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华｜捐书记
给相伴半生的藏书找到一个好归宿
李明华，1949年3月出生于中国武汉。哲学博士，教授。1998年至1999年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一年。曾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院长、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在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担任兼职教授，前《青年论坛》主编。现居广州。
2022年5月，有一天早上起床突然感觉左眼失明了。赶紧去眼科医院看医生，诊断结果是眼中风。经过治疗，我恢复了视力，但这却触发了我的思考。我想，年纪大了，身体状况不是太好，万一出了什么毛病，不仅读书、写作、运动、外出旅游等成问题，甚至连生活也难以自理了。
我最担忧的是视力减退不能阅读。我看看家里十几个书柜，几千册藏书，原计划退休后慢慢阅读品味，现在看来是不现实了。藏书中，有很多是我非常喜爱的，也有非常珍贵的版本。但可能都会与我远去了。
经过反复考虑，我决定将自己的藏书捐赠给图书馆。我想，与其将这些书放在家里闲置，不如放在公共图书馆让更多读者受益。于是，我给老朋友、广州图书馆方家忠馆长写了一封信，表明捐书的意愿。方馆长看信后十分高兴，于6月3日给我回了一封长信。他在回信中说：
很高兴收到您的来信。敬悉身体近况，深感挂念；心念所系，令人感佩！蒙您厚爱，愿考虑将个人大作与收藏书籍捐赠广州图书馆，非常感谢！您是岭南思想文化界领军人物之一，长年致力学术研究并推动思想文化建设，成果多为时代所重；您的藏书，依我浅见，质量很高，并有反映您思想谱系的价值，估计有不少为我馆所未藏。故此，我相信，您的捐赠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与文化价值，广州图书馆非常荣幸接受您的捐赠，并表示十分感谢和崇高敬意！
图书馆以传承文明、服务社会为使命，其中以典藏文献为基础。图书馆员的工作是专业性工作，并赋有通过专业服务推动社会进步的理想主义。多年来，广州图书馆于系统收藏书刊出版市场的文献外，还致力于从社会上收集各种形式的文献，我们理解，这些文献具有独特的社会、文化意义和史料价值。本馆在北九楼设广州人文馆，兼重地方文献和地方人物专藏，实望传承“文献”一词，“文”“贤”并重之本义，并期更好发挥图书馆弘扬地方文化之宗旨。近年来，蒙社会各界抬爱，先后建成王贵忱，欧初，刘逸生、刘斯奋家族，苏华、林墉家族，姜伯勤，蔡鸿生，朱雷，李龙潜，曾庆榴等诸名家专藏，并以专藏为基础，开展了一系列地方文化交流活动。
广州图书馆于1982年1月2日建馆，今年正好四十周年，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改革开放的积极参与者。我总结，广州图书馆四十年传承不变的基因就是改革开放，就是解放思想、开放办馆、务实服务。前不久我们非常有幸接受了改革开放初期主政广东、为广东和全国改革开放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任仲夷老书记家人捐赠的任老伉俪图片、影像、图书等文献资料一批，我们拟建成专藏，并且设想，以此为基础，扩展成一个改革开放系列专藏。我想，如果我们的愿望实现，您的捐赠应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除您的大作和藏书外，我建议您进一步考虑，与其他名家一样，将您的各种著作手稿、信札、照片等各种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资料都完整汇集到图书馆，而我们将作系统整理、收藏和各种形式的服务，以向社会、向历史呈现一个改革开放大时代中，一个代表性学人、士人的完全面目！这样的服务一定更深入、全面，而这些文献资料的价值也将得到最充分地发挥，这也将大益于后人更好地研究、认识我们这个时代！我相信，这也是您夙愿所系。非常期待能得到您的指导和协助！
方馆长在信中表示，他和同事将登门看我。
我给方馆长回信说，馆长对我的评价，实不敢当。我会按方馆长的要求，继续整理藏书，以及手稿、信札、照片等资料，届时一并送图书馆。
6月17日，方馆长与图书馆两位同事一起来到我家里面谈，并看了我的藏书。我提出，书籍全部捐赠图书馆，但著作手稿、文章手稿以及信件，我保留所有权，先存放在图书馆。
