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 | 俄国经验：公民社会能通过革命来达到吗？

金雁，198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苏联史专业。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现任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特邀研究员。本文由唐智诚根据金雁教授的讲座录音整理而成。

1.“第三种人”不想通过革命来解决俄国社会问题

“第三种知识分子”中国了解得太少，所以今天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大家可能知道，俄国的民粹派运动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有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从事革命宣传。

但是农民并不买账，因为农民是皇权主义者、好沙皇主义者，农民觉得知识分子要宣传反沙皇，就开始检举他们，有2500多人都是因为农民的检举而被捕。

知识分子的满腔热情在民间碰壁，再加上沙皇也打压，结果整个民粹派运动就告失败。

失败以后这些知识分子就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流亡国外，大概有900多人在国外接触马克思主义，就像“1885年普列汉诺夫他们建设劳动解放社，觉得这个运动应该寄托于工人。

但是俄国的工人很少，1917年工人只有300万，占2%。

在国内的主要就是一些民意党人，他们觉得下层又愚昧，上面又这么专制，我们没有办法，只能“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搞暗杀。

其实中国在清朝末年的暗杀都是受到俄国民粹主义或者说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他们搞暗杀当然也有一套理论，所以提出杀人犯就是民族英雄，搞的是非常热闹。

1805年到1807年，就有1.7万的公务员被暗杀，基本上是平均一天三起，城市里头没有一天不响炸弹。

1806年7月到1807年5月，革命党仅在10个月的时间内，实施了72次暗杀，杀了十个省长，两个市长，很多将军都命丧黄泉。只要上了革命党名单的人，最后都会被多次暗杀。

像亚历山大二世，号称是改革沙皇，七次被暗杀。第七次暗杀后，实际上他没有被炸死，但是他的马车夫和警卫都被炸伤，他下车去看的时候，最后被炸死。

最后这次暗杀是1881年，列宁的哥哥乌里扬诺夫也参加了，得手把沙皇给炸死。

本来亚历山大二世是个改革沙皇，农奴制解放就是在亚历山大二世手上的。他被炸死后，已经改革方案就终止了，统治阶级保守集团力量就开始上升。

去年是农奴制解放150周年，整个俄国国内对亚历山大二世的评价达到高峰，给他戴了无数的桂冠，还包括被暗杀的斯托雷平。

在俄国曾经怎么解释邓呢？就说那是中国的斯托雷平，在中国解释斯托雷平时就说，那是俄国的邓，因为他也是开启俄国的制度改革。

巨变以后，大家就在反思说我们70年的道路到底走得对不对？

很多人都感觉到，原来以为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俄国的方向问题，现在看来，以前的革命付出的代价太大，而且整个俄国革命的道路又中断，又推倒重来，等于一百年来白忙活了。

那么体制内的人当然是反对的，革命者就基本上赞成这种政策。

但是俄国长期以来是具有激进土壤的国家。知识界一直都有反国家的性质，"知识分子”这个词的俄语，既不是指你有文化，也不是指有技术，是指要反国家。

这个词本身就是指思想反对派和心灵反对派，如果你不具有这种特征，你就不叫知识分子。

所以这个时候第三种人就认为，国家和社会不和是根深蒂固的，就跟两个失控的马拉着一辆车，一个往左拉，一个向右拉，早晚有一天就会把这个车拉散架。

所以必须要另辟蹊径，要突破激进主义的思维，要避免恐怖主义和革命，要找到一个从根本上解决俄国社会问题的途径。

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力量薄弱，一直到一战以后，也不过才300万人，你肯定是指望不上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农民又是传统的皇权主义，那怎么办？

他们就认为革命派都是伪理论的追随者，幻想只要是我们把一切旧的方面都打掉，就可以写最新最美的图画，白纸上我什么都可以画。

2.革命者决心越大专制性就越强

但是第三种知识分子就不这么想，他认为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土壤不可能变成一张白纸。

革命可能出现的一个后果是，革命者决心越大、越希望来规划别人的人生，可能他的专制性就更强。

所以很早就有人说，俄国的革命者都是小波拿巴主义者，也就是说都是专制者，他有专制的倾向。

在革命之前，普列汉诺夫就预测，按照列宁设计的革命，俄国会出现三种后果：第一种后果，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俄国是失败的；第二种后果，俄国将会远离西方，西方无法影响俄国；第三种后果就是俄国将建立一个像秘鲁和清朝这样的一个专制帝国。

应该说普列汉诺夫的这个预言还是很准确。

因为第三种人有很多是自由主义者，他们说如果革命后的强制出现，对自由主义的危害可能要超过君主专制。

很多人都问过索尔仁尼琴，也问过以赛亚·柏林，说沙皇那个时候反对派还能够出现，为什么反而到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再也没有反对派了？

索尔仁尼琴说过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俄国的自由在沙皇时代应该说是多少的问题，在苏维埃时代是有无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等量级。

他们认为割裂社会的状态在俄国已经演绎了200多年。

俄国社会是上层的法国化，下层的草根化，别尔嘉耶夫说俄国这两个上下层相隔有六百年的差距。所以社会历来是被管制的，这种互换就会导致一种什么状况？

用中国的话来说就叫“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两边这种互换，表面上看是一个阶级战胜了一个阶级，但实际上只不过是翘翘板，或者我们把它叫做秋千效应，只不过它来回摆动的速度加快，每一次动荡都是原来的积累被全部销毁。

3.公民社会需要长远细致的工作，不可能通过革命达到

所以俄国社会的间断性太强，好不容易在一个平台上建立的东西，一场运动一来，上面的东西荡然无存。

而俄国社会再生性又很差，就是社会的自愈能力本很差，这样的动荡使前面的积累全都白费了。

所以他们认为社会变革比制度变革更复杂，制度变革通过换人、颁布立法可以实现。

但是社会变革以及社会的良性成长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公民社会需要长远细致的工作，不可能通过革命变革来达到。

