大学历史教授

“文化大革命”爆发至今已整整60年，现在是中国人彻底反思文革的时候了。本文是作者对中学时代“文革”最初三年（1966—1968）的回顾和思考，目的是为民族记忆添砖加瓦，不使后人轻易忘记这一出历史悲剧。

说起文革，不得不稍微追溯一下文革前几年的情况。1963年我进入福州×中读书，一年之后转学回到祖籍地厦门，就读于厦门×中。当时父母亲在省城工作，祖父祖母则居住于厦门。我从之前的随父母生活转变为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现在想起来，文革前几年的生活还算可以。经过大跃进和三年困难的挫折，当局似乎也意识到要让人民休养生息。我在厦门读初中二、三年级的那两年，学校里和社会上还算平静，虽然政治的潜流仍无处不在（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党内务实派回归理性的反“左”的努力取得些许成效。然而，退居二线的毛泽东也在暗中阻挠这一正常的发展趋势，例如组织开展“社教”运动等等，社会氛围的泛政治化也正暗流涌动。就在文革前的那几年中，学校对学生的政治说教和思想控制也加强了。而这个时候，正值我们那一代青少年身心发育的时期。

虽然我也关心时事政治，喜欢看报纸听广播，但对学校里的那一套政治说教毫无兴趣，与团组织和学生干部也保持着距离，团组织也没有将我列为发展对象。我从未给团组织和老师写过思想汇报，更未打过入团报告，而那种“向组织靠拢”的行为在当时的学生中是很时髦的。在班级里，我更多地是与“落后”同学来往，不过也就是平时打打闹闹而已。

我对学习感到轻松，也不刻意追求高分，因此有余力去欣赏别的东西。不过小说读得不多，倒是看了不少外国电影。印象很深的外国电影有两部。一部是越南电影《厚四姐》，说的是越南抗法战争中，一位姑娘被法国军官强奸，后来那姑娘参加了游击队，最后打死了那个法国军官。女主角据说是当时越南著名的女明星。另一部是苏联电影《渴》，内容是卫国战争期间德军围困黑海城市敖德萨，一群苏军士兵如何坚持斗争。片中一位叫玛莎的姑娘给我印象很深，我还在日记中记下她的名字。

当时在国内上映的电影肯定是经过严格审查的，但也不得不承认，电影中除了宣扬××党的政治哲学外，艺术性还是比较高的，特别是对正面人物的塑造是很成功的。这对我们那一代人的人格形塑产生了巨大影响。不管你是否接受了官方那一套政治哲学，你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正面”的行为规范。至于说那究竟是好是坏，只有等历史做出评判了。

不过所谓正面形象并非重点，正面的思想教育才是重中之重。当时官方的时髦说辞是，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为代表的西方反共人士，念念不忘要用“西方文明”来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三代，以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这第三代指的就是我们那一代。因此党的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便尽其所能地堵塞“资本主义漏洞”。比如，我们读的历史教科书经过一改再改，客观的历史事实越来越少，政治说教的意味却越来越浓。

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四册，于1963年出了第七版，那正是我们使用的历史教科书。该课本的抗日战争部分显然与历史事实有很大差距，书中大谈八路军的“平型关战役”，却只字不提国民党军队参与的“台儿庄战役”等正面战场的重大战事。书中对国民政府对抗日战争的领导采取无视态度，完全不承认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正面作用，对美国给予中国的援助则予以消极甚至否定的评价。该课本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部分在谈到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时说：“国民党二十多年的反动统治灭亡了。中国历史上最落后、最黑暗、最反动的一个政权灭亡了”，从而全盘否定了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并试图衬托出××政权是一个最先进、最光明、最革命的政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革爆发后对××建国后的十七年历史，同样采取了批判否定的态度。历史真正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到了我初中即将毕业时，文革开始了。1966年6月1日毛泽东称之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公布后，全国各大、中学的校园就闹翻天了。6月2日那天，我一进校门就看见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当时觉得非常不可理喻。××党的动员能力实在了不得，一夜之间就把学生干部和积极分子发动起来，写了那么多的大字报！

