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 ｜ 七十年代江青交办北京的二三件事
关于北海公园，颐和园的鱼，罗马尼亚种子，江青裙……
见《人文中国》2023年秋季刊（总第3期）
一
在现存的北京市官方档案中，可在对外开放的目录中直接搜索到有关江青的档案卷号，约有六七份文件名涉及到江青。在以往的宣传材料中，我们更多看到江青霸道、极左、甚至神经质的一面，现在在新发现的官方文件中，又可以看到江青另外的一种工作状态，这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政坛氛围又有某种关联。
较早的一份文件是1969年6月25日北京市革委会致中央文革的公函，是格式比较正规的铅印件，内容如下：“近来河南、辽宁、山西、江苏、天津等省市的文艺单位，持省市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联系到样板团学习革命样板戏。我们考虑样板团抓革命促生产任务很重，又不了解样板团具体的工作安排，所以都没有介绍他们去样板团。除了对来访客人安排了住宿外，有的则协助他们去剧场买票看了革命样板戏。这样处理是否妥当，请指示。”这是市革委会为繁忙的北京样板团出面阻拦各地的“学习请求”，只是巧妙地安排外地来访者住宿和看戏，但又担心这样的举措不当，招来无端的批评，想在中央文革、江青处有个备案。
这份上报的文件先送达江青处，6月28日她在公函的抬头部分做了铅笔批示：“拟同意，请恩来、伯达、康生、文元、永胜同志批示。”江青的字迹有力，字面格局张扬，酷似毛泽东书法的风格。文件开始在各处呈送，所列的中央领导都在自己的名字上划圈，最后这份文件退回到北京市党政第一把手谢富治的手中，完成这一轮报送事宜。
此份文件的流程形成于1969年6月底，正是中央文革与政治局合署的碰头会的活跃时期，日常政治事务均需靠这些具名领导来一一会商签字。此次由江青领头签署意见，也是她那几年负责样板戏的特殊身份所致。
1970年，“五一九工程”北京分指挥部确定北海、景山公园作为工程的施工基地。从1971年2月起，北海和景山公园停止对外开放，闭门时间长达数年，公园内部只是承接了中央首长来园休息的任务。据北海公园的一份资料显示，仅是1975年一年，北海公园就接待中央首长370人次。
1972年10月18日下午四点三十分，江青在杨秘书的陪同下，乘车从北海公园东门入园游览，直接坐车到达九龙壁前，公园革委会负责人马文贵在一旁介绍。看到九龙壁东侧的天王殿内有楠木质和琉璃阁，江青说：“这样好的地方，应让群众参观游览。”走入快雪堂和静心斋，欣赏了快雪堂里珍藏的书法珍品“快雪时晴帖”，对静心斋“园中之园”的园林艺术多有赞誉之意，她忍不住又说道：“这样好的地方都关闭，不让群众参观，表示遗憾。”
在时间不长的游览里，江青两次提到“这样好的地方”应该让群众参观，老资格的公园负责人马文贵当即询问跟随江青的杨秘书，能否向有关方面转告中央首长（江青）的意见，杨秘书说：“此事可告北京市委，吴德同志是中央文化小组组长，问题就解决了。”马文贵根据这个建议，即向市委相关部门人士作了口头汇报，请其转告市委第一把手吴德，并写出一份内容更为详细的《中央首长来园游览情况的报告》，上递到市公用局革命领导小组。
市公用局和吴德知晓了江青的意见，但他们也明白封闭北海公园是中央高层的决定，是要根据“五一九工程”的施工进度和后续安排来确定重新开放时间的，光是市公用局、市委一级是无法做出相关决定的。实际上，到了1978年3月1日才正式宣布北海公园对外开放，事隔七年之后普通游客才能踏进公园一步。
二
1974年7月上旬，江青做出指示，让北京市园林单位组织观看《北貂南养》《水上庄稼》《酸枣接大枣》《家鱼人工孵化》四部新近完成的纪录片。7月27日，市委领导吴德让市园林局和几家大公园的八位负责人统一观看这几部片子，观影后先举办一个简单的讨论会，让大家谈了初步的观感。