所以这些人就提出，破除政权万能论。

在革命政党里头，基本上都认同两种观点：一个是打倒沙皇，推翻专制；另外一个就是重新分配。

因为他们老觉得社会不公，物质就那么多，少数人攫取了物质，大部分人就处在贫困的状态，只要搞平均，只要我们把分配方案重新搞了，这样整个这些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第三种人认为一次革命不可能改变世界，也不可能实现乌托邦，这是个肤浅的思想。

在目前沙皇还比较专制的状态下，他们觉得现在我们可以采取的方式就是姑且忍耐，把注意力转向政权以外的社会层面。

这些人提出来的就是促使个人的自主意识成长，就是自我负责、公民社会，这样的话，是改变社会组织资源的被动状态，去做具体的事情，做小事。

那时候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可以做的就是搭起一个上通下达的桥梁，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创造良性互动。

当然他们说这个过程可能很长，要百年，要一个世纪。

所以贵族知识分子比较爱从事思想讨论，这些人都集中在文学领域里，以赛亚·柏林就把他们称作狐狸。

其实狐狸和刺猬的比喻最早来自于古希腊哲学家，只不过以赛亚·柏林借用了这种说法。

那些不同意这种坐而论道，夸夸其谈，像罗亭一样的平民知识分子就自诩为刺猬，就是我们不从事思想，也不从事理论讨论，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实践，就是干革命。

第三种人与两者的定位都不同。他们就是说我们只想多做实事，成为社会的医生，而不是革命家。

因为俄国社会割裂非常厉害，我们主要是填平这个鸿沟。

我刚才提到过别尔嘉耶夫说俄国社会整个是病态的，上下层之间缺乏了解，这也是人民对最高政权依赖的根源，人民不信任贵族，不信任知识分子。

这个时候民粹主义的思想家阿勃拉莫夫就提出“小事理论”。

其实在欧洲，所有的政党也好思潮也好，基本上的一个趋势都是理论先行，就是先有很多的理论，然后理论慢慢深入人心，再有思潮，再有运动。

“小事理论”几乎没有复杂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哲学支撑，说的很简单。

他说，现在我们这种社会主义思想，曾经非常肤浅地播撒在这片处女地上，没有深入到人民的灵魂，所以我们一时不知道俄国社会要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能做什么。

他自己认为这就是对俄国革命的一个矫正点，所以“小事理论”应该说是非常简单，非常明了，一看就知道他提出来他要什么。

他说俄国空谈家很多，实干家就是搞恐怖，搞暗杀的人都很多。

他说过去实干家主要是颠覆政权，是搞破坏。包括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说“我对改革漠不关心，我的目标就是推翻政权，就是干革命。”

现在阿勃拉莫夫提出，这不切合实际，我们现在不要这种宏大叙事，我们不是写大写历史的人，我们就是写小写的历史。

他说搞恐怖活动，搞暗杀这样引起统治者的反弹，社会上也容易引起混乱，反而不如做一些实事。

他这个话一出，当时在整个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当然革命政党基本上就是责骂，骂他是逃兵，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个策略比那种检讨要更深刻，可以解决俄国上下层之间的“文化不对称”的制约，这样以一种“超阶级”的方式来整合社会，可以从根子上解决俄国的问题。

所以”小事理论”就以阿勃拉莫夫主义来命名。

4.社会变革靠无数失败尝试，代价是生命与鲜血

后来又有一个思想家尤佐夫·卡布里茨在《民粹派的基础》里，说社会生活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的，社会变革也不是靠伟大人物振臂一挥，它要靠无数次这种失败和尝试，但是每一次的失败尝试，你是拿人的生命和鲜血做代价的，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

他说作为人民的良心，知识分子未必要站在高坡上振臂一呼，而是要从自身做起，在原来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他们当初提出一个口号，这个口号是后来很多国家在苏东剧变开圆桌会议的时候达成的一个共识，就叫只要人民少付出代价。

这个共识很简单，只有两点：反专制，人民少付出代价。

有这点共识，和再大分歧的派别我们都能坐下来。

所以后来波兰圆桌会议开了，55个人坐了一个非常大的圆桌，可以说是思想上差异非常大的各个派别，依照这个原则都能够坐下来谈。

这些人就提出来，过去知识分子都比较好高骛远，愿意轰轰烈烈，不愿意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小事又不得名，又不得利。

但是这些人说，这些小事可以决定很多人的福利和生活，可以改变俄国的这种激进的土壤。

这两个理论提出来以后，这些人就开始去做一些在革命者看来不值得做的事情，比如说他们给工人建的第一所疗养院；农学家到农村去搞一些技术方面的指导工作，这是萨马拉省的第一个拖拉机。

他们建了一万所小学，建了几千座图书馆，这些全都是面向农村。

我就觉得这第三种人，有一点类似于NGO。一幅油画表现了当时这些第三种人和地方自治局办的救济场所。社会救济以前要么是修道院，要么是由教会来办。

他们提出我们既不是颓废派，也不是革命派，是实事派。很快小事理论和实体主义，就是既反对激进革命也不愿意和当局同流合污，就以第三种知识分子为代表。

“第三种人”这个提法是1900年萨马拉省的省长提出来的，后来在列宁的著作中，“第三种人”和“第三种知识分子”两个名称可以互换。

所以一提“第三种人”，大家都知道就是两者都不是的，体制内也不是，反体制的也不是，这种人就叫第三种。

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我们不是刺猬，我们也不是狐狸，我们是工蜂。”

