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雄 | 流沙河先生讲川大故事
老先生所摆蜀都掌故、人物风俗、说文解字皆有意思，摆了便罢了，未免可惜。笔者记录下来，珠集寸累，十多年来，砚田不涸，笔耕不辍，亦可观也。今天从中梳理出关于四川大学的人物故事，分享给大家，虽雪泥鸿爪，咳唾珠玉，也不至于随风流散。
流沙河口述 彭雄记录整理
彭雄，成都市作家协会会员。
笔者按：从2001年起，每周二上午，笔者与流沙河先生在成都大慈寺茶馆喝茶聊天，风雨不辍，殊为难得。这里既是以茶会友之地，也是笔者沾溉良教的民间大学堂。老先生所摆蜀都掌故、人物风俗、说文解字皆有意思，摆了便罢了，未免可惜。笔者记录下来，珠集寸累，十多年来，砚田不涸，笔耕不辍，亦可观也。今天从中梳理出关于四川大学的人物故事，分享给大家，虽雪泥鸿爪，咳唾珠玉，也不至于随风流散。
时光匆匆，一转眼，沙河先生离开我们快6周年了！茶烟未歇，奏千古埙笛之雅集；风朝雨夕，几番在梦里与先生相会；曲终人散，令人不胜今夕之感；长歌当哭，以至久怀故人之思。
一、农业化学系只读了一期
有次茶聚，流沙河先生谈到他与川大的渊源：“1949年秋季，我以高中五期学历跳考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以该系第一名的优良成绩被录取。入学后发现所学专业并不感兴趣，不想去听课，只想写东西，结交校外的文学青年。那时我已经在成都的《青年文艺》月刊上发表短篇小说《街头巷尾》，因而加入青年文艺社，该社成员多系成都的中学生文学爱好者。同时在成都的《新民报》和《西方日报》上发表短篇小说、诗、译诗、杂文共十多篇。1949年底，喜迎成都解放，半年后我就离校投身‘创造历史的洪流’。1951年，我已在报社工作了，有一次领导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回川大去完成学业，说是以调干的资格去川大，补贴的钱比在报社供给的还多。我过去读的是农业化学专业，那是1949年，校长是黄季陆先生，可是当时我对农业化学已没有兴趣了。” 据说1980年，四川大学几次通知流沙河，要授予他学位，他坚持不受，理由是，他只学了一个学期就离开了。
二、川大校长王宏实
大慈寺茶聚时笔者带来民国二十四年出版的《国立四川大学一览》，请诸先生鉴赏。此册印有学校重要人物照片若干：有川大校长王宏实先生、文学院院长向先乔、理学院院长周太玄、法学院院长吴君毅、中文系主任李培甫、外国文学系主任刘星垣、史学系主任何鲁之等。1931年11月9日，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并成国立四川大学，王宏实为合并后第一任校长。
流沙河先生看后说：“我们文联宿舍就是他的公馆嘛，王兆荣留日学政法的，当过留日学生救国团总干事。那时川大校址就在皇城坝嘛。王兆荣在1949年以后，被安了一个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他说自己无党无派，共产党拿他摆样子。他卸任校长后，任鸿隽接任，任去后张颐当校长；张后是程天放，程后来当了驻德大使，程后是黄季陆，黄季陆当到1949年去了台湾。当年刘湘要拍卖皇城，任鸿隽反对，带领学生上街请愿，在街头演讲，迫使刘甫登收回成命。1932年2月，经张澜推荐，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王宏实为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在军阀混战的恶劣条件下，王宏实校长努力推进学校各方面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川大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因而学校的读书风气日浓，形成崭新之学风。”