8月2日，以市园林局的名义向江青写了一封汇报信，汇集了大家观看影片后的具体感受，首先表达了对中央领导关怀的感激之情：“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江青同志指示专门给我们放映这几部影片，是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园林工作的极大关怀，大家看了以后受到很大教育和启发。园林结合生产，是社会主义园林事业的重要方针，是反修防修、造福子孙后代的措施，是一项充满生命力、大有可为的工作。”汇报信中还列举了北京园林十几年来的一些成绩: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北京市园林职工在各公园绿地中种植了一些果树，近几年水果的产量是逐年增加，1973年达到280万斤，今年预计可超过300万斤；公园水面养鱼去年捕捞20万斤，今年预计可达22万斤。种莲藕问题，几年来在颐和园、紫竹院、陶然亭等地发展了50余亩。待明年团城湖引水工程完成，昆明湖水位涨落问题解决后，还可以扩大种莲藕面积。动物园养水貂50只，年底预计可发展到200只，另外，一些结合生产的途径还在逐步试验摸索中。
汇报信很快就涉及到主题，这也是江青所迫切需要知道的情况和达到的工作效果：“这次看了这几部影片，我们深深感到，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公园绿地的陆地和水面还远远没有充分利用起来，结合生产的范围还很窄。已经开展的生产项目，如果树、养鱼等管理水平还很低，公园绿地中现有的一些经济植物和动物的副产品也没有很好地组织收集利用。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在这方面认识上差距很大，领导很不得力，停留在一般号召而具体领导少，没有认真依靠群众。”这里谈到了差距和原因，说到了公园陆地、水面没有充分利用，生产项目的管理水平很低，可能这恰恰是江青关心和督促之处。
汇报信还引述了周恩来最新的一个指示，专门说到公园植树的问题：“种树要与环境保护结合，公园种树林多样化，要常绿树和落叶树相结合，作到冬夏都有绿树。”园林局由此表态，大家讨论中认为今后要搞好园林结合生产，必须在“结合”上多下功夫，园林结合生产的路子很宽，木材、果品、可作粮油原料的果实种籽、药用植物、芳香植物、以及纤维、化工等工业原料，河湖可以经营各种水生植物和水生动物，动物园可以结合展览饲养一些有经济价值的动物。
与会者一致认为，在中央领导的指示之下，今后必须把园林结合生产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有系统、有计划地抓紧抓好，认真依靠群众，发挥群众智慧，结合环境保护、游人活动、市容园容等方面的要求，因地制宜开辟多种结合生产的途径，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对于现有的果树、养鱼、栽培莲藕等工作一定要搞得更好一些，对其它还没有经验的生产项目要定出计划，积极进行试验。
这种带有积极态度的汇报内容，都是当年上下级报告中所常有的“政治正确”情绪，抓住领导所期望的一点而深化开去，全方位地满足领导所在意的意图。市园林局的汇报信最后表态称，通过批林批孔，广大职工群众和各级领导的路线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当前贯彻落实中央二十一号文件，革命和生产形势都很好。只要坚持正确方向，真正依靠群众，把这项工作一直抓下去，就能够获得较大成绩，使园林绿化能够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
这就是中国式曲终奏雅的报告效果，是“文革”期间最为标准化的典型汇报格式，政治台面和业务层面的东西结合紧密，既说到了成绩，又点到了不足和问题，结尾往往有高调的尾巴甩出。
三
实际上，1974年7月27日的影后谈并不是始终贯穿了乐观的情绪，与会者还是有不少疑惑和不安，在给江青的正式报告中对这方面的“负面”内容自然有所隐瞒。
7月28日，市园林局快速整理出一份内部的《讨论会纪要》，详细记录了与会者的真实发言情况。大家首先表示，没想到江青、吴德同志叫看这几个电影，感想很多，这是领导同志对我们的关怀。颐和园管理处的孙文起表态说，看了影片很受教育，也很惭愧，因为颐和园水面近三千多亩，这么大的水面没利用好，现在什么也没搞好。他说，“昆明湖水面这样大，即没生产价值，也没观赏价值。主要由于一方面领导外行，另一方面是没有依靠群众，回去好好研究一下。”他坦承，养鱼和游园矛盾大，过去倒大粪，水污染严重，不能游泳，大湖要养鱼，但不能把水搞坏。大湖养鱼也要考虑水质不能太肥，以免影响游览，影响卫生。
孙文起说到自己的难处：“颐和园的三千三百亩水面去年打鱼七万斤，今年只打了六万斤鱼，大小湖里的鱼都少了。”其实这就是受困于公园的游园性质与养鱼的冲突，养鱼容易给水面造成污染。园林局领导田路在一旁说，杭州西湖的经验是只要一亩水面超过80斤鱼，水就有味了。