另外从沙皇方面考虑，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沙皇的管理形式也发生了改变。以前都是农奴主管着农奴，现在警察式的统治方式已经不行了，所以中央政府也从一些不具备全国意义的事务当中脱出来。

沙皇的管理制度有所改变，他要下放一部分职权，所以在1864年就建立了省县两级的地方自治局。

地方自治局有点类似于政府和民间之间的“类法团组织”，它是在沙皇政治板块不松动的原则下，一种放权让利有点半官方的组织。

5.地方自治局是现代国家的创新，民主化作用不可小觑

虽然没有完全独立于强权，也没有完全独立于盈利，但是毕竟带入了一种宪政机制和一些公共服务精神，跟以前的管制社会不一样。

以前沙皇的政府只管征兵征税这两样，因为沙皇俄国是一个快速扩张的国家，他不管其他的。

地方自治局就带入了一定的公共服务精神，它属于早期现代新型国家的一个创新，所以它的民主化作用也不可小觑。

斯托雷平认为这是往死人脸上涂脂抹粉，绝对不是，他们还是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所以把他们叫作“书写小历史的人”。

他们提出了很多主张，这些主张其实跟我们现在提出来的很多东西都很相像。

比如撤销宪兵队，规范警察的职权；废除行政流放制，对扣押这种违法行为都要监督；建立地方法院，地方法官要当地居民选举；要有预审辩护制度，容许假释；要有社会救助，对失去劳动力的人有最低生活保障，对伤残、养老有国家义务保障；国家不能够介入企业和工人之间的博弈，只要是经济要求的任何罢工都是合法的；教育制度方面也是初级、中级和高级的三级教育，平民都要读得起学校，还有包括赋税均等这些方面都是地方自治局具体提出来的。

有人说这是在专制国家中争取民主的一种迂回斗争，但是列宁骂得很厉害。列宁说地方自治局只不过是专制制度车轮上的第五个车轮，是一个备用轮胎。

它虽然暂时不可能一步到位地体现立宪的原则，但是毕竟它还是为很多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合法活动的场所。

所以尽管各种势力的人在骂，大家也把它看作一个平台。有人认为它这样做的工作，最后毕竟会成为制宪的一部分。

因为有了他们的这种动议，再加上有沙皇的放权，所以他们很多人都在地方自治局工作，其中县自治局最活跃。

我记得以前好像有人老在说中国是国权不下县，我说你这样说不对，中国是大共同体的权力之差，如果要说国权不下县，说俄国还是比较恰如其分。

很多人很关心的是自治局的财政预算是怎么来的？它主要是有专项基金、募捐款。另外地方自治局之所以后来能够做大，是它对土地、房屋和工商业有征税的权力，还有国家拨款。

征税权使它后来成为第二政府，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财政的大头主要是后两种来源。但是它的运作方式基本上是民间性质的，不受政府制约，有很大的自主权。

就政治诉求来说，它基本上是通过“非政治而利民的实际工作”建立一种健康的制度，公共决策是以广泛参与和立法权确立为基础的。

所以各方面势力都看中这个平台，这个平台什么样的人都有，保守的，革命的人都有。

地方自治局当时觉得，只要你愿意干实事，愿意做具体工作，都可以到这儿来。

6.马克思的论断不对，小农生产有长远生命力

民粹主义认为小农生产和现代化并不矛盾，而马克思认为小农是要消灭的，民粹主义不同意这一点，他说未来的非资本主义农业应该有很大的潜力，不一定像马克思说的那样，整个小农全部都消灭了，像英国那样建立起大农场。

实际上我们现在在马克思下论断200多年以后来看，马克思的论断是错的，反而是蒲鲁东这些人说得对，小农生产有长远的生命力。

这些人认为，个体小农的生产模式——就是八到十一俄亩的责任田，和包括产前产后服务的非农产合作经营相结合的双重经济体制，并以“小城镇”、合作制、乡镇企业、家族共同体的传统社会关系和现代化的模式发展形成互补。

所以后来俄国第三种人当中，有很多人提出了非常有洞见的理论，恰亚诺夫就是俄国后马克思主义农民学的一个大师。

还有经济学的康德拉季耶夫，他提出来一个发展的周期理论，大概是53——56年一个周期。还有尤洛夫斯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甚至比奥地利学派那些人提出来得还早。

但这些人在斯大林时代，当然全部都被杀死了。在第三种知识分子活动时期，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两种发展方向的博弈一直存在，但同时这些也为他们探索提供了平台。

地方自治局逐渐做大以后，它和政府的权限既有重合的地方，也有含混不清的地方。

双方一直是一种斗争的态势，基本上地方自治局强势，政府不仅是守势，而且往后退。

总理大臣维特就说，按照这种发展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就人民代表机构将在中央一级建立，人民参与立法权和国家管理。

俄国整个社会力量发生变化，仅从官僚的数量减少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些官僚无所事事，不善于工作，而地方自治局越扩越大，像市杜马和地方自治局的职员要比政府官僚胜任工作，他们甚至就排挤政府机构。

最明显的证据就是1894年，国家说你们干脆回到公务员队伍来，咱们合二为一。但是他们拒绝了这个要求，这个第二政府大有取代第一政府的态势。

有一个官僚在回忆录说，那时政府官员都没有事情做，成为一群无所事事的人，因为他们的工作被自治局工作者抢走了。

亚历山大三世也认为，地方自治机构降低了官僚们的作用，破坏了国家制度的统一性。

这样最可以看得出来地方自治局的坐大，它一方面人数多，介入的层面多，而且它是在俄国整个推广。

总理大臣维特在报告中说，地方自治机构中第三种人力量增大，当然有政府工作无能的原因，但是在这种状态下，它实际上和政治体制不相融。

因为第三种人只说我干实事，政治立场不是那么凸显。所以革命者批评它是沙皇的附属物、国家机器的帮凶。

但是沙皇政府同时又认为，他们是革命的同情者和外围组织，政府的文件明着说，这些“实际主义”的反对派其实是在“借人民的压力推行立宪”，他们同样会孕育出与沙皇离心离德的思想，同样会腐蚀国家政权，所以其实也要打压。