如今已想不起来哪一天开始停课了，应该是6月上旬吧。印象中，中央宣布学校停课闹革命是稍晚的事，即将举行的高考也被叫停了。就这样，整整一代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由于长期的洗脑，同学们当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直至多年以后，当年的中学生们才醒悟到，那是人生的一大逆转啊！

学生斗争的矛头一开始是指向“牛鬼蛇神”，亦即老师中那些有历史污点及有自由化倾向的。斗争很快从“文斗”升级为“武斗”，那些老师在受精神折磨的同时也开始受皮肉之苦了，师道尊严亦随之荡然无存。中央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的概念后，学校领导也开始受到冲击了。接着，市委的工作组进驻了一中。工作组组长崔×是倾向于“保”校长王××的，后者是一位“老革命”。有“保”的一方，自然也有“斗”的一方，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由此展开，一些学生干部也卷入其中。我们这些初中生只能是雾里看花，不甚了了，随大流就是。××历史上的内斗再次重演，并把一般群众也里挟进来，且越来越具有残酷性。文革一开始，所谓“革命”就开始变质了。

红卫兵运动在北京兴起后，厦门很快受到波及。×中也组织了红卫兵。加入红卫兵有严格的条件，必须是“红五类”出身，亦即家庭成份为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学生，才可成为红卫兵。由于有市委在背后撑腰，各中学的红卫兵都以学生干部骨干中的红五类为核心，统一佩戴黑字红底的袖章。这些人当然不会造当权派的反，即使批判当权派也是明批暗保，所以后来被称为保守派红卫兵。尽管如此，学生们还是向往加入红卫兵，仅仅那种高人一等、目中无人的神态，就令年轻幼稚的学生们心生羡慕。我当然也不例外，更何况我还自认为是“革命干部”的后代，具有加入红卫兵的天然资格。

可是我始终未能加入红卫兵。虽然我也写了书面报告，要求加入红卫兵，但没有任何回音。后来才了解到，当时×中红卫兵的一位骨干分子焦××从中作梗，她对红卫兵头头们说：“这个人虽然出身干部家庭，但他家却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她为何出此言？原来其父是与我的父亲同在省城外贸系统工作的。由于我家有海外关系，生活比较好，那些“土八路”出身的南下干部就把父亲看成另类。父辈的想法影响了其子女，她也就把我视为另类了。当然，其中还有红卫兵的优越感在作祟，他们自认为血统高贵纯正，自然对“不纯者”要加以排斥。在这件事上，我亲身体会到了“革命阵营”是如何排斥异己的。

尽管红卫兵是少数，却是学生运动的主力。普通学生只能在他们带领下打打闹闹。学生们在斗别人的同时，也开始了内斗。因为“文革”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毛泽东语）。在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以红卫兵为标记的“红五类”子弟，对“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子弟展开了批判。本来同学之间的关系都很不错，因为年轻单纯，没有利害冲突。但在阶级斗争哲学的支配下，顿时被撕裂为红与黑的对立面。

在这里，红代表革命，黑代表反动，并且这种红与黑还会世代延续下去（称之为家庭出身）。如此则革命的一方永远有一个斗争的对象，革命者的后代也可以永远掌权。其实在现实中还有大量“中间分子”，包括中农、上中农、工商业者、小业主、职员等，但他们即使要革命也只能是附庸，因为他们是不纯洁的。他们的子女当然也被打上不纯的印记。奇怪的是一开始资本家并没有被列入“黑五类”，可能是因为“统战”的缘故。但后来也被列入了，再加上“走资派”，这样就成了“黑七类”。“黑七类”子女被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是为了从心理上安抚他们，然而同时这也是一个屈辱性标记。