1945年冬，抗战结束，私立成华大学聘王宏实为校长，1948年春，王宏实离职。1949年以后王宏实任四川省中苏友好协会副总干事、四川省科学普及协会副秘书长、四川省参事室副主任。
三、黄季陆先生的遗憾
大慈寺茶聚时，流沙河先生说：“1942年底，原四川大校长程天放调任他职，国民政府调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先生任川大校长。川大师生一听，由一个党棍、三清团的宣传处长来当自己的校长，群情激愤，坚决抵制。时值抗战期间，川大迁在峨眉山，教学条件不好，黄校长抓住大家想回成都的想法，对大家许诺，凭他的能力，可以在望江楼公园旁征地四百亩，保证很快把川大迁回成都；他还许诺要扩大办学规模，增加系科。他的讲演打动了川大师生，黄季陆先生说到做到，他果真向政府征得四百亩地，把学校迁回成都。又扩大了院系，还办了航空系，搞了一架美军的轰炸机——黑寡妇，放在江边的停机坪上，用电缆围着，上面挂个牌子写着‘高压电危险，严禁靠近’。可是有两个不识字的船工偷偷上去，结果一人被电死。官司打到法院，最后堂堂川大也赔偿船工不少。川大人称黄季陆为‘黄妈妈’，因为他曾经把川大学子称为‘儿子’故。1949年，他去了台湾。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川大被肢解了：川大工学院分出成为电子科大；师范学院分出去成为川师；农学院分出去成为川农大；等等。黄季陆在海外几十年，心还是挂着川大，他最大的遗愿就是能回来看看，可是1985年，他不幸在台湾病逝，没能参加川大八十周年校庆。我们今天应对黄先生的贡献予以正面评价。”
四、研究《诗经》与川大向熹教授
2013年端午节前一日，大晴。与流沙河、孙梦渔诸先生在府南河边喝茶。流沙河先生赠我一册新出版的《诗经现场》，用正体字精印精装。先生从三百篇中选出九九八十一篇，角度新颖，文字俭朴，带读者进入二千五百年以前那个奇妙的“诗歌现场”。这样别开生面地讲解《诗经》，我有幸前些年在成都市图书馆现场听过数次先生讲座，每次讲座前，先生都给每位听众发一张复印的手书原文，大家可以看着繁体字书写的原文，一面听先生讲解，一面进入还原了的古代诗歌描叙的现场，身临其境，感觉到古朴的民风，以古人之心思想，理解古人所作之事，仿佛在灵魂上归元化一，返朴归真，暂时忘却了自我。哦，你会发现原来古人今人，所见所想，所作所为，所爱所恨，若合一契，一以贯之。
流沙河先生说：“汉代经师如郑玄他们讲《诗经》，多从文字上加解释，属训诂之学。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陈子展、高亨、闻一多他们基本上也都是在词义上解释，没有专门探讨这样的写作现场。他们认为诗歌不是记叙、记录，而是随心所欲的浪漫抒情。其实并非如此，《诗经》的作者们是老老实实地在描写他们的所见所闻，全部是有现场背景的。如果你说唐宋诗词，大量发挥想象力，没有现场是可能的；现在的新诗全无现场，也是可能的。但三百篇，每一首诗背后总有一个事件正在发生一个或者多个现场。因为当时的诗人比较笨，不是坐在那里天马行空，想当然编出事来，总要身边发生了什么，方能写出诗来。两千多年间，古代大量的研究者，仅在字、词、句上下功夫，就是训诂之学。但前辈的解释正好又启发了我，我在写这本《诗经现场》时，采用的本子是《十三经注疏》，这本子广泛收罗了大量各种各样的注释，双行夹注的分量超过原文不知多少倍，等于前人给我提供了若干的选择。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根据自己对文学、生活的理解加以发挥，哪怕我有千分之一的发现，这一辈子都值了。我从古人的一个字、一句话中得到了启发，找到了《诗经》写作时现场。说实话，古人提供的附件太丰富了、太详细了。虽然这些注释互相冲突、互相矛盾，有些甚至于可笑，但只要你有中等资质,能够将现有材料加以合理利用，就会有新的发现。
