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企划】张适之的人文2025
东京出版人谈海外华人文化从业者的“位置意识”
【编者按】岁末，我刊向顾问与作者们发出邀约，期冀分享他们在2025年的所思所想，提出的问题如下：（1）回顾2025 年，您思考最多的、与“人文”相关的问题是什么？（2）这个问题为何吸引或刺激您持续思考？（3）围绕这一问题，您有什么所见所读或心得，愿与《人文中国》的读者、顾问与作者分享？
所得回复，无一不字句诚挚、启迪人心，足见社群之成色。当这些来自不同维度的思考交汇，产生一种关于责任与品格的共鸣时，久违的澄明感扑面而来，令人倍感振奋。
正如历史所揭示的那样：文艺复兴并非始于洛伦佐·吉贝尔蒂那扇惊艳世界的佛罗伦萨大教堂大门的落成，而是在漫长的中世纪里，无数人自觉的探索与积淀。在春节前后，我们将陆续刊发这一特别企划文章。欢迎你也将这一年的所思所悟化作文字，投递至我们的信箱： humanitieschina@gmail.com
分享者：张适之，东京出版机构“読道社”创始人、总编辑。“为简体中文阅读留存一些有价值的文本”。
人文中国：2025 年您思考最多的、与“人文”相关的问题是什么？
张适之：海外华人文化从业者的“位置意识”。
人文中国：这个问题为何吸引或刺激您持续思考？
张适之：2025年12月20日和21日，“真的故事节”在东京SHIBAURA HOUSE举行。两天的会期，40位来自全球的话语创作者，15场深度对话，加上十几场fireside chat和工作坊，密集的信息涌来。
其中一场来自两岸出版人、题为《华语非虚构创作的全球位置：出版的视角》 的对谈，让我深思。来自台湾的出版人庄瑞琳反思自己的出版职业生涯发现：在台湾做出版，一入行就是做版权书，本身就处全球化的位置里面，但是，发现这种“全球化”其实是“漂浮的”。所以追问自己：还需要一个“在地”的位置吗？缘于这种追问，她创办了“春山出版”，开始做原创。在地性+全球视野，才是自己真正的位置。而来自大陆的两位出版人，会说因为在各种“不被允许”的环境里，所以努力寻找一个位置，这个“缝隙”里头，其实还有很多可作为的空间。似乎，在“窄窄的空间”闪转腾挪，知道有大量的空间不能去，反而有强烈的“位置感”。
移居到东京的这些文化从业者，似乎一直都是在寻找、确认的过程。东京的几家中文书店，从“单向街”到“局外人”再到“no where（飞地）”，名称就能看出大家对“位置”的意识和思考。是单向、双向还是多向？是局外人还是局内人？是no where还是now here？包括“读道”，其实也有通过“阅读之道”达到“寻找答案”的意思在里面。在非华语环境里头，做华语图书出版（特别是简体中文图书出版），我们“読道社”的位置又在哪里？这恐怕是我们在日常工作中经常会思考的问题。
人文中国：围绕这一问题，您有什么所见所读或心得，愿与《人文中国》的读者、顾问与作者分享？
张适之：这种对于“位置意识”的思考非常有意思：因为在东京做简体中文出版，这件事情似乎“一出生”就具备了“国际性”：它既不是在大陆简体中文的环境里，没有“事先审查机制”；又不在繁体中文的环境里，没有“正体字”的“正统和正义”，它是base在东京的一个“新物种”，它处于摸索阶段，暂时无法被定义，甚至无法被描述。这样的一个“新物种”，是在东京近两三年文化土壤、文化生态的变化中自然“长出来”的一个小苗。疫情前后，移居到东京的华人逐渐增多，大学的中文讲座逐渐多起来，三家中文书店依次开张，各种相关的作者交流会、演讲、读书会……陆续开展，由此“应运而生”的一家小出版社。由于它诞生的时机和地点，所以会不时地横向和纵向比较，寻找自身的“坐标”：有人会把目光投向一百二十年的清末，和那个时候的“在东京重造中国”相呼应，也有人会说，继台湾去中国化、香港“沦陷”之后，东京是新的“第四地”。
对于我们这家小的出版社而言，其实本没有思考和“位置”相关的问题。只是出来以后，在自由出版的环境里，想出版一些自己真正想出的书而已。做简体中文图书的出版，更多像是一种“策略选择”：大陆的简体中文出版因为有各种束缚，很多好书无法出版，这一块儿作者有需求；繁体版市场，那些前辈已经在自由的环境里经营了几十年，我们作为后来者，进入门槛已经非常高了。所以，选择在大陆之外做简体，反而是一种“空白地带”。加之“简体中文”被污名化严重，于是从“重建”的角度入手，反而具备了做事情最初的“势能”。回头看看这种从商业角度的“定位”，其实也何尝不是在寻找一个位置？
经历过两年的摸索，与中国大陆相比较而言，似乎走出了一段距离，不时有机会“回望”，同时，在东京和来自全球的出版人自由交流之后，会发现“回望”和“比较”给了自己一个思考的契机，让自己的“位置意识”更加清晰起来。对比台湾出版人一入行即在“全球化之中”，经历十数年之后反思“在地化”；大陆的出版人是浑身戴着镣铐在“融入世界”，这个过程痛苦不堪（全球同步出版的几乎不可能、版权书的各种受限制等等）；那么散布在全球各地的中文出版人，又如何面对“得到天空（自由）、失去大地（市场）”这个“坚硬的现实”呢？我们看到北美的同行们做了很多努力和探索，但是囿于现实状况，大部分都在做“按需印刷”和数字出版，以减少库存和风险，当出版的“难度降低”，人人皆可出版的时候，反而很难建立一个品牌市场。所以，读道社选择了一条“笨重又笨拙”的路，坚持做传统批量印刷，跟作者签首印量，给自己加了非常大的“压力”，试图在这种市场压力之下探索出一条艰难的生存之路来。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走“少有人走的路”的“位置自觉”？可喜的是，由于日本在纸质印刷物方面的基础设施完备，又有几家出版社在“入场”，做不同产品线方向的尝试，我期待他们有更好的发展。
人们常说，移民的知识人是“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在天空自由翱翔的时间长了，很多人都失去了方向和位置感，轻飘飘似乎无从着落。反而是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因为“目标明确”和“空间狭窄”，更能秉持一个知识人的良心和品行。那么，这就给至少肉身已经“获得自由”的知识人一个长久的命题：当一个人“自由”以后，其实有无数种选择摆在面前，只要不违法，每一种活法都是被允许的。这个时候，一部分人反而有“失重感”，无所适从。经常看到一些人，“自由地”骂人，“自由地”造谣，让人对中文阅读环境有越来越多的偏见和指责，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所以，在全球自由的无限可能中，寻找一个“有限的支点”，更多的海外华人文化从业者共同构建一个“座标”，这或许是我们需要长久思考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