有一次周恩来到颐和园，问陪同的孙文起：“荷花为什么养不好？”知道因水位不稳定造成之后，总理说要解决水位不稳的问题，但多方努力之下，还是解决不易，连谐趣园的荷花也没养好。江青还提过养蟹问题，但公园一直没搞成功。王震曾几次建议公园要养非洲鲫鱼，也是受制于水温问题，处于试验的阶段。提起这些领导托付的事情，孙文起在会上连连叹息说，花没养好，鱼也没养好。
到会的园林局王俟回忆说，周总理早在1958年就说过“荷花全身是宝”。王俟称，因为荷叶用处很大，本身是药材，荷花的蕊、莲子、莲心、莲蓬壳，也都是药材。但现在公园无人力采集，园林局曾经研究过是否都让给附近公社负责处理，就地取材。园林局李嘉乐心有戚戚，在旁边感慨说一句：“现在各公园荷花只能观赏，生产没解决”。
动物园管理处负责人倪竖发对《北貂南养》一片感触尤深，认为看后受教育很大，因为容易联想到动物园养水貂的路子对不对的问题。他说：“过去这方面也不清楚，现在繁殖了一百五十多只，还可以繁殖，可养五六百只，一张皮七八十元，可吃下脚料，还可以展出，还可养艾虎，四五个人养就可以。”园林局领导丁洪插话说：“动物园养水貂，水貂现达到二百多只，但这花的力量太大，用人太多，动物园首先还是搞好展览。”这也看出，在动物园养水貂，如果纯粹是生产性质的，而且数量日益增大，会影响本身的展示工作，领导层中对此还是有不同意见的。
倪竖发对动物园今后的发展路径颇有困惑，发言中语义时常反复，交织诸多矛盾：“园林结合生产大有作为，水面可养鱼，种荷。现在也是没利用起来。喂动物也可以。陆地有很多空的，没有多少常绿树，冬天很难看，种核桃、柿子也可以。”园林局领导刘文伯含糊地回应说：“现在只看到果树、养鱼，也算坚持了。林里可以种大豆。有很多自生自灭，如黄花菜、红椒等，现在木材没利用好。”
马文贵是从事二十多年园林工作的北海公园老主任，当时北海公园还兼管景山公园。她说，在公园二十多年也没看出名堂来，看了纪录片很受教育，过去在修正主义路线的领导下，主要搞吃喝玩乐，以园养园，抓钱。“北海养鱼，去年打了五万斤，景山种了些核桃，我们还觉得不差，现在看还差的多，没有充分挖掘潜力，多方面结合生产。”她强调，要充分利用物质资源为国家贡献，过去也有各种植物，但没充分发挥作用。应从绿化植物中选择有经济价值的，但又不能单纯考虑经济价值，既绿化、美化，又有经济收益，既药用，又要芳香，既好看，又实惠。北海水面五百亩，后海三百亩，要充分养鱼，北海可养珍珠、养荷。
马文贵说，北京能种的药材就有200多种，有些树臭，可以放蚕。过去光考虑果树，应多样化，公园总不是农场，也不能都种果树，北海准备种环境保护植物，景山搞药用植物。她也承认，好多人还认识不到这个问题，目前有阻力，我们搞中草药，有的人不收购。
丁洪作为园林局的领导，最后出面作了一番表态，他说：“吴德同志根据中央首长指示，让我们看了电影，这是中央首长对我们的关怀和鼓舞。在这方面我们也有些成绩，去年有280万斤水果、20万斤鱼，这是中央领导指示的结果。”他指出，与中央领导的要求，差距很大，园林局领导一般号召多，具体组织少，水面、陆地都没有充分利用。他说，既有经济价值、又有观赏价值的植物还是大有可为的，为国家多作贡献，需要很好抓一抓，办法还是要走群众路线，可找一些工人同志研究，局的机构中也要有人专管这个事。
丁洪也承认，“目前园林单位劳动力缺乏，职工年纪偏大，这也是客观存在的困难条件，现在也要防止大手大脚”。江青让人指定看四部有关生产的纪录片，表达了让北京市级公园种树养鱼养貂之意。她的一个举动，看似简单、随意，却勾起园林单位的层层涟漪，怎么让公园多办有经济效益、为国谋利的事情，又得考虑到公园游园的实际情形和操作能力，确实也颇费周折，为难许久。
四
1975年初春，北京市委农林组负责人刘跃民收到以江青名义转来的两包葵花种子，标明为油用向日葵品种，分别来自两个友好国家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种子有一斤重，罗马尼亚种子则只有半斤。江青示意，在秋后收获时要写个报告。
刘跃民当即向市委负责人吴德、市革委会财贸组负责人王磊汇报此事，为不误农时，要把种子及时下发公社。具体承办单位为市农业科学院作物组，找了郊区土壤最为理想的两个地方，开始专门专人试种工作。
