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发布】《人文中国》2026夏季刊（总第十四期）免费全文阅读
《人文中国》读者钧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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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人文中国》所收文章，题材宽，时间跨度也大。若从目录看，有人工智能、精神分析、改革年代回望、现代政治观念、上古文明、文字书法、鲁迅研究、民间艺术、围棋、个人记忆……没有统一主题。有几篇文章尤其值得读者留意。
《人文中国》顾问、瑞典汉学家罗多弼先生投来的《中国改革知识界的一位重要人物辞世——纪念刘再复教授》，放在“昔我往矣”一栏中。罗多弼与中国学界长期往来，他所纪念的刘再复先生，是八十年代中国文学与思想界的重要人物。刘再复曾经从文学批评进入更广泛的人文主义思考，强调个人、精神生活和人的尊严。这篇文章从一次访问、一段交往、一个时代的气氛写起。由一位海外汉学家怀念刘再复，距离感反而使悼念显得清醒。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重读刘再复，也是在重温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曾经展开过的某些问题：文学如何面对人，知识人如何面对时代，个人价值如何在强大的历史叙事中被重新申明。
经济学家张曙光的《现代政治观念与现代政治实践——读任剑涛〈混搭的承诺——现代政治观念史40讲〉》，是一篇读书文章，围绕任剑涛近四十万字著作展开，讨论从十四世纪到当代的政治观念演变。任剑涛此书以数百年现代政治观念史为对象，张曙光则从政治观念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入手，讨论现代政治思想如何在历史中形成、竞争、修正和变形。张文的价值，在于它始终关心这些观念进入实践之后的形态。本期将此文收入“仁者能仁”，也与同栏中金雁、秦晖等师的文章形成了一种不刻意的呼应。目录与正文显示。
哲学家李安泽的《“古之三易”与华夏文明起源》是本期中篇幅和问题都较重的一篇。作者从《归藏易》《连山易》《周易》入手，试图把“古之三易”放回华夏文明起源的长时段中理解。此文不满足于在经学内部谈《易》，而是连接古代典籍、神话传说、考古发现、比较文化与哲学研究，追问《易》如何参与早期中国文明形态的形成。它要求读者暂时离开单一学科的习惯，重新思考典籍、神话与考古之间可能存在的互证关系。
朱清时先生的《人的灵魂是什么？身后它在哪里？》提出的是一个最古老、也最容易被轻率处理的问题。朱清时是科学家，他在文中从现代科学角度讨论“灵魂”这一概念，涉及罗杰·彭罗斯、斯图尔特·哈梅罗夫的微管假说以及量子信息等内容。无论读者是否同意其中的推论，这篇文章都体现了一种努力：不把终极问题简单简单交给宗教，也不因科学立场而回避人的深层困惑。灵魂是什么，死亡之后是否仍有某种信息形态存在，这些问题未必能获得定论，但它们仍然构成人类思想中不可回避的一部分。
诗人和文学学者向以鲜的《匠人或洞天》从《元祐党籍碑》写起。向以鲜长期写作历史、神话与文化随笔，这篇文章的入口是一件具体而沉重的史事：崇宁元年《元祐党籍碑》的刻立。旧党、新党，变法与反变法，徽宗、蔡京、司马光、苏轼、黄庭坚，这些人物和事件当然属于政治史。但向文有意思的地方，是从碑刻、书写和匠人命运进入历史细部。历史不只是制度与人物，也包括那些被命令刻下文字的人，那些在权力意志中留下手痕的人。
刘正成《气候变化：文字和书法起源与远古文明转折点（下）——从符号、初文、合文到甲骨文》，是其上期文章的续篇。刘正成是书法家、书法史研究者，此文把书法和文字起源放入远古气候变化与文明转折的背景中考察。文章从4.2ka气候事件谈起，涉及大洪水、干冷期、良渚文明、二里头、稻作文明与粟作文明转换、大禹治水以及仓颉造字等问题。这样处理文字与书法，并非只谈字体演变，而是把文字看作文明组织能力的一部分。文字的成熟，可能与灾变之后的治理、祭祀、沟通和行政需要有关。该文提要中明确提出，公元前4200至前2000年间的气候突变影响远古文明格局，并将仓颉造字、初文、合文到甲骨文成熟放在这一背景下理解。
本刊主编、诗人渐离的《回乡偶书》是一组短诗。与本期若干长文相比，它显得节制、峻切。他的诗素来有很强的建筑感，光、沙滩、孩子、鲨鱼、音响、暴君、婴儿等意象在时空中自由结构，让思想之射线从一个个小动机出发，在无垠背景中不断折射、反射，形成整体的文学形态。
