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 三千土司，尽归朝廷
触摸着历经岁月侵蚀的石墙，仿佛能感受到中央政权与地方族群，在文化传承与国家认同上的深度交融
秦晖，广西龙胜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家、经济学家、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农民史、土地制度变迁史、经济史，对秦汉史、中国思想史、明清史、中国近代史、苏联东欧社会转型与中国的对比、国企改革、农民问题亦有研究。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土司制度以及“改土归流”是中国秦制确立以后，秦制和周制斗争的一种延续，即郡县制和分封制斗争的一种延续。郡县的朝廷命官是随时可以撤换的，土司则是世袭的。一般认为，“土司”是少数民族的地方管理方式，用“蛮夷君长治夷”，因此也叫“土官”、“世官”。
但是中国“土司”的定义较复杂。就拿播州宣慰司来说，杨家是西南最大的土司，至今为止也没有人能够断定他们到底是什么“民族”。
播州宣慰司不断地扩张，到了明初的时候，在整个贵州、四川的土司中算是人口最多的一支，虽然面积不是最大。播州这里因农业文明比较发达，在杨氏领地下的居民中，也有很多苗族人。
现在人们倾向认为在播州宣慰司辖内，尤其是遵义这个地方，那个时候主要是汉族，是以农业文明着称。如果要讲文明、族源，播州和其他地方区别不太明显。要说到底有什么真正的区别，那就是世袭制和郡县制的区别。
如果把解决这个问题叫做“改土归流”，那“改土归流”模式可以上溯到秦始皇时代。秦灭掉诸侯国，甚至在春秋的时代，把几百个诸侯国变成十几个所谓的“强国”，就是一种广义“改土归流”的结果。概括地讲，中央政权对土司的“改土归流”其实是周秦之变在后世和中原周边的一个延续。
中央集权越来越扩展，把原来领主制、分封制、世袭贵族统治的范围压缩到边远地区，把他们的统治圈子越压越小，最后完全纳入其麾下。长时段看，周秦之变与“改土归流”本质没什么区别，不论具体名称有什么不同，秦制战胜周制的过程总是从中心地带向边远地区一步步扩大的，手法上或许有差异，但目的并无不同。
历史上实行逐级分封的制度，往往因为君权不那么集中，君权的伸缩性也比较强，譬如可以有虚君，所以一般来讲传承的时间都比较长。
用一句话概括叫“百年的朝廷，千年的土司”。
杨粲他们那一支在播州的统治，是实行周制而不是实行秦制。播州宣慰司兴盛的时候，统治了很多次级的领主，如长官司之类等。按照元代的说法，宣慰司是高一级的领主，下面还有长官司这些下一级的领主。
杨氏家族统治这些长官司，其实和春秋时代是一样的，因为他对下面不是郡县制，不是派杨家的官僚去管理，也仍然是靠地方上那些领主，其实就和西周的封国是一样的。天子封诸侯，诸侯封卿大夫，卿大夫封士，每一级都是世袭的。而且由于是世袭的，就跟当地会有一些小共同体的联系，会默认一些小共同体的认同等等。
播州杨氏做大这样一种局面，是和历史背景有关。早在唐末，南诏占领了播州，朝廷没有力量收服，于是就让这些土著自己去抵抗南诏。结果杨家联合了这里的八大姓氏，把南诏人给赶走了，并表示他们愿意承认唐朝的宗主地位。因为已至晚唐，中原王朝的力量已是强弩之末，对鞭长莫及的地方管不了那么多，于是采用收缩战略不激化矛盾，顺民省力允许其维持原有的治理方式，承认了原有状态并一直延续下来。
研究土司制度史的人认为，土司制度是从元代开始的，因为元代才有“土司”这个词，而且元代也开始给土司划分各个等级，宣慰司、安抚司、长官司等等。而元代以前，我们称之为那是“羁縻”。
按照现在的说法，区别就在于“土司”算是朝廷命官，因为朝廷给他们各种品级。
虽然元朝时候给了他们这些品级、品阶，到明代数百年后也依然延续。但是有一点不变，那就是他们都是世袭的，即不是朝廷的官僚，也不接受朝廷的任免，而且不论贡赋也好，调兵也罢，都不是中央政府常规方式：“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受其封，世袭其职”。
作为藩属，“土司”对朝廷有些义务，就像西周时代那些诸侯，对周天子也有义务，所谓的义务就是上供。而上供和赋税的最大不同在于，上供是一种“恭敬之礼”，没有定额，没有固定化，愿意了就多上一点，不愿意了就少上一点，不像中央政权给下级的钱粮赋税那是有考核指标的。
土司的任免更换也基本上是世袭的，然后给朝廷报个备案知会一声，朝廷给他下一道册封文书，仅此而已。实际上和一般的领主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没有必要强调元代的土司制和以前的羁縻制的区别。
当然，杨氏家族对中原王朝来讲是很有作用的，因为在整个播州宣慰司存在的期间，西南一直边患不断。最早是南诏，后来又碰到蒙古人打进来。那时在长距离野战方面，南宋不是蒙古人的对手，所以当时在四川就兴起筑城，包括我们知道的钓鱼城，都是在南宋时代抗元的过程中兴起的。
我们现在看到依山而建的贵州海龙屯也是这样，也是在南宋抗元的背景下，杨粲他们家的那些领主建成的，屯高海拔1300米，建有九道关口。类似堡垒在抗元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蒙军驰骋天下，却在播州折戟，但是杨家最后还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基本上都投降了，甚至包括钓鱼城最后也投降了。杨氏投降了以后，元朝又继续承认他们，到了明朝延续前制。
进入明朝后，杨氏与中央政权的矛盾开始有所加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明代第一次设立了贵州行省布政司。
在晚明的政治比较恶化、比较复杂的情况下，朝廷就要加强一些控制。而且当时有传闻说蒙古有可能又一次深入到云南的这些地方，然后再向南包抄，就像当年元朝灭南宋那样。
所以当时明朝政府就特别重视西南那一块区域的防务。正好在这个时候贵州的这三大土司之间发生了战争，当时贵州的三大土司：水西安氏、思州田氏和播州杨氏，他们既联姻又互相敌对打来打去。
“平播战争”打了好多年，朝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杨家给消灭了，其中打海龙屯就打了差不多4个月之久，召集了20万正规军，终于把它打下来了，杨应龙自尽。现在我们看到的海龙屯的废墟，其实从那个时代就已经是荒废状态了，至今已经荒废了几百年。
而且到了清代以后，都没有什么人记得那个地方，进入现代以后，这里才被考古工作者重新发现。
中国大约三千家土司，从明代中叶以后在“改土归流”的强势褫夺下式微，逐渐都纳入中央集权秦制模式下了。
（注：本文由游学的音频整理而成，未经作者本人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