它就处在一个两边都不认可的境地，但其实两边的人也都在挤进这里面。

1912年，俄国建立了地方自治局的省份有40多个，西伯利亚和靠近极寒的地区没有。凡是有地方自治机构的，它的整个运作方式就要显得好得多。

当时在自治机构中的知识分子有8.5万人，到一战的时候达到14万人。

他们也是跳出了经济学中经济人这样的逻辑预设的道德人，他们从实践出发，从农民的心理变化和社会动态出发，提出的理论也能够被农民所接受。

由于俄国知识分子这种人文精神和近代科学方法的引入，又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在这个平台上，他们的农民乡村研究可以说达到了顶峰。

他们首创的大规模采用“参与观察”的人类学方法，对农民社会进行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和微观实践，使俄国的农民学研究在一战前达到顶峰，光地方自治局学者的研究成果就有4000多种专著出版。

而且他们还完成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系统的社会学调研和农村统计工作，到现在俄国都还在使用这些材料，的确是汗牛充栋。

你要输入俄文查询以后看不胜看，每一个村庄的资料都特别细。

我觉得后来gcd人没有下过这样的苦工夫，这些成果是当时最庞大的农民研究机构的资料库。

他们以实用化、技术化、办实事为宗旨，以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思路，为俄国寻找出路。

所以他们的工作看上去非常琐碎，实际上为改变俄国的阶级对立，为中间群体的薄弱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在教育、卫生、道路、交通、城市建设、救助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有一次爆发伤寒病，40%的医生都来自地方自治局，是“第三种人”。他们的社会实践的确也可以说是卓有成效，他们提出来的申请有时候也得到沙皇的满足。

务实精神并不代表他们不问政治。

他们当然是少谈主义，多谈问题，但是实际上在基层干事情，并不只是扫盲、开诊所的问题。

因为涉及到各种侵犯农民权益的问题，只要卷入肯定不能不得罪政权。只要卷入到农民维权的事件中，虽然你不鼓动革命，但实际上你只要支持农民就开罪官府，所以在警察局他们也是挂上号的。

19世纪的时候，他们有900多人都是在警察局挂号的，还有人被流放和被逮捕。革命者说是这些人是当局的走狗，当局认为是异己的力量。

7.俄国官僚叹：舆论界的尖酸刻薄比革命者的手枪更可怕

另外，他们影响新闻媒体的力量非常大。他们觉得通过新闻媒体再影响到社会，这种放大的功能会有良性的互动。

所以后来官僚说，舆论界的尖酸刻薄甚至比革命者的手枪更可怕。

省长必须要认真听取地方自治局的意见，甚至要不得不讨好和迎合他们。那种“衙门里说了算”的局面第一次遇到“按照法律规则办事的人”的挑战。

到了1905年革命的时候，沙皇有一点像中国的戊戌变法，镇压革命以后还是颁布了《十月十七日宣言》。

我们现在老觉得1917年俄国革命怎么可能平地而起，其实1905年沙皇已经立宪，俄国成为立宪君主制的国家。

《十月十七日宣言》就是选举杜马，杜马是个古老的词，就是俄国议会的意思。

杜马选举以后，实际上只要你不搞恐怖，革命政党都可以进入到议会。当时打社会主义牌子的有16个政党，这12年是一个练兵时期，他们把杜马讲台作为一个操练的场所。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俄罗斯20世纪国家制度的转变，是从1905年的《十月十七日宣言》开始。

在1905年革命的时候，地方自治局就省级联合，然后1905年又召开了全国自治代表大会，基本上核心小组的人员都是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人。

立宪民主党就是1905年成立的一个自由主义的政党，可以说全国自治代表大会是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召开。

索尔仁尼琴说这是思想界、知识界异常美好的年代，到1917年以后就是知识分子的厄运年代。

他们在1914年成立了全国性的组织：地方自治联合会和城市自治联合会，有400多个城市联合加入，起作用的当然是自由主义政党。

二月革命以后的临时政府总理李沃夫当时就是全俄地方自治委员会的主席。

俄国在一战的时候，地方自治局或者这两个联合会，基本上可以说就是政府，它已经成了权力的化身。

因为政府整个在萎缩，战争中军队的供给、灾民的救济、伤员的安置等，把正常的活动完全打乱了。

而在这个时候，地方自治局和两个联合会手握财权，大笔大笔的钱从他们的手里过。当时李沃夫就提出一个口号，从政府手中救出国家，把它还给社会。

一战期间，地方自治局基本上已经从第二政府变成了第一政府，已经成了真正的政府。人民都说第三种人在利用战争和沙皇政府抢夺天下，很多人已经明眼人看出来，他们不是在帮政府，已经是在抢夺政府。

在为国分忧的外衣下，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想取而代之。

所以他们发布命令从来不请示政府，蔑视政府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

当时一个著名的口号就是谁善于工作，谁才是国家的主人。

当时只要地方自治局一停止供应，整个后方就乱了，俄国就会天下大乱。连媒体都有人呼吁，说政府干脆就把权力交出来，交给两个联合会，否则没有出路。

所以后来沙皇退位，不单是因为战争，而是大势所趋，就是没有十月武装夺权，也已经大势所趋。

这个时候两个联合会和第三种人已经被看作俄国的中流砥柱，坊间都知道，俄国没有政府，只有两个联合会。

两个联合会从半政府、第二政府变成了第一政府，它已经有了取代政府的资本。

尼古拉二世的皇后在给尼古拉二世的信中说，这两个联合会已经令人无法容忍，他们肆意妄为、超越本分，给正在打仗的国家带来了混乱，现在又非分地插手国家的管理。对政府来讲，它已经名存实亡。