一开始，班级里原先并不起眼的红五类子弟一下子成了红人，他们召开会议，要出身黑五类的同学交代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和不良思想。我所在的班级也不例外。班级里一位土头土脑的红五类子弟张××，成了攻击黑五类子弟的急先锋。这位学习成绩一向排在末流的同学，不知从何时起成了班级的风云人物，咄咄逼人地要那些学习好而又看起来有教养的同学交代家庭问题和个人错误思想。那些同学在高压之下也不得不有所表示，但看得出是违心的。

我的处境是尴尬的。虽然我自认为出身红五类，却被红卫兵组织拒之门外。更何况此时我已隐约感到父亲有可能已经与“走资派”沾上边了，所以我的家庭出身如何归类已经是个问题，至少那些自认为“正统”的红卫兵已经不把我列入红五类了。不过当时我也未被列为黑七类子弟，因为许多“走资派”此时尚未定性，况且父亲是在省城工作，那里的消息不一定立即传到厦门来。然而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在此期间，凡填写表格，都将家庭出身写成“职员”，不再像以前那样填为“革命干部”。在班级批判会上，我自然是一言不发。

在整个文革期间，家庭出身成了困扰我的问题。到了复课闹革命阶段，学校里进驻了“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军宣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这些人主持下，大会小会开个不停。但我对政治说教早已厌倦，开会时自然不会专心。一次开会，我正与一旁的同学交头结耳地说话，不巧被“军宣队”一个姓熊的江西籍战士看见了。他立即把我叫到一旁，劈头盖脑就问：“你是什么家庭出身？”我回答说“职员”，他有点失望地说：“还不算太坏，但我还是要警告你！”如果我真是黑七类子弟，恐怕就不仅是警告了。查你的出身，就知道你做事的动机，这就是当时的逻辑。往深处想，这还不是封建社会的“株连”那一套吗？

在文革之前，××党对干部的要求，在“忠”和“才”的选择上就是以忠为先，而忠的标准又以出身为重。这种情况在文革初期又进一步上升为“血统论”，亦即“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高干子弟谭立夫提出血统论后，受到大部分红五类的支持。但由于具有过于明显的封建色彩，被中央喊停。当然它也遭到许多人的批判。然而事后证明，拥护血统论的人，其命运要远远好于反对它的人。××党也继承了“打江山坐江山”的那一套封建思想，希望纯种的革命后代使其江山万年红，而对那些不纯分子当然要将其排斥在政权之外了。父亲和我都是被怀疑为不纯分子的，只不过父亲对党的忠诚压倒了一切，而我则不可能再走父亲的老路。可以说，我被红卫兵组织拒之门外一事，成为我独立思想的启始点。

在文革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就抛出了“造反有理”的口号。因此，红卫兵骚动很快从学校里蔓延到社会上。一场“破四旧”的惊天之举在全国各地迅速兴起。所谓“破四旧”，就是要扫除“旧思想、旧制度、旧风俗、旧习惯”。“四旧”的人格化，就是那些有代表性的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特别是思想、文化、艺术界名人。他们被红卫兵冠以一个“雅号”——“牛鬼蛇神”。在最初的扫荡“牛鬼蛇神”运动中，我就亲眼目睹了一幕惨剧。那是一个大热天，厦门×中的红卫兵冲击了本市的基督教青年会，把《圣经》和其他宗教书籍都搬出来焚烧，还把当时本市有名的钢琴家颜宝玲抓出来批斗，因为她是虔诚的基督徒、青年会的活动分子。可怜才貌双全的颜女士被逼着站在焚书的火堆旁，白皙的皮肤被烤得一层层脱落下来，第二天她就满含屈辱和悲愤自杀了。当时我是带着好奇和凑热闹的心情随其他同学跟在红卫兵队伍后面到了基督教青年会的，没想到见证了那地狱般的可怖一幕，当时身上都会感到焚烧热浪的灸烤，其惊心动魄之状，至今历历在目。每当脑海中浮现此情此景，我的心就会发出悲愤的叹息：革命，革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之！

