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树铮,1939年12月生于苏州,1956年入北大东方语言系,次年转中文系。1958年被打成右派,留校察看。1962年北大中文系毕业,分配至新疆教中学。1979年调回苏州,任教于苏州大学中文系,后任中文系主任。1989年下半年移民美国,居纽约。现为美国纽约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彼岸》杂志总编辑。
苏州博物馆紧挨拙政园,门前车流人潮,声光火爆,嚣尘匝天。上博物馆看看是我此番回国前的“既定方针”。但“看看”的对象并非馆藏珍奇,什么三山石器、良渚黑陶,或者古玉吴钩、宋锦明缎,乃至唐伯虎的画、祝枝山的字;而是想看看“苏州一同志”住过的小屋。他是悬在小屋门梁上自我了断的。
博物馆的小徐领我斜插石板天井循廊檐进左侧小门,往里是博物馆的办公区。一路走去,穿备弄过天井,粉墙灰瓦,深宛曲折。大街上焰腾腾的嘈杂也渐渐沉静而归于寂灭了。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岁月的尘香。又拐了个弯,小徐将我领到一扇门前:“就是这里。”他咿呀推开朱漆暗淡的门,但见一段四米来长的短廊。小屋在短廊左侧,门敞着。一间不足十平米的老旧小屋,粉墙砖地,望砖短椽,横梁立柱在墙上写了个偌大的“干”字。屋里两床一桌,桌子靠北窗,外面是天井,晾着衣物。床上有被,架上有衣,小徐告诉我,“住着两个看夜的小青年。”自然也就不便私闯了。
“他是在哪儿……”我怎么也说不出“吊死”这两个字,说“自缢”、“投缳”、“悬梁”……吧,似乎又太拽文了。好在小徐领会了,他手一指:“就吊死在这门梁上。”
那是八八年五月,那天日高三丈,也不见他从小屋出来。一位女职工顺便给他送报,敲短廊的门,没有动静,“老许老许”喊,没有回应。觉得蹊跷,转到天井,贴著窗一张,天啊,门口直挺挺挂着个人!“作孽,一辈子就这么交代了,没有过过像样的日子,”小徐说。
老许,许君鲸,但多数人并不知道这名字,只知道有个“苏州一同志”。一九五五年,毛泽东亲手编定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中收了一封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欧阳庄写给胡风的信,信上有这么一句:“苏州有一个同志可谈(在市委工作,党员)……”毛泽东在按语中下的御批是:“他们(胡风分子)已经称这人为‘同志’了。”于是无名无姓的“苏州一同志”成了钦犯。苏州各党政机关雷厉风行排队清查,篦子似一篦,篦出了个有名有姓的文弱书生——许君鲸。这一年,他二十七岁。
许君鲸日后在“自传”中交代了他与“胡风分子”的关系:“一九四七年暑期,经由原来文心图书馆的干事欧阳庄认识路翎、阿垄、方然、化铁,和路翎、阿垄见过两次面。解放前和路翎通过一次信,路翎送给我他的黑小说《财主的儿女们》(下册)。解放后又和路翎通过一次信,他送给我本书,名字已经忘了。我和欧阳庄自四七年迄五五年保持通信关系。”所说文心图书馆乃是共产党地下领导的一个点,一九四五年,十七岁的文学青年许君鲸参加了图书馆活动,四七年加入了地下党。入党前为了验证自己日后能否经受考验,这满怀革命热情的年轻人用火烤炙自己的手掌。
一九五六年五月许君鲸被江苏省委十人小组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般分子,留党察看两年处分,清出市委机关,当普通教师。这可算从轻发落,岂料才是开端。两年后,苏州纪委修改复查结论:“许在留党察看期间,并非真正接受改造,特别是在整风运动中散布反动言论,决定取消留党察看处分,将其清除出党,同时经市教育局、公安局决定,行政上给予开除处分,劳教三年。”旋即被遣送苏北滨海农场。
据滨海农场的难友回忆,许君鲸一副知识分子腔,六七十斤的担子搁在肩上就东摇西晃,于是被训斥遭责骂,但骂死也不长进,结果让他每天做抬抬便桶之类的工作。一年多后,许君鲸被解到青海唐克木劳改农场。正是饥荒年代,他吃老鼠,吃蛇,蛇是撕了皮泡在滚热的稀粥汤里吃的。终于农场里食无可食,只有饿死一条路了,于是六一年他又被押回苏州原籍监督劳动。先是在蔬菜农场,后来到天平果园养猪,整整十五年与猪为伍。一九七九年平反,八O年被安置在苏州博物馆,是年“苏州一同志”五十二岁。从五六到八O年,寒来暑往二十五载,四分之一世纪,在他住进博物馆那间老旧小屋时,两鬓已斑,青春已逝,无室无家,零丁一人,有的只是历经折磨而一息尚存的孱弱的身体。