但是更不幸的是，它的怯弱之处，虽然政府知道自己已经患下了“重症肌无力”，还不敢公开宣称大权旁落，因为一来怕沙皇怪罪，二来怕弄假成真，这进一步让自己威信扫地。

战争期间，两个联合会提出很多建议：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成立合法的工会，成立全国性的民间组织，像1905年革命的彼得堡企业工人大会实际上就是他们发起的。

沙皇已经知道尾大不掉，当初是想让自治局作为一个附属组织来帮助政府改革，现在没有想到，已经被它取而代之，“自治机构将成为瓦解专制体制的心腹大患”。

这个时候体制内的一些保守势力也感觉到沙皇不思进取，失去了自信心，从而发生了立场变化。

因为那个时候，谈社会主义、谈变革是大势所趋，很多官方的、温和的、具有国家思想的人物，现在革命性也越来越强。

契切林是俄国的国家主义学派的人物，也带有自由主义色彩，可是后来《俄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者司徒卢威说，他从“强有力政权的支持者”变成了“俄国专制主义和特权阶层不调和的敌人。那个时候，贵族也已经持反沙皇的立场。

8.二月革命使第三种知识分子兵不血刃得到政权

二月革命后，“第三种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运动的确过了几个月的辉煌的日子。他们觉得二月革命非常好，说曲线救国，终获成功，兵不血刃，政权到手。

的确，两个联合会的主席李沃夫当了临时政府的总理。

沙皇的各级政府官员因为有污点，都被民众抛弃，而地方自治局半个世纪的工作实践的积累和人脉，就成为组织性最好、最有基础的政府人选。

他们基本上是一套人马，两个招牌，以民间的招牌来担负了政府的工作，在各地成立了临时政府。

所以他们也非常高兴，觉得兵不血刃就已经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二月革命以后马上就搞改革。

沙皇退位、临时政府成立，他们发表的第一个宣言其实跟革命政党的政治诉求一样，要以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市杜马和地方自治会，然后进行全俄“立宪会议选举”，这其实也是布尔什维克当时追求的目标。

他们为了操练先进行了基层选举：在43个省，400多个县，将近一万个乡里进行选举。最后选出来30万个乡议员，基本上是由社会革命党控制，因为他是个农民的政党。

社会革命党有一百万会员，布尔什维克走出地下状态的时候是两万四千人，所以从整个政党组织来说，布尔什维克从地下状态走出去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党。

这些自治会选举了23000多个县议员，比较完整的基层组织的构建已经搭建起来。

临时政府也宣布，地方自治会的主席是临时政府委托全权代表来管辖地方事务。

这样的话基本上可以说他们已经通过选举拿到了合法授权。

后来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和第三种人不是一路的，在理论上对他们也多有批评。

列宁对地方自治局和第三种人一直都有批评，但是在专制年代其实反对派也在地方自治运动当中扩大了自由，也在开拓社会的空间当中受益，所以他们基本上也是参与到地方自治运动当中去。

布尔什维克在2月到10月期间基本上是拆临时政府的台，他们那时批评地方自治局不够民主，说你搞地方自治还行，但是不够，要搞更大规模、更加正规的议会选举，也就是搞立宪会议选举。

托洛斯基就说，地方自治局尽管也有民主形式，但依靠的是松散的选举人群，而且有的时候还要选举资格，规定必须要有多少财产。

所以它只是代表着昨天群众的状态，也就是说人民并没有给它委托书。那我们要搞的是什么？我们搞的比这个还要民主，这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比这个的范围要大，要更有时代性。

十月夺权以后，列宁当时也想搞立宪会议选举。列宁想的很简单，我是先夺权后选举，在已经在执政的状态下，通过有效的宣传我们肯定会选上。

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主要在军队当中，并不是在人民当中。军队都放假回家去宣传，选举结果出来后布尔什维克获得了24%的选票，58%的选票是社会革命党，就是这个农民政党，这样就很为难。

列宁说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他们商量的结果是用枪杆子颠覆票选。

原来还在真理报的前身上写：把布尔什维克选进立宪会议，我们服从选举的结果，但是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就发现要把权力拱手让出去，不干了，现在就说整个法律都是临时政府的，这是一个过时的选举。

可是包括第二国际的罗森堡，有很多人都问他，你不是批评它贿选、舞弊，只是说法律过时了，为什么早不说呢？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再说，那就太没道理。

布尔什维克在1918年1月5号立宪会议召开的时候就开始搞专制，反正要搞无产阶级专政，而专政和专制之间并不是一个程度的差别。

列宁提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常态，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暂时状态，这两个不一样。

9.布尔什维克选举惨败后才搞专政

布尔什维克在选举惨败后就开始翻脸，翻脸就要搞专政，镇压民主反革命。1918年，“民主反革命”这个词非常流行，意思是赞成选举的就是反革命。

列宁当时在不公开发表的信件当中说，什么叫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就是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选举的斗争。他把话说得这么直白。

可是“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最初是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纲领，从1903年开始党纲当中这一条没有变，只是因为自己没有选上，现在就把这一点改变了。