另一次由×中红卫兵采取的攻击教堂的行动紧接着又发生了。那是一座俗称“竹树下礼拜堂”的基督教堂，当时身穿绿军装、佩戴红袖章的红卫兵蜂拥而至，蝗虫般地拥入教堂，将能搬出的书籍和器具都连摔带扔地集中到教堂前的空地上，准备销毁它们。忽然，人们的眼光被爬上教堂屋顶的几个红卫兵吸引住了，他们正向教堂尖顶上的十字架攀爬。其中一个瘦高个子的爬得特别快，只见他身手敏捷地率先握住了十字架，并立即拿出一把小铁锤敲打石质的十字架。突然，人们又惊呆了，原来这瘦高个子的并不是红卫兵，既没绿军装又没红袖章！此乃何许人也？仔细一看，却是×中高三年的陈××！此人因有点才艺，在学校还小有名气，但因非为红五类子弟，故与红卫兵无缘。想不到他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竟甘冒摔死的危险，当众展示与“四旧”誓不两立的决心！看来不能绝对地说民众乃是非自愿地被卷入文革运动中，肯定有些人是自觉自愿的，而其中的个人动机复杂多样，不一而足。

我在这里并非特别指责某些人在文革中的投机行为，这当中肯定有社会压力在起作用，不能由行动者承担全部责任。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一定的政治体制通过有效的政治社会化手段可以内化而成为共同体成员的政治文化观念”。文革的环境迫使人们争相表现自己的革命性，尤其是非红五类分子，他们渴望被革命阵营接纳，此时的自觉与投机是相辅相成的，无自觉不足以表现出真诚，无投机则可能丧失表现自己的机会。然而这毕竟是可悲的时代与可悲的人生！

更加可悲的是，那种沉淀于内心的传统文化正在被革命的洪流所㖔噬，每个人心中都在进行着痛苦的挣扎。文革开始时，我的祖父已是垂暮之年且身患重病。由于他所扮演的统战对象的社会角色，使他不得不顺应潮流，不得不在“破四旧”中有所表现。于是他请来木匠，将家中供奉祖先牌位的神龛改成了碗柜；将摆放神龛的“中案桌”改成了床铺；将供奉祭品的“八仙桌”当成了餐桌来用。要是在平时，那是被视为对祖先大不敬的，其后果足以导致家道中落。然而此时却被认为是革命行动，家中谁也不敢说个不字。当然这一切肯定不是出自祖父的本意，一生信奉孔孟之道、固守崇拜祖先传统的祖父，其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1967年7月，亦即文革进入第二个年头不久，祖父就去世了。

再回过头来看看学校里的运动。红卫兵造反蔓延到社会上后，校园里的动荡也还在继续。学生们平时被各种各样的清规戒律所压抑的冲动和激情，借由造反的当口一再爆发。几乎每个老师都被贴了大字报，那些班主任更是成了“落后学生”的出气筒。我们班的班主任陈××老师被贴了整整一大版的大字报，标题为“陈鸡母下的是什么蛋”，还配有漫画。应该承认，大字报表现了学生们很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它们在旧体制下都是被压抑的。当然，非理性的行为也越来越多。学校图书馆也成了冲击对象，书架上的书洒落满地，足有一尺多高，任人践踏。爱看书的同学则从中挑选了自己喜爱的书，大摇大摆地拿回家去。

1966年8月是文革的重要发展时段。红卫兵运动首先在北京诞生后，毛泽东宣布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进驻学校是犯了路线错误。但此时以当权派为后盾的红五类红卫兵仍然到处横行，毛泽东只不过利用他们开了一个造反的头。这一年的秋冬之际，红五类红卫兵已经走下坡了，由非红五类组成的反对当权派的红卫兵已经兴起，他们和受压制的民众组成的造反派，才是毛泽东利用来打倒刘邓的真正力量。厦门×中的保守派红卫兵虽然还能洋洋得意地组团进京参加国庆活动并受毛泽东检阅，但当他们回校后，发现红五类已经垄断不了红卫兵组织了，各式各样的红卫兵战斗队雨后春笋般地诞生了，市委工作组和学校党支部都成了攻击的对象。

