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企划】田方萌的人文2025
人文中国的生物起源——优生学、潘光旦、国民性、基因——生物因素如何与文化一同塑造了人类文明，特别是“人文中国”？
【编者按】岁末，我刊向一些顾问与作者们发出邀约，期冀分享他们在2025年的所思所想，提出的问题如下：（1）回顾2025 年，您思考最多的、与“人文”相关的问题是什么？（2）这个问题为何吸引或刺激您持续思考？（3）围绕这一问题，您有什么所见所读或心得，愿与《人文中国》的读者、顾问与作者分享？
所得回复，无一不字句诚挚、启迪人心，足见社群之成色。当这些来自不同维度的思考交汇，产生一种关于责任与品格的共鸣时，久违的澄明感扑面而来，令人倍感振奋。
正如历史所揭示的那样：文艺复兴并非始于洛伦佐·吉贝尔蒂那扇惊艳世界的佛罗伦萨大教堂大门的落成，而是在漫长的中世纪里，无数人自觉的探索与积淀。在春节前后，我们将陆续刊发这一特别企划文章。欢迎你也将这一年的所思所悟化作文字，投递至我们的信箱： humanitieschina@gmail.com
田方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专业博士，研究领域涉及社会思想、国际移民和公共政策问题，著有评论集《可有一线穿今古》。
每个民族的人文传统一定体现了其文化属性，但这种传统的风格并非完全来自文化。文化之外的因素，尤其是生物因素，如何与文化一同塑造了人类文明，特别是“人文中国”？这是我近年来常常思考的问题。
潘光旦先生是民国时期最知名的优生学家，我的思考主要围绕他的学术思想展开。他将自己的学问命名为“人文生物学”，意思是“站在生物学的立脚点来观察文化”。人文生物学传承自19世纪末发轫的优生学，在解释人类文化现象时侧重进化论和遗传学的视角。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潘光旦最早认识到基因与文化的相互作用，通过很多实例分析了人文演化的生物基础。例如，他在分析国民性时指出：“这种（中国的）民族性不能全没有先天的根据，这种根据一部分可以推源到民族所由组合而成的各个种族的原先有的特质，一部分乃是历史期内自然淘汰与文化选择的产物。”
潘光旦还以其人文生物学评析中国经史，尤其是儒家的文化和制度，由此发现了生物学与儒学之间的知识关联。研究潘氏思想的社会学者杨胜荣先生就指出：“潘光旦的探索提出了至今仍需要讨论的问题：达尔文和孔夫子的跨时空对话何以可能？”
近年来我已经完成五篇关于潘光旦的论文，其中一篇发表在2025年年底出版的《清华社会学评论》上。基于对潘氏学术思想的了解，我将研究进一步拓展到两个领域，其一是优生学史。在现代学术史上，没有哪门学科像优生学那样大起大落，它在纳粹德国达到顶峰，也随着法西斯主义垮台而衰落。传统观点认为优生学是充斥种族主义的“伪科学”，随着近年来各国优生学史的推进，人们逐渐意识到优生学的复杂面相。
通过阅读优生学的历史研究文献，我在过去一年反思了优生学在历史上的功过，意识到它的罪过主要不在与种族主义的牵连，而在于将社会理想置于个人权利之上。西方世界也过度“惩罚”和污名化了优生学，致使它的学术遗产人类生物学不能与当代社会科学充分结合。我将这些想法写入《优生学的罪与罚》一文，已经投给了国内一份人文刊物。
与此同时，海外一家出版社组织编写了一本关于晚清中国民族主义的论文集，主编邀请我撰写了其中一章。这一章概要地梳理了清末到民国时期中国知识人关于“种族”的代表性言说，以及为了“保种”而提出的“优生”思想及其传播活动。相比于欧美声势浩大的优生运动，潘光旦推广优生学的努力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我在文中将主要原因归结于当时中国的弱国家能力与左翼社会思潮对优生学的批判。
我拓展的第二个研究领域是生物社会范式（biosocial paradigm）。当代行为遗传学等学科的研究支持了人文生物学的主旨，即包括文化创新在内的人类行为源于遗传与环境的共同作用。基因组学和脑成像技术也提供了大量实证证据，显示生物因素对个体行为的重要性不亚于环境因素。
作为一种整合生物学、心理学与社会学的跨学科范式，生物社会理论试图阐明基因、神经机制及生理因素与环境条件的复杂交互作用。在为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授课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这个专业可以吸收生物社会范式的视角，基于相关理论的干预活动有助于更高效地识别高风险人群，并通过神经影像等手段提高干预的针对性和科学性。在2025年举办的一次全国社会工作会议上，我首次与社工领域的学者分享了这一观点。
智力的测量及其决定因素是生物社会范式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潘光旦在民国年间就指出八股文的考试方法类似智力测验，科举考试的成功者也拥有由遗传而来的较高智力水平。我由是想到，当代的智力理论可以从一种新颖的学术角度解释科举表现，包括个体差异和群体差异。
1905年清廷废止科举，到2025年整整120周年。去年9月2日，“科举学”年会在浙江大学召开，我在会上的发言指出，21世纪的科举学应当结合心理学和生物学，尤其是行为遗传学理论，而不应只强调“家风”等文化经济因素。我很怀疑自己能说服多少科举研究者，但还是很高兴在潘光旦从遗传角度解释科举数十年后，我又往前推进了一小步。
除了将生物社会理论应用于现实和历史，我还据此反思了总体偏向“环境论”的社会学主流范式。2025年年初，以美国社会学期刊《理论与社会》（Theory and Society）的编辑部“换帅”事件为切入点，我在《新京报-书评周刊》上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指出这一事件表明社会学界出现了“生物学转向”的迹象。该刊两位新任主编都不满于社会学的现状，主张社会理论的生物学化（biologizing）。
2025年恰逢意大利人文学者维柯的名著《新科学》发表300周年。我借助这个时机思考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异同，当年七月在《新京报-书评周刊》上发表了一篇六千多字的长文。维柯认为人们能够以直观的方式理解自身行为，由此产生的人文知识不同于通过外在观察得到的自然科学知识。
维科的洞见烛照了韦伯等社会学家的学术研究路径，对社会科学后来的发展影响深远。我在文中补充到，人类也可以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自身，尤其借助生物社会范式，这是维柯忽略的部分。在2025年夏季中国社会学年会的“社会研究方法”分论坛上，我向同行们讲述了这些观点，感谢他们平静地听完了我的发言。
与师友们交流也是我在2025年学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独立学者David Sun在本年度发表了他提出的“北极理论”。他发现极地因纽特人的心理特征高度类似东亚人，并论证了这一相似性缘于两者共同的祖先。他们在大冰期经历了自然选择的严酷压力，经由基因与文化的协同演化塑造了东亚人的心理特性。北极理论呼应了潘光旦早年对中国国民性的分析，恰巧David今年秋季来中国旅居，我先后与他见面交流了三次。
此外，我还与覃俐俐老师、胡琨博士和王明睿博士交流过优生学的历史问题，与罗力群老师探讨过潘光旦的学术理路，还与范昀兄、维舟兄、梁捷兄、盛智明兄等同辈学人畅聊过人文社科领域诸种有趣的话题。
我在蛇年取得了一点成绩，希望种下的种子在马年能够开花，甚至结果。最近看到郑也夫老师撰写的一幅春联：“大泽蛇退隐，中原马嘶鸣。”横批是“天演年轮”。这里谨借此联向“人文中国”的读者朋友们贺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