我是在八二年首次见到“苏州一同志”的。有人从南京捎来一包东西让我转交给他,说是不必亲送,许君鲸自会上门来取。当时我就住在博物馆附近,可谓街坊。许君鲸是黄昏上门来的,那是夏天,一身汗衫短裤,架着眼镜,镜框一角缠着胶布,中等个儿,瘦削,风尘蚀刻的脸上依然有几分儒雅之气。他自报是许君鲸,来取南京的东西。我赶紧请他坐,他不坐,用生涩的目光盯着我。我想他大概急着要东西,就忙取出那一包东西交给他,再转身去倒茶,他几乎跟我同时转身——走了。前后不到三分钟,恍若一梦。但我忘不了他盯我的目光,这目光不知怎的总让我想起晁补之《新城游北山记》里的几句话:“有僧布袍蹑履,与之语愕而顾,如麋鹿不可接。”
此后也偶尔会在附近街面上见到他,孤零一人,脚步匆匆,仿佛有一条无形的鞭子在背后驱赶他。那年冬天,有好几次与他在桥堍的烘山芋摊子上不期而遇,我点着头想招呼上去,总被他的“愕而顾”碰了回来。我怀疑他有些病态,对周围的一切怀着一份错愕疑惧,就想避得远远的,总而言之,对这世界存了戒心。
第二年我搬了家,从此再也没有“不期而遇”过。大概又过了近一年,碰到一个博物馆的人,闲聊,我顺便问起老许,对方“啊”一声:“你是说‘苏州一同志’?怎么说呢?”他说了许君鲸的邋遢:很少洗澡,衣服也不常浣洗,一口熬稀饭的锅,今天熬明天熬,难得见他一刷。房间也不知道收拾,桌子总是灰濛濛,可以画字,要是黄梅季节,那就是黄一块绿一块,霉斑点点。但对方临了叹一口气:“也难怪他!”于是又讲了一则老许在劳改农场的事,老许当时只有一条裤子,实在脏得不像样了,就跳到水里,人浸在水里脱下裤子,搓洗一番,再央人晾在岸边树枝上,等有那么六七成干了,再悄悄出水穿上。“十几二十年就这样过日子的,你要他怎么样?作孽啊!”
平反之初,胡风夫人梅志等人就给许君鲸致信问候,一些知名作家也给他签名赠书。这些信札赠书他都藏过一边,不愿示人。这在旁人眼里难免有点迂,跟不上时代潮流。换个能干一点儿的,凭这些关系加上“苏州一同志”只此一家的招牌足可以给自己闹出一片风光来。而许君鲸退缩在博物馆的小屋里,偶尔给报纸写几篇小文章,也不署自己的名。博物馆要分他一套住房他也回绝了:我无室无家,一间栖身小屋就够了。其实他何尝不想有个家?他一本正经地问过博物馆的一位女同事:你说男人喜欢不喜欢女人?女同事说,这是要问你们男人的啊。许君鲸叹息了。一位人品端庄的丧偶女子同情他敬慕他,愿意跟他一起生活,许君鲸也中意。但他还是犹豫了,对女方说:“你已经过一次伤夫之痛,我怕再给你第二次打击。”他担心自己的慢性胃肠炎成了女方的拖累。于是相约,半年为期,身体好转就登记结婚。半年一晃,他回绝了女方。但从此觉得越发孤寂了。一九八五年,不到六十,就提前退休了。
小徐告诉我,许君鲸当时在桌上还留下了一纸遗嘱,寥寥数语:“顽疾缠身,久治不愈,形同废物。今年逾花甲,生活日难自理,活着徒然是社会和亲属的累赘,平添麻烦,还是先走一步吧。许留,一九八八年五月。”边上一行附言:“下面四本期刊是资料室借的,请予归还。”我问小徐:“究竟是什么‘顽疾’?就慢性胃肠炎?” “还有前列腺炎。” “都不是绝症,何至走上绝路!” “就是啊,不知他究竟怎么想的。”
但是我想,在这曾是太平天国忠王府的苏州博物馆的小屋里,守着夜夜孤灯,老许定然一遍又一遍嚼过自己苦涩的一生。终于嚼得连苦涩的味道都没有了,于是也只能吐掉。许君鲸在世之时有人揶揄他是博物馆的活展品,如今投缳而去,真与历代文物为伍了。文物无一不是某一时代的见证,“苏州一同志”也不例外。
在返美的飞机上,我取出几页关于许君鲸的材料来读,其中有张君燕怀念她哥哥许君鲸的文章。我这才知道,许君鲸随母姓,祖籍吴江,从小爱好文学,博览群书,年轻时就写过诗写过文章,还有一位成了革命烈士的堂姑母张应春,至今吴江北厍镇还有张应春的纪念馆和衣冠冢,碑上“呜呼秋石女士纪念之碑”这几个字是于右任题的,张应春崇敬秋瑾,自号秋石。张君燕的文章上还提到许君鲸平反时提了两项要求:恢复党籍和安排工作。恢复党籍后的第一个月就补交党费四十元,占月薪的三分之二。南京的外甥们要舅舅谈谈自己遭受迫害的过去,许君鲸说:“我个人遭受磨难的时候也正是我们的党受干扰走曲折道路的时候。现在党拨正了方向一切都已过去了,再讲有什么意义?”张君燕说:“他从没有流露过怨言。”我想,妹妹是想以此说明哥哥对党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但我却因此而觉得“苏州一同志”的悲剧的分量越发沉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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