一斤重的阿尔巴尼亚种子计划撒在红星公社良种场，主事者为了取得经验，适应京郊三种三收油粮间作的种植方式，分春播和麦茬两期试种。市农业科学院作物组在1975年12月《试种小结》中，详细记录此次春播的全过程：“3月21日春播，面积1.24亩，用种半斤，行株距80乘于60厘米，因早春，气温低，出苗较慢，4月上中旬陆续出苗，4月底定苗，5月上旬现蕾后，于5月17日至18日，每亩施用氯化铵20斤，氯化钾12斤，和鸡粪500斤，接着于5月21日浇大水，水后于5月25日和6月1日各中耕一次，6月初开始开花，在开花期间进行三次人工授粉，6月20日培土，结合培土又施氯化钾12斤，6月底壮粒肢又浇一次水。7月中旬成熟，亩产357斤。生育期120天。”
麦茬试种则分两次播种，第一次于6月24日播种，面积十一亩。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试验有意减少施肥量，加大了种植密度，行株距70乘于50厘米。在整个生长时期，只在8月中旬现蕾时追施氯化铵、氯化钾各十五斤，浇水一次，中耕两次，8月下旬培土，也未进行人工授粉。不让大量施肥，减少田间培植，看看外来种子在中国严苛条件下的生存情况。结果经过生育期89天后，9月20日收获，亩产达到244.7斤。
第二次于7月11日及时播种，撒下春播新收获的种子和原剩余的种子，面积零点三十三亩。因新收获的种子有一定休眠期，开始出苗不好，进行了补苗和两次中耕，8月25日施氯化铵和氯化钾各十斤，施肥后浇水。10月6日成熟收获，生育期87天，折合亩产212斤。
约半斤重的罗马尼亚种子被安排种在已故著名劳模王国福所在的大兴县大白楼大队，当时已是全国知名的政治性生产大队，菜地肥力也较好。市农科院作物所也同样作了详细的记载：“4月2日播种，行株距60乘于60厘米，面积1.14亩，于4月中旬出全苗，每亩1800多株。4月23日施肥浇水并进行了中耕。5月初完苗，5月中下旬陆续现蕾，及时施用了鸡粪加草木灰及人粪尿，浇一小水。因施肥较大，曾发生灼伤叶片的现象，又采取大水浇灌，促进了株植生长发育，开花后进行人工授粉。整个生育期进行中耕三次，6月中旬培土，7月24日收获，亩产307斤，生育期110天。”
经过一年费心费力的试种，市农科院作物所做出专业的品种签定，认为这两个品种完全可以在京郊安家落户，可以春播，但更可取的是做为第三茬来种植，如果在6月30日前播种，就不影响种秋分麦。同时，两个品种都是含油率高的品种，为发展京郊的油料生产提供了来源。但也存在种子不纯，种粒较小，收购价格较低，生产队不愿意种等问题。
市委农林组由此向市委报告试种情况，并“拟向江青同志报一下”，上报突出的要点是今年这两个品种收获近千斤，收成比较好，可以在京郊广泛推广种植，优点是生育期较短，可以春播，更可以做为三种三收的第三茬来种植，不影响种秋分麦；再则含油率高达57.9%，比25%的国内一般品种强许多。
市农科院表示，我们打算对种子再进行提纯复壮，选优利用，扩大一部分种植面积，同时需适当调整价格。两国赠送的一斤半向日葵种子居然有这么好的种植效果，也是市里领导层预料不到的，赶紧示意正式向江青上报。
由于江青的经手，一斤半的友好外国种子，几亩地的试种，专门田地专门人员打理，市里上下关心，最后试种结果的报告呈上，完成一个特殊的政治性生产任务。这是“文革”期间最为典型的领导人批示的贯彻路径，小心落实，谨慎维护，努力加持，保证成果，皆大欢喜。
五
1974年起，江青对服装、纺织一直比较上心，在好几个场合鼓励设计师、纺织企业多为女性设计和制作适宜新中国风格的衣装。她曾心仪过这样的民族特色的裙衣：领内有个白衬领，领子和前襟的边缘镶布边，腰间有抽褶，配上本色腰带，腰下是半长裙，裙子的下摆在小腿中部。后来有人把这裙衣称为“江青裙”，俗称为“小和尚领”。有材料显示，当时曾有厂家制作二十几万套这样的裙衣，不少人穿着它出席外事联欢活动，社会上一些爱俏的姑娘还依据“江青裙”而自发剪裁出多种裙子的形状。
1974年10月26日晚上，江青与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吴桂贤来到京棉三厂视察，市革委会负责人丁国钰、杨寿山在场陪同。厂领导表示，中央领导来到工厂，这是对我们抓革命、促生产极大的关怀、鼓励和鞭策。兴致之下，江青当场指示，要用“中长纤维”，按成本费，售给京棉三厂女职工，每人做一套裙衣。
江青的指示被归纳为“在纺织女工人中提倡穿裙衣”，厂领导由此向市纺织局和市里提出建议，向京棉三厂每位在职的女职工出售一套“中长纤维”做连衣裙，制成花裙衣式。初步统计，以2.4尺窄幅为标准，2.7尺宽幅的可折算，每人数量约需5-6米，售价按成本费，一次付款有困难的可分期付款。（见市纺织局党委1974年10月31日致市计委《关于执行江青同志在纺织工人中提倡穿裙衣、花衣指示的报告》）这个报告还特别强调，凡是属于敌我矛盾的女职工，一律不得享受此条优惠的政治性待遇。