另外，还有一个方便，就是要感谢四川大学的向熹教授。几十年前，他编了一部《诗经词典》送我，还给我写了一封信。感谢这位未曾蒙面的老学长，在我研究《诗经》的过程中，凡涉及到每一个词、每个字的解释，我都翻了这本辞典。而每个词、每个字的解释，它里面至少收集了五、六种以上。在这些前辈研究、发挥的基础上，我最多只有千分之一的发明。我从不敢认为这本书是自己的新发现，否则，那样是不老实，缺乏学术诚实。我们这个时代缺少谦虚、谦逊、谦和，有人动不动就说自己推翻了前人，狂忘自大。所以今天给你交个底：我本来不是搞古典文学的，是从新诗找到这里来的，我觉得有趣，找到了快乐，感谢古人给了我这些方便，能娱乐自己。”
五、任乃强先生
大慈寺茶聚时，流沙河先生说：“现在文人分几种：有学问又会讲的；有学问不会讲的；有点学问很会讲；一点没有学问但特会讲的，反而后者最吃得开。其中有学问不会讲最吃亏。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去拜访四川一个很有名的史学家——任乃强先生。他就是很有学问而不会讲的。他在1949年以前就著述等身，研究康藏、太平天国、张献忠屠蜀、《华阳国志》等，很有名气。任先生个头矮小、牙黄，穿一身破衣，正在草堂寺茶铺和一帮老先生喝茶。那时他家住成都番薯街，那时整条街没有一个共公厕所，解手不便，任先生捐资修了一个公厕。在那时，也算是一件大事。我儿子鲲鲲回家告诉我，说他同学的爷爷叫任乃强，自己掏包包为大家修了一座厕所。我就想起过去读过他老先生的书，他老先生提出了个史学界非常独特的观点，他说:古代人类聚居地最重要的一点还不是那里是否有水，而是要有盐。可是至今所有史学家的观点都是要有水源。任先生在川、康、藏区生活许多年后,发现藏民需要两样东西：一是盐，一是茶。没有这两样就活不下去。如黄河流域，就有很多‘解池’（音懈）就是池盐，挖起池塘，水是咸的，可以熬盐。古代齐国称‘渔盐之国’，战国时最为富强之国，就是因为有盐。为什么华夏文明会在河南、陕西、山西交界的地方产生呢？因为那里有解池，那里有盐。任先生讲奴隶社会，提出一个观点：中国历史上是否有奴隶社会呢？他认为奴隶制大约是有的，比如彝族的奴隶和奴隶主。这样看来，奴隶主是有的，奴隶是有的，部分奴隶制也是有的。可是，奴隶社会是没有的！
任乃强先生，早先曾在刘文辉的四川保安司令部挂了一个少将参议的虚衔，结果1957年被打成右派。任先生是四川大学的最有名的两大右派之一，另一个是陶亮生。任夫人大约40年代去世，是一个少数民族，叫什么忘了，葬在川大农场。”
六、川大校友丘原
大慈寺茶聚时流沙河先生说：“丘原和我是四川大校友，原来在四川大文工团当导演，1950年调到川西文联剧协，我和他都在文联创作组。他很有才华，琴棋书画样样都行。哪知道1957年我俩都打成右派，我留机关农场改造，他被开除公职，回到了成都玉皇观的家中。后来他在东郊某厂做翻沙模型的工作，又后来他在顺城街开店，搞篆刻、油印之类。他的妻子与我前妻何洁从小是毛根朋友，关系很好。他看我在金堂城厢家中劳动，他多次跟何洁说：‘快叫流沙河来我这里，这里维持生活容易得多嘛。何必在老家累死累活当解匠呢？这里还有许多朋友在问起（关心）沙河。’记得我离开成都时，他对我说：‘沙河，你就是胆子太小了，你就是一个读死书的书生。你知不知道，社会上卖黄货（黄金）黑货（鸦片）的人有的是，你太胆小怕事了。’我是胆小，但我知道，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里，哪里都有眼睛，哪里都有耳朵，哪里都有嘴巴！无中可以生有，无端飞来横祸；革命群众，个个眼睛雪亮。他私刻公章，以为人家不晓得：那天一个公安进他屋，轻车熟路，用手指在他家柜子上白糖缸里一掏，就勾了出一枚公章来，人赃俱获，扳都扳不脱。抓进市大监狱关起，定了三大罪状：私刻公章、叛国、抗拒改造。上面决定判处死刑，‘死亡名单’已报了上去。1971年9月十几号，他在宁夏街市大监狱里自杀。