从6月起，我用了近半年时间清理家里的书籍和资料。图书馆分两次送来了几十个纸箱，我将书籍和资料全部都分类装箱，并在纸箱上编了号：哲学（又细分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哲学年鉴），心理学，宗教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法律，科学史与自然哲学，岭南文化，岭南地方史志，人物传记，艺术和美学，美术画册，多卷本的名人文集（包括屈大均、熊十力、徐复观、殷海光、杜维明等全集或文集）。另外还有香港版图书，澳门版图书，台湾版图书，俄文版图书，中外地图以及各种资料等。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有一类书标志为“师友赠书”，是我的长辈、老师、朋友送给我的，他们将自己的著作签字送给我，共有14箱，500多册。其中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于光远，我的博士导师、武汉大学前校长陶德麟教授，我的本科论文导师、翻译家、中国最著名的普列汉诺夫研究专家王荫庭教授，著名历史学家黎澍、张磊，中国人才学创始人雷祯孝，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胡德平，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李锐，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蒋学模，茅盾文学奖得主刘斯奋，著名哲学家、武汉大学教授郭齐勇，著名哲学家、南京大学教授许苏民，中国首位道教道家研究博士生李大华教授，著名画家陈永锵、李正天，嘉德国际拍卖公司和泰康人寿创办人、董事长陈东升，北京作家戴晴，广东作家杨克、陈中秋、林贤治、徐南铁、梁凤莲、张欣、谢新源、谢望新、王美怡等几百位师友。其中有几位老先生已过世了，他们的著作尤显宝贵。
师友赠书，很多都是有故事的。复旦大学蒋学模教授，是著名的经济学专家，上个世纪90年代我到上海去拜访蒋教授时，他送我一本《蒋学模文集》，并送我上、下两册《基督山伯爵》，并签名。我非常奇怪，经济学家为何送我法国作家大仲马的作品，蒋教授笑着说：这是我28岁时翻译的，出版社现在还在用这个译本。
90年代中期以后，经中宣部、国台办批准，广东省文化学会与港澳台合作举办“粤港澳台文化交流研讨会”，一共开了九届，分别由粤港澳台四地轮流主办。我作为主要筹办者之一，九次研讨会都参加了，也认识了港澳台的一些学者。我整理的资料中有两箱澳门出版物，这都是澳门基金会会长吴志良先生所赠。当年澳门当局有个规定，澳门赌场的收入，必须拿出一定比例给澳门基金会，作为发展澳门文化的资金。因资金充足，吴志良先生组织一些文化人出版了大量关于澳门文化的书籍，每有出版，吴先生就送我，先后一共积累了数百本，其中有很多精美的画册。澳门的文化遗产非常丰富，几座著名教堂和古建筑的画册特别漂亮。前几年一位朋友因筹办澳门历史展，将这些画册以及《澳门百科全书》都拿去了。因有丰富的澳门资料，又多次去过澳门，参加过澳门城市文化名片的评选，对澳门文化比较熟悉，2017年9月，我在广州图书馆做过一次讲座：“澳门城市文化名片背后的故事——中西合璧的澳门文化：澳门文化标志实例”，向听众展示了大量图片，听众们十分感兴趣。
台湾出版物主要是通过“粤港澳台文化交流研讨会”认识的台湾三位著名教授所赠。台湾大学黄俊杰教授，是台湾通识教育的创始人，有多部相关著作，后来通识教育的理念影响到大陆很多学校。同时，黄教授还是东亚儒学研究专家，有不少儒学研究著作。他送我十多本他的著作。我曾邀请黄教授来广州讲学。台湾政治大学郑贞铭教授，是台湾新闻研究和新闻教育的元老之一，著作等身，在大陆新闻界颇为知名，在中南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高校任兼职教授，长年在复旦大学讲学。我也曾邀请郑教授来广州讲学。郑教授有多封信札和照片给我，他的著作、书信、照片，我整理后都集中在一起，放在台湾资料中。郑教授已于前几年过世。台湾警察大学原校长谢瑞智教授，法学专家，对大陆很友好，他有20余部法学著作赠我。90年代他还送我一套他主编的《警察百科全书》，共12册，数千万字，整整一箱，从台湾寄来时曾被黄埔海关拦截，经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出具证明强调是科研用途，海关才放行。十余年前我将《警察百科全书》捐赠给了广州市公安局，公安局为此还举办了捐赠仪式。
我捐赠给广州图书馆的书籍中，有一套十分稀有的书：《六祖坛经》多语种文本，这是广东六祖寺方丈大愿法师送给我的，其中有英、法、意、俄、德、日、韩、泰等11种语言译本，每种一本，共11本。这套书是大愿法师出资聘请专家翻译的，在北京举办首发式时大愿法师还特地邀请我赴京出席。