文学教授李怡《鲁迅对佛家文化的接受》是一篇鲁迅研究文章。李怡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此文重在辨析鲁迅与佛家文化之间的关系。鲁迅常被放在启蒙、批判、反传统等框架中理解，但他的精神资源并不单一。李文指出，鲁迅对佛家文化的接受并不限于北京时期，也不止于1914年前后，而是贯穿其一生；其范围也不仅是佛经知识，还包括佛教艺术、抄经、参拜、布施和亲近善知识等方面。这样的辨析，使鲁迅形象不至于被简化，非常值得一读
学者赵晓铃《卢作孚先生为什么归来》讨论的是一个长期被反复议论的历史选择：1950年卢作孚为什么从香港回到大陆。赵晓铃没有把问题简单归结为个人判断，而是从民生公司的制度结构、股东责任、职业经理人伦理和当时的历史任务展开。卢作孚不是单独行动的个人，他背后有公司、股东、员工、船队和战后交通体系。理解“归来”，首先要理解他作为民生公司职业经理人的职责。正文开头即指出，网上以“认知”等词解释卢作孚归来，是对其职业经理人角色和职责缺乏了解，并交代其1950年北上与民生公司公私合营问题有关。
瑞典翻译家傅正明的《藏凤头 出新意——新创藏头诗与人文化成》谈的是古典诗体在当代的再生。傅正明是诗人、学者，也长期从事中英文写作与翻译。文章从“凤头、猪肚、豹尾”谈起，进而讨论藏头诗、英文离合诗、书法和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藏头诗容易被看作文字游戏，但傅文试图把它重新放入诗词、书法和人文化成的脉络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只谈中文藏头诗，也谈英文藏头诗的可能性。正文中说明，作者新创藏头诗多以书法常用古典成语格言、诗词名句或英文名言为“凤头”，并已创作一百零八篇，其中包括英文自译。
剧评家张兰阁关于二人转的系列文字，可视为本期民间文化部分的重要内容。本期内容中，张兰阁三篇文章连续排列于“龙虫并雕”栏目。张兰阁长期关注东北地方戏曲与民间演艺，本期几篇文章分别谈“二人转：从远古走来的伏羲女娲”“《大西厢》与关东成人礼”“卑贱化：二人转的演艺策略”。二人转常被外部目光简单地看作热闹、粗俗、娱乐，但张兰阁所做的是向内拆解其文化层次：神话遗存、地方礼俗、成人仪式、演艺策略和民间审美如何在这种艺术中结合。这样的文章提醒我们，所谓民间艺术并不低于书面传统，它只是保存文化的方式不同。
前国家天文台二部的客座教授杨震宇的《三星堆“一醒惊天下”改写自然科学史讫始点》从三星堆文明出发，提出关于自然科学史开端的看法。杨震宇的文章带有较强的个人论证色彩，涉及“三星堆”“易·极”图语以及人类对自然系统认识的早期形态。三星堆每一次发掘，都会带来新的解释冲动。这篇文章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常规考古介绍的阅读路径。正文开篇即把现代自然科学史叙述与三星堆材料联系起来，并称相关图语可能将人类对大自然系统认识的时间推至更早。
金雁的《在一个不幸的社会里，敢于抗衡权力的人不可能是幸福的》收入“仁者能仁”。金雁是东欧、俄罗斯和苏联问题研究者，她的文章通常具有清晰的制度史和思想史背景。此文从斯大林模式、个性驯服、反叛者处境等问题谈起。题目本身已经具有判断力，正文开篇即谈“泯灭个性和差异”与斯大林模式国家对个人的改造和驯服，正文则围绕权力如何对待个体差异、社会如何容纳或排斥抗衡者展开。对于熟悉金雁写作的读者来说，这篇文章延续了她对极权体制、知识人命运和社会心理的长期关注。尚涛《永不让棋》则换了一种语气。尚涛是艺术家，此文从围棋写起，写北京棋社、朋友、酒桌，也写到他早年自愿去西藏工作的经历。文章题目“永不让棋”并不只是棋品，也是一种性格。与宏大议题相比，这类文章保留的是人物身上的气息：争胜、不服、豪爽、记忆，以及一代人生活中的某些硬处。正文开头写2002年夏日北京东华棋社的一次对局，人物出场带有很强的现场感。
俳句诗人、媒体人吴世平的《最后的一个大侠，可以称活文物的中国人》写的是另一类人物。吴世平从中国游侠传统说起，谈到郭解之后“史书再无游侠传”，再写当代生活中一位被称为“最后一个游侠”“活着的文物”的人。侠义一词今天容易被浪漫化，也容易被讥为旧梦；但重义轻利、勇于任事、不畏强权，确曾构成中国人精神想象中的一部分。吴文的可读之处，也许就在于它不是抽象谈侠，而是从一个具体人物写起。正文开篇从战国至西汉游侠传统谈起，说明侠客作为精神境界和文人想象仍留存在文本中。
除上述文章外，本期“形而上下”收入费璟昊谈智能体时代，尹立、周莹谈精神分析与东方智慧，桑新民、余中、李曙华论生成式人工智能科学范式，黄金、熊卫民回顾“向科学进军”活动及其式微；“昔我往矣”中还有翟新华、陈徒手、陈丕显、于正洪、张鸣、葛兆光等文章；“尘黯貂裘”中鸿路、吴正、符维健、郑单衣、郑笑枫、姜汤等，则保存了更多个人记忆和历史旧事。它们构成本期丰富的侧面。
文章之间有的重在史料，有的重在议论，有的近于随笔，有的保存诗意和人物声口。读者翻阅时不必按某种预设路径进入。希望您享受阅读《人文中国》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