以前说第三种人不够民主，现在说越民主越反革命，最民主的立宪会议就最反革命。

但不同于职业“反革命”的立宪活动家，自治机构中的技术专家还是可用的。为什么呢？布尔什维克认为新政权当中人文知识分子没有用，技术专家还有用，可以留下。

所以大家都知道1922年的哲学家之船，把俄国顶尖级的人文知识分子都赶出去了，他们迁到柏林，后来又到巴黎。

所以有很多人文知识分子后来就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在苏东剧变意识形态空场以后，他们又出口转内销，主要是因为他们给西方贡献了后现代社会的一种理论：俄国式的存在主义，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因为地方自治委员会承认临时政府的合法性，而且整个地方的政权架构也非常完整，这样他们就和苏维埃处于对立关系，而且一些自治机构还成立了“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展开夺权斗争。

所以从1918年开始，布尔什维克就重拳出击这些拒不归顺的地方组织，这些人只要发表反苏维埃的言论就一律逮捕，交革命法庭定罪。

1918年3月份，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批准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力宣言》中就规定，政权完全由苏维埃掌握，一切以选举作为借口的各级组织均不具有合法性。

在此之前他说这是我们争取的目标，现在说选举是个借口。所有地方自治机构统统要被取缔，所以在内战当中有很多地方自治局的人最后加入。

俄国打了三年内战，我们现在的说法是“因为14国武装要把新生的苏维埃扼杀在小摇篮当中”，真正的原因根本不是这个，而是合法授权。

如果通过选举的规则争夺来沙皇的江山，大家都认可。

但布尔什维克首先破坏规则，来抢江山，那凭什么抢到的江山就是你的？因为俄国当时正在打一战，所以外国的力量又介入，这样才有了14国武装干涉之说。

这个说法最早来自于丘吉尔，丘吉尔在一战的时间就说，你们不是这种状态，国外也要介入。

当时托洛斯基说不要14个国家介入，你只要投入十的兵力对我们就是太大的威胁。实际上没有真正的14国武装干涉，我过去一直认为14个国家就像联合国军队那样去跟布尔什维克开战，其实真正的状况并不是这样。

10.俄国革命埋葬第三条道路的试验

回到我们开始的话题，因为地方自治机构是通过地方一级一级的选举产生的，布尔什维克说，凡是用选举做借口都不具有合法性，于是统统被取缔。

所以俄国第三种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局同呼吸、共命运，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历程基本上就结束了。

本来他们的社会实践可以给俄国提供一种既不同于传统治理，也不同于革命后苏维埃模式的第三条道路，但是俄国革命却把这一切都给埋葬了。

在1922年到1928年期间，国家首先打造管制社会，对社会是管着它。

以前很多人也问过我沙皇时期和苏联时期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有无社会。

沙皇时期有社会，因为他有教会。苏联全部取缔社会，宣布取缔全国性的组织，在内务部登记的七千家全国性的群众组织，完全不可能有过去的自治。

比如拉普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是一个很左的，带有浪漫性的群体组织，有40万会员。

它的意识形态很端正，只是有点同仁结社的性质，这样的组织也被取缔。

后来的工青妇等社会组织已经和革命前完全不同了。

苏维埃打造的社会组织都是“国字号”的，要在民政部登记，要建立党支部，在财政上都有国家拨款。

即便一些与政治无关的文体组织，也都是按照党中央的这一套打造，尤其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活动。

这些组织都没有社会积极性，也没有自主能动性，他们是一种垂直隶属关系，不能有横向的组织联动。

虽然苏联也在1918年、1936年、1975年的宪法中保留了结社自由，但大家都知道这是装饰性的条款，不但没有这种结社自由，甚至可以说国家能管到床头上，私生活什么国家都要管，而这一切的领导核心都是苏共。

第三种人和自治局工作者半个世纪的努力基本上就没有了，可以说俄国的社会基层自治和公民社会也戛然而止，但是在新经济政策阶段有一段回光返照。

因为俄国有1300万人在内战中死亡，而在夺取政权的那一天基本上没有死一个人，尤其在冬宫之夜。

但是内战结束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工人还被雇佣，而且也因为工厂开工不足而无所事事。

只有农民作为一个阶层保留下来了，而且消灭了富农地主，整个农村中农化。再加上反斯托雷平，农民又回到了村社自然经济中。

所以当时布尔什维克觉得只要在政治上没有组织联动，在某种情况下他还是允许有些民粹派的活动。

但是他已经没有像过去一样的政治结构，只是提出来一些具体的做法，比如整理土地这些事情，布尔什维克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允许的。

11.斯大林发现用剪刀差搞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行不通

但是后来没有想到农村的村社也成为一种农民的联合力量。

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要把一切都统起来，像我们搞统购统销一样，想用剪刀差来搞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把工业产品卖的很贵，然后很便宜地收购农产品。农民可以不种、抛荒，农业严重的萎缩。

后来斯大林发现这招行不通，所以才有了1929年的大转变。

但是在1929年之前，有一度地方自治局或者第三种人的一些技术专家还在活动，有一个很短暂的回光返照时期。有几年只要不涉及政治，在学术领域里面宣传还是合法的，原来地方自治局和一些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人就形成了一个新民粹派。

他们和沙皇时代的第三种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是他们不是独立的政治派别，也没有组织活动，政治上完全依附于苏维埃政府，只是一种思想学术和具体事务上的流派。

但是这种状态也没持续几年，斯大林1929年大转变，要搞集体化把农民也要管起来，很多人就在斯大林社会改造的浪潮中被吞噬。

1929年，经济学家比较集中的财政部和农业部就先开始清洗。

1930年苏联宣布破获了一个反革命地下组织，叫劳动农民党，新民粹派的顶尖人物基本上都被一网打尽。

15个人都是大学者，在思想领域里很有创建，都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死于非命，哪一年死的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也是搞农村经济改革，1988年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俄国的这些人，然后去找，才发现他们的思想和我们当时的农村改革很相似，我觉得他们很有先见之明。