我还清理出四五百张明信片、贺卡，一批上个世纪70年代的俄语教学唱片，以及其他一些资料，我问方馆长是否有价值。方馆长立即回复：您所列资料，从图书馆的角度，都有价值，建议您都留下来；也建议您以从宽的原则衡量文献资料价值，不轻易舍弃。我听了方馆长的意见，都送图书馆了。也正因为方馆长的意见，有些关于“文革”的资料，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编印的大型资料集《毛泽东思想万岁》以及“文革”中其他关于红太阳毛泽东的资料，我都没有扔掉，都装进箱里了。
我整理的书籍资料中，也包括我自己的著作、发表论文的报刊原件、主编的书籍、主持的课题和调查报告，以及手稿、信件、照片、证书、母校武汉六中和武汉大学的资料，还有在武汉大学读本科和博士时的课堂笔记等，也装了十余箱，其中手稿约有1000多页，个人发表的研究成果5箱，证书3箱，照片、母校资料各装了一箱。
这里要特别提一提我收藏的“洞孔纸卷”。“洞孔纸卷”又称“钢琴纸卷”，是最早的有效实现“录音”的技术。19世纪发明，并被运用在钢琴上，所以称为piano rolls（钢琴纸卷）。它是利用一卷长纸，将钢琴演奏时的各项重要信息，如：键位、力度、时间、踏板等，以打孔的方式记录在纸卷上，然后，用这些纸卷在自动演奏钢琴（player piano）或纸卷再生钢琴（music roll reproducing piano）上重现乐谱。用纸卷记录的乐谱是一种早期音乐记录技术，在20世纪初期录音工业尚未发达之时，几乎所有重要的音乐家都是用这种方式来纪录和保存他们的作品。我此次捐赠给广州图书馆的洞孔纸卷有12卷，都是100多年前的产品，在此之前，我曾捐赠给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和广州图书馆各一卷。
我捐赠的旧版书中有一些是上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出版的书籍，如历史学家钱穆的《国史大纲》上、下册，纸张发黄焦脆，很有些年头了。那些俄文原版书，是因为我初中、高中、大学都是学的俄文，因此有些积累，其中部分是在北京东安市场旧书摊上买的，如高尔基的《母亲》，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等，是苏联时期的出版物。每次去北京，我都会去这个书摊看看。我在武汉大学读博士时，遇上武大图书馆清库处理书籍，饭厅里堆了成千上万本书，两三毛钱一本，我用大提兜去买了一批。还有一个买书的地方一般人都想不到，经人介绍，武昌区洪山废品站有一处专门出售收购来的旧书，我知道后成了常客，在臭气哄哄的场地上淘到不少好书。
清理过程中，有朋友来访，我就请他们选书拿走，不少朋友也拿走了一些书，主要是中外文学名著、工具书等。
我捐赠给广州图书馆的书籍和资料，总共装了77箱，其中图书有5000多册。
记得2009年我曾卖掉了一大批书刊。当时我搬迁新居，面对一大堆书十分发愁。因时间紧，来不及处理，就叫来收废品的，将常年订阅的成套杂志以及一些重复的或用不着的书都卖了，当时旧书刊两毛钱一斤，共卖了400元，算起来处理了一吨书刊。
这些年来，我也曾多次向一些机构捐赠书籍，其中有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文联、广州市文联、广州市教育局工会、广东省岭南文化艺术促进基金会、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六中、广州市天河区图书馆、越秀区图书馆、黄埔区图书馆以及一些民间书屋等，其中向广州市教育局工会捐赠了1500册，天河区图书馆200多册。另外，还向广州市国防教育中心捐赠一套《军事百科全书》。
2022年底，广州图书馆派车来运走第二批整理好的书籍和资料后，家里空荡荡的了。除了我留下自用的一些书籍（大多是工具书和我常看的书，约有一千多册），书柜都腾空了。看着空空的书柜，陪伴我几十年的心爱的书籍离我而去了，心里不免有些怅然之感。但很快就放下了，这些书籍能够长久地服务于公众，也成全了我的心愿。由此也产生了一种轻松感，感觉又完成了人生的一个愿景。后来，家中多余的书柜，也都分别送人了。
广州图书馆安排王婧老师负责与我对接，王老师非常认真负责，多次与我沟通，我生病住院时还特地到医院看望。图书馆安排了工作人员对捐赠的书籍资料详细登记编目，编制的目录清单有230多页，十分周密。王老师告诉我，图书馆设置的个人捐赠图书专柜，都要立一个标牌，于是我请著名书法家、广东民间艺术博物馆原馆长李卓祺先生为我题了一个牌匾：“李明华藏书”，书法厚重严谨，非常符合我的意愿。
202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