至于我嘛，1949以前我只是一个学生娃儿；1949年以后，思想还蛮左倾的，积极参加什么‘忠诚老实运动’‘镇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以及1955年的‘肃反运动’等。到1957年整到自己头上，才晓得锅儿是铁打的。那些岁月里，运动就没有断过，到了“文革”，大家都不是人了。我没有被抓，是机关要留下我作为‘反面教材’，祸事惹得大，但不凶。那些曾经整了你的人，希望你快点死。你活着，他就不好受。我回来后就低调嘛，与世无争，他们经过多次‘考验’，发觉流沙河真不计较过去了，才算是放过了我。”
七、川大曾缄先生
今日大慈寺茶聚，天忽转晴，阳光喜人，一扫前几日阴霾。李维毅先生带来一册《曾缄反动诗选印》，1965年四川大学社教工作团印，作反面材料，供批判用，封面上方还印有“机密”二字。曾缄先生是笔者敬重的蜀中先贤之一，他曾用的是七言旧体诗译《仓央嘉措情歌》，其中有“曾虑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别倾城。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较之其他译本，此最妙。
这册特殊的诗集是从曾先生大量诗词中“选出三十五首，作为反面教材印出，以供参考。”云云。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双雷引并序》。这首诗是先生听说好友裴铁侠，在1952年土改时，被迫将自己收藏的唐代古琴大雷、小雷焚毁后，夫妻双双自杀。此唐琴世上绝无仅有，裴先生视为命根子，土改时，裴家田产充公，靠典卖家中衣物过活，最后只剩下这一双古琴，怎么办，不能卖啊，他对妻子说：我与你都将这对古琴看成命根子，想不到今日落到此般田地，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遂将双琴捶而焚之。同饮安眠药而亡。留下遗书及琴上取下的十枚黄金的部件，书云：“二琴同归天上，金徽留作葬费。”乃以金徽易棺而葬于沙堰。诗后工作组评语写道：“诗中对裴铁侠的腐朽寄生生活百般美化，对其夫妇抗拒土改的反动罪行，肆意渲染；并以裴氏破坏文物为重点，诬蔑土改，用心特别险恶。这首诗，经辗转传抄至北京、济南、重庆等地部分坚持反动立场的人手中，进行了反革命宣传。”云云.....
流沙河先生看了很久，慢慢说道：“这里最有意思的是这些诗后的批注评语以及添盐加醋的解释。‘文革’其实从1964年就开始了，第一次整人就是王光美搞的‘桃园经验’，整那些乡村干部。‘搞批注’这勾当，从1959年起就有专门的班子，吃这碗饭的人多是受过些党教育的，说不定还有曾缄老师的学生、朋友、同事；说不一定有的人，他们过去私人关系还不错呢！运动一来，人人自危。有的先下手为强，或反过来咬朋友一口，你死我活呀！一个人倒霉，至少有五、六个人咬他，50万右派，起码有300万在整人！300万，结果后来平反昭雪，一个都找不到了！整人整得最多，后来挨整挨得也最惨。有些连命都收了，如刘少奇、贺龙、吴晗、四川的李井泉等；凡是‘反动到底’的，反而没有那么惨。有些右派，在当右派以前也整过别人。这一辈子，我无法判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好人坏人有偶然性，有环境因素，古谣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