所以我说很多话他们说的对，比如马克思说小农要消灭，但他们说小农的生命力很长久。

至此，“第三种意义上知识分子”在俄国的试验不仅彻底失败，他们的个人命运也都非常悲惨。

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实践”的知识分子已经脱离了“为思想而生存、以对抗政府为目的”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含义，他有点像NGO。

在新民粹派被处决以后，俄国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就不存在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纳入到苏联体制当中，这些人没有一个活到1987年平反的。

在剧变前后，苏联社会和思想界对激进主义，尤其对列宁这一支全程进行了很多的反思。自由主义一枝独秀，但是因为剧变后经济转轨没有搞好，自由主义又再度衰弱。

而第三种知识分子因为政治倾向比较模糊，它又做了大量实事，所以在社会上有好评。舆论就认为，应该给予为俄国现代社会作出努力的“第三种力量”以应有的评价。

剧变之前索尔仁尼琴就看到了这一点，他就努力地想和这种传统对接。

索尔仁尼琴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但是他也觉得这些人在俄国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他对他们的评价非常高，把他们叫做社会工作者。

1994年回国的时候他就呼吁知识分子应该重新掀起做具体工作的第三种人的浪潮。他还自己创办了一份杂志，叫“地方自治通报”，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他在跟沙皇时的地方自治局对接。

很多人会问，现在俄国知识分子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80年代他们跟中国有相像的地方，基本上是启蒙状态。那时候都是写大博士论文，所以他们叫博士论文启蒙，都是在讲宪政。

没有想到剧变很快的来到以后，经济转轨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俄国文科的博士是很难拿的，所以年轻人一般都是副博士。拿到副博士学位的年轻经济学家在电视媒体上频频露面，俄国人有个说法叫”副博士革命”。

各个人都混个脸熟，但口碑并不好，因为俄国经济转轨搞得并不好。

到第三个阶段，知识分子就分化为各个政党的咨询机构或者是高参，但是也有很多人和非政府组织接轨，以更多样的形式活跃起来。

他们在理论上非常注意吸取第三种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也呼吁俄国需要更多的干实事、干小事的知识分子，所以令人感慨的是历史的轮回。

俄国人老说，现在做的都是上个世纪的人已经做过的事，只不过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反掉了。

这一百年真是等于白忙活，他们反对的东西从各个领域又重新挖掘出来，包括第三种知识分子也现在是一个挖掘的阶段。

现在也有很多人开始利用他们的资料，我看很多博士论文都利用地方自治局来做文章。

但是在我们国内知道的人很少，知道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很多，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第三种知识分子，一提起李沃夫公爵就说临时政府的总理，那是个反动家伙。其实他们做了很多的具体实践的工作，中国人大部分都不知道。

延申：国际问题研究的反思

本人忝列“国际问题研究”界，长期以来感到这一行业内某种习惯的思维方式和看问题的角度有值得反思之处，当然包括本人。有的比较普遍，有的只是一部分国人的特殊思维，但也非个别现象。

1）见“国”不见“人”。论述的基础都以抽象的“国”为单位——地缘政治、大国博弈、“国家利益”等等，似乎国家是一个抽象的物件，有时等同于一个领导人的所思所想，很少考虑每一个国家是由千百万个体活人组成的，他们有自己的意愿和利益。特别已经是公民社会的国家更需要眼睛向下。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基础缺失了“以人为本”的大前提，目中无人。这就导致在这一领域中人道主义的缺席，可以说比较冷酷。

在发生重大事件时学者调动专业知识，深入细致分析来龙去脉，本是题中之义。但当“文斗”已成“武斗”时，侈谈地缘政治、大国争霸、历史恩怨等等，而心目中没有生灵涂炭、千百万人流离失所、人类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毁于一旦的残酷现实，无视加害者和受害者这一基本是非，尽管学识渊博、貌似中立，至少客观上起到为屠夫辩护的作用。这就是目中无“人”（不论是哪国人的生命）的惯性思维。与此相对立的是最近泽林斯基答记者问：他认为胜利的标准是什么？回答是：保住最多的生命。此言出自人道的本能，而非高高在上的政客辞令。反观战争发动者的胜败标准是占领土地、控制政权，牺牲多少生命（包括双方）在所不惜。这就是为什么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因为肉食者往往利（权）令智昏。严肃客观的研究，理应与肉食者的思维相区别。特别是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农耕时代的以领土为中心的胜负观到工业文明时代已经为经济、贸易竞争所代替，何况信息时代。

2）重视外交，忽视内政。关于此点，本人有切身认识转变过程：自威斯伐利亚格局以来，一般都认为某一时间段的国际格局是由一场或多场战争决定的：战后根据胜负各方的力量对比签订条约，暂时形成稳定格局，直到下一次大战打破，重新洗牌。一战以后凡尔赛格局，二战以后雅尔塔格局，均是如此。本人在《战后美国外交史》的总绪论中结尾称，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雅尔塔格局还会继续。而此书刚出版，即发生东欧、苏联相继突变，雅尔塔格局訇然解体。这不是由于战争或外部因素，而是有关各国内部变化，是一方原有的制度难以为继。这一现实证伪了本人所谓“可以预见的将来”，证明了世界格局的变化不一定由一场战争决定，而可以来自主要国家内部的变化。所以在国际研究中，对有关国家或地区本身的历史与社会发展状况加强关注十分重要。固然，一个超级大国的内部变化产生的影响与中小国家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一批中小国家内政转变，就足以对国际格局产生影响。

又如对苏联的解体，强调外部的作用，从“和平演变”到被诱使进行军备竞赛等等，而不承认其制度的内因，也是见外不见内的表现。当然这只代表某一部分论者，随着对冷战史客观深入的研究著作出现，此论日益消退。