我所在班级的几位非红五类同学组织了“井冈山红卫兵”，我也加入了。我们还一起参加大串联，到北京参加毛泽东最后一次检阅红卫兵的活动。那是1966年11月26日，清晨我们在统一指挥下由德胜门外的住地步行到西长安街的某处等候伟大领袖的车队。直到午后我们才等来了车队。毛泽东站在军用吉普车上向人们挥手，但因天阴能见度差，车子开得又快，有的人还是没见着。领袖的车队过后，见着的人在欢呼，见不着的人在哭泣，真是一幅奇特的图景。

1966年年底至1967年年初，是红卫兵分化重组的时期。厦门×中的保守派红卫兵分裂为红革会、1226红卫兵、后备军等组织，造反派红卫兵则分别组成了新×中公社、东野、革造会等组织。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红卫兵的内斗成为学校文革的主场戏，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基本上被撇在一边，只是偶尔被拉出来作为“死老虎”斗一斗。红卫兵的私欲无限膨胀起来，原先自我标榜的“唯我独革”的那一套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他们在生活上也开始腐化堕落，正所谓“我们革命，所以我们做爱；我们做爱，所以我们革命”（引自一本谈法国1968年学生运动的书）。这种情况从北京到全国各地，概莫能外。不过也有许多洁身自爱的红卫兵选择了当“逍遥派”，他们厌倦了那种虚伪的“革命”，但又找不到出路，只能逃避现实，寻找各种能够消磨时光的方法和路径。

我所在的“井冈山红卫兵”集体加入了“东野”（东方红野战兵团）。这是一个大多数由出身中间阶层的学生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在学校的派性斗争中，它实际上也处于中间状态。由于在运动初期受压制，激进的造反派对保守派充满嫉恨，二者之间几乎水火不容。而我们这个组织比较不偏不倚，但也充满矛盾。比如，当全市的民众分裂为“革联”和“促联”两大派之后，东野加入了革联，然而大多数保守派也加入了革联。不过东野又是自诩为造反派的。

有一位分折者这样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学生们是为了那些早就萌发的种种摩擦和敌意才产生了矛盾，不同的学生根据不同的出身而采取不同的态度，他们各自扮演着不同的有时是对立的角色。”出身中间阶层的学生平时学习成绩好，也有能力，他们肯定要表现自己的不一般，以弥补出身方面的不足。所以参加东野的同学们有许多想在运动中表现自己，但又不是那种极端的做法，而是想实实在在地为革命做点贡献。

加入东野后，我和其他三位同学组织了一个新的战斗队“红28团”。因为林彪在红军时期担任过红一军第28团团长，所以我们取了这个名字。那三位同学是汪××、郑××和陈××，均为初三年级的学生。我们既不像激进派那样狂热进而参加武斗，也不像逍遥派那样吃喝玩乐进而颓废堕落，而是既参加运动又适可而止。我们四人当中没有人当头，谁也指挥不了谁，做事全靠自觉自愿。

四人当中除了陈××以外，在写作方面都有两下子，因此红28团便以“文攻”为特色。我们设法弄到了一台油印机，将写好的文章刻在蜡纸上，然后用油印机印上一两百份，到处散发。有一段时间油印机就放在我家。由于革联在武斗中居于下风而退守郊区，市区被促联占据，所以我们作为革联下属的组织便转入“地下”，像当年的××秘密工作者那样，进行油印和分发传单的工作。那种感觉还是蛮刺激的，也稍稍满足了我们想成为“革命者”的欲望。