市纺织局党委认为，这也涉及我国广大群众服装的方向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局党委向市里建议，与京棉三厂待遇一样，市纺织系统女职工也需每人一套“中长纤维”或“棉的确良”作连衣裙，数量和付款办法可与京棉三厂的办法相同。
由点及面，为了鼓励社会上的群众穿连衣裙，纺织局考虑在服装加工和加工价格上给予方便和照顾，需要市里协助和有关部门联系解决。江青的一个建议，引发市里上下、企业内外的连锁反应，波及面甚广。以成本价优惠出售，让全厂女工们穿上当时颇有吸引力的“中长纤维”衣裙，立即在京城内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焦点现象。
过了不到半个月，江青、吴桂贤又给市纺织局党委送来一份先进人物的材料，是上海第二十七织布厂青年女工毛信贤创造连续五百天织布三十五万米无次布的事迹。年轻女工毛信贤提出万米无疵布的竞赛倡议，从1973年2月（一说5月）起，延伸到1975年，创造了三十五万米、四十万米无疵布的优异成绩。在她的带动下，全厂33名挡车工于1975年全体达到万米无疵布。江青那一两年间爱送各类材料、爱跑基层点，有她明显的政治意图，毛信贤的先进事迹也是她喜欢的类型之一。这是一个令高层欣喜的勤奋出成绩的先进典型，毛信贤除了自己创造优异成绩之外，还带动全厂33名挡车工全体达到万米无疵布，这样发挥模范作用的带头人物，促进生产成绩大幅度提高，无疑是当时最需要、值得大力宣传的合适人选。
11月11日，纺织局党委很快发出通知，印发江青送来的学习材料，强调中央领导送来材料，是对广大纺织工人的关怀，先组织工会、共青团和部分抓革命促生产骨干学习、座谈，并尽快将学习材料发到班组。“通知”中说，我们要借这个东风，在发动群众进一步开展“学大庆学开滦、抓大事促大干”的群众运动中，认真学习毛信贤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先进经验，掀起群众性的增产节约新高潮，与此同时编好明年计划，迎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迎接国民经济的新跃进。
此次江青推荐学习的对象毛信贤，在1976年之后没有受到审查和牵连。在一份批判“四人帮”的内部材料中，她还写道：“‘四人帮’一伙让我参加学习班，命令我批判‘唯生产论’，强迫我做自我批判，说我整天光想织布，思想上有问题，生产40万米无疵布为什么倒有罪呢？现在我们从‘四人帮’的压迫之下解救出来，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正是这样的一时纠葛，使她摆脱了“江青红人”的拖累，1978年后任工厂副书记、副厂长、全国总工会执委委员、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上海工业发展史、纺织厂史都记载这么一笔，1977年3月，上海市广泛宣传青年挡工毛信贤40万米无疵布的事迹，号召各条战线职工深入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在毛信贤所在的第二十七织布厂已达到一百四十六万米无次布，全厂34位挡车工都闯过“万米无次布”关，实现满堂红，毛信贤在党的十一大上向华国锋表示决心提前四个月实现。
从提出北海公园向群众开放、指示北京园林局领导干部观看纪录片、引荐外国向日葵种子种植到让纺织女工穿上裙衣，那几年间身为政治局委员的江青过问不少事务性的社会工作，出于她个人那个时段的兴趣、爱好，有她自己充足的理由。实际上，当年开展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大型政治运动，她作为主要当事人和操盘手，投入很深，颇费精力，在运动之余，她还用一些时间“插手”园林、种植、衣装等事情，一个文件批示，一个现场指示，都会照例引起所关注的部门、区域的层层反应。这几个案卷看似都是小事，却让我们有机会观察到那个年代政治构架大致的运作状况，揣摩特殊政治人物所能发挥到的作用和影响力，也可看出基层单位执行的为难和辛苦，所蕴含的年代意味是浓郁和独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