3）大国主义。只见大国博弈，忽视小国的存在和诉求。诚然，国际关系中丛林法则还占相当的分量，直到雅尔塔格局之形成，还是美英苏三大国讨价还价瓜分势力范围，决定小国、弱国的地位和命运。联合国成立后有所不同，其宗旨是维护永久和平，以大国小国一律平等为原则，但是又设定了五常任理事国一致保证的规则（即一票否决），这两个原则显然存在内在悖论。这种自相矛盾的设置也是大国博弈的结果——五国一致是苏联坚持的，因为它当时是少数。（1994年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通过联合国宪章50周年时本人曾发表文章详述这一过程及其矛盾）但是战后将近80年，已进入新时代，联合国创始之初只有50个国家，其中绝大多数实际没有发言权。现在国家数字已经接近当初的四倍，大小国家都有本身的利益诉求，纷纭复杂。联合国改制之呼声已出现多年，当然一时难以实现，但研究的视角应该有所转换。

例如在当前这场战争中，最常见的为侵略辩护的论点是所谓“历史渊源”，“北约东扩”逼俄太甚，俄有安全考虑云云。但是追溯历史为什么止于上世纪90年代，而不再往前推一步？从沙俄到苏联，对波兰等东欧国家的侵略、瓜分和压迫（包括令人发指的卡廷事件）不也是历史渊源？俄罗斯的“安全关怀”应予照顾，那东欧国家的安全呢？何况前者是主观的、对可能发生的威胁的心理戒备（北约本身为防御性组织，其成员国实际从未进攻过俄国），而后者是根据已经发生的现实切身经历而来的恐惧。好容易摆脱一个超级大国控制，心有余悸，急忙寻求庇护，不是更合理的诉求吗？单方面强调“北约东扩”对俄心理上的威胁，并且说成是美国的主动，而不考虑东欧国家的处境和主动的强烈要求，就是出于只着眼于大国博弈的思维。应该承认，本人90年代初在与美国人讨论时，就持不赞成北约发展太快，逼俄太甚的观点。那是叶利钦执政时期，当时主要对这一超级大国的转型前景过于乐观。同时也未能免俗，继续冷战以来关注大国博弈的习惯思维，而未把刚获得解放的东欧国家考虑在内。

再者，人民的幸福不与疆土大小成正比。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如今瘦身到英伦三岛。英国的普通人民比维多利亚时代（也就是狄更斯小说中描绘的）英国人哪个更幸福？更不用说北欧小国人民的幸福指数一向名列前茅。那个扩张成性的大国领导，发出以二十年为期的豪言壮语，若是二十年中着眼于改革内政、改善民生，而不是对外扩张、恢复霸权，今日俄罗斯当有新面貌，对本国、对他国都会是福而不是祸。而许多研究者常常不自觉地以一位野心家的是非为是非，不知不觉顺其思路评论兴衰成败。

“修斯底德陷阱”之说，也是把大国排行视为国际关系之必然，所谓“老大”、“老二”云云，都以GDP为标准，如果以人民幸福为目标，如何衡量“老几”？自封“老二”，为什么一定要当“老大”？人民需要的是安居乐业、基本人权与尊严有保证，而不是万方来朝的虚荣。今后的世界是否还是必须通过斗争产生一个睥睨群雄的超级大国？这都是应该摆脱陈旧思维，换一个角度考虑的问题。

4）美国中心论。从上述“大国主义”衍生出来，在提到“西方”发达国家时，往往只看美国，无视欧洲及其他国家，或者实际上把它们都视为美国的附庸，一切举动都听命于美国，至少是美国在背后操纵。凡欧洲某国与美国有分歧，就说成“闹独立”，似乎该国原来不是独立国。诚然，二战以后（实际上是整个二十世纪），美国以其惊人的创新能力实际上引领了世界发展的潮流，这是事实。但世界不止有美国。中国的精英多轻视欧洲。特别对于“欧盟”这个在欧洲大陆的伟大创举，认识远远不够。提到这一组织时也往往从与美国关系的角度论说，欧元与美元竞争等等，而无视其诞生的历史渊源、有关各国人民的诉求和所代表的价值观，更少认识这一创举的政治智慧及其对世界和平的意义。最极端的甚至把西欧国家习以为常的街头游行示威，都说成是美国挑动。以至于在当前这场战争中，欧洲人唇亡齿寒，自发地对乌克兰的同情和支持也被视为背后为美国主导。

有些人一方面大谈美国衰落，另一方面又似乎美国无所不能，是一切国际事件的台前幕后操手，这种矛盾的思维却常常同时出现。

5）缺乏独立、超脱的身份。不少学术论文，作者往往把自己代入决策者，或是外交部长的角色，至少是“谋士”。学术研究等同于政策建议。忘记研究的任务首先是探索真相，发人之所未见，然后分析其所以然。目的是普及知识，加深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面对的是普通读者，而不是，至少不仅仅是政府官员。既号称学术，就应超脱于狭隘的“敌我”观。何况所谓“对我有利（或不利）”，“我”是谁？“利”何在？其他文史、社科研究可能也不能完全超越现实政治，但国际研究显然功利性更强。史学界有一些比较优秀的榜样，能够努力挖掘真相，言必有据，谈事实，不谈利害，值得借鉴。当然无论什么学科，不能脱离学者的良知。

以上只是概述本人所见基本上属于学界的、比较严肃的论述中的一些问题，愿与同仁共勉。至于坊间各种一知半解自命“专家”，或根据某种需要不顾事实的宣传，甚至谎言，不值得一评。深知囿于国情，研究要独立、超越功利，可能是奢求。但虽不能至，亦当望之。首先努力与政客拉开距离应该可以做到。

（2022年4月15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