我们还编印了一份红卫兵小报，起初叫《决斗》，后来改为《红二八战报》，再后来又改为《红卫兵之声》。至今我还保存着几十份我们当年自编自印的小报，弥足珍贵。虽然其中大部分内容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显得谎诞不经，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都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做这件事的。可以说无论正确与否，都是历史的见证。

在我保存的这些油印小报中，大部分都是我自己的手迹，我写的文章也占了很大部分。当然，也有许多文章是我们共同讨论后由某个人执笔写成的。如《决斗》第1期（1967年6月8日）刊出的《东方红野战兵团红28团对我校目前形势的几点看法》一文，就是这样。而有几篇离经叛道式的文章，则是我的主意且自己动笔，尔后经他们三人同意，“发表”在这份小报上的。其中有两篇还因此引起了小小的风波。在《决斗》第16期（1967年11月8日），刊出了笔名“射大雕”写的《砸烂×中契卡》一文。文中揭露了“×中契卡”这个保守派红卫兵的大杂烩的不光彩历史（契卡是苏俄特工组织的名称），以及它如何在派性斗争中出尔反尔，提醒革联的战友们对它保持警惕。油印好后仅发出去不多的份数，大部分还放在郑××的家中，东野“勤务组”的头头们便找上门来将它们没收了，理由是它会影响革联的团结。尽管如此，这篇文章已经不胫而走，许多人还向我问起它，我心中也暗暗得意。在《决斗》第18、19期合刊（1967年11月18日），又刊出了以“本报编辑部”名义写的文章《彻底批判东野勤务组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文中引用列宁和毛泽东的语录，批判东野头头们的“私心杂念”和对保守派的妥协。这篇文章也使红28团成了桀骜不驯的代名词，但东野并未因此将我们开除出去，也算万幸了。与此同时，我们的小报也报道各种各样的文革运动消息，既有全国性的消息，也有本省本市的消息，不过这些消息大部分都是转载其他红卫小报的。无论如何，当年乐此不疲地办报的举动，也算是一种难于磨灭的记忆。

大约在1968年夏天武斗最厉害的时候，父母亲因担心我在厦门卷入派性斗争，让我到福州住了一段时间。在福州，我亲眼目睹了造反派“革造会”围攻保守派“八二九”占据的华侨大厦的情景。只见头戴藤帽的武斗人员手拿各种武器，冒着大楼上扔下的无数石块发起进攻，喊声震天响，堪称一场城市巷战。有一天晚上，传说保守派勾结“老区”农民进城清算造反派，福州城里十分紧张（造反派在城里占优势），街上汽车声不断。父母亲在家中焦虑地谈论着“老区”农民进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虽然最后是虚惊一场，但武斗高潮时社会的紧张气氛依然记忆犹新。

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父母亲之间对领袖崇拜的议论：母亲说，党不是教导我们要独立思考吗？父亲却回答说，但是毛主席不一样。我懂得父亲的意思，那就是对毛主席不能有任何怀疑，要绝对服从。我当时感到有点奇怪，因为母亲的文化水平不如父亲，头脑却比较清醒，而父亲的回答却显得如此盲从。可见对毛的盲目崇拜确实是文革长期拖延不止、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本原因。人们的日常生活被破坏了，却不能也不敢怀疑最高领袖。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但这也促使我们那一代人开始独立思考了。

有一次，我忍不住与父亲发生了正面冲突。不知何故，我对父亲说：你们这个党是个修正主义的党，当时父亲气得发抖，差点儿打我一巴掌，虽然忍住没有发作，却反问我：你为什么对这个党如此仇恨？其实父亲理解错了，当时我怎么可能仇恨党呢？我用了修正主义这个词，不过是希望××不要像苏共那样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这是我们那一代人长期受到“反修”教育的结果啊！当然在那个年代，修正主义的罪恶程度已经超过了帝国主义，用那样的言语形容伟大的党，是要锒铛入狱的。父亲其实也是在警告我：切不可如此胡言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