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泓 | 梅贻琦与韩咏华夫妇往事——永诀清华园
梅贻琦离开清华、离开北平、直至离开祖国，这段经历，留下不同的版本，更有不同的解读。我取私人家族史的角度，提供他的夫人韩咏华的回忆
徐泓，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2006~2013年任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财经传媒专业的联合创办者。197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曾任中国新闻社新闻部副主任、北京分社社长。1998年以后，先后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新闻实务研究、财经新闻研究和对外报道研究。已出版《大人物小人物》《我所珍惜的：30位北大传媒人访谈录》《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燕东园左邻右舍》《韩家往事》等。
他拄杖缓行，最后巡视了三间屋子：挂着淡墨梅花图的客厅、摆着带靠垫藤椅的书房，还有卧室。他叫弟弟到书房去看他的一套大英百科全书，最后他向柜橱里存放的若干瓶好酒、他一生的挚爱，微笑致意。
永诀清华园
1945年8月抗战胜利，西南联大被撤消，梅贻琦北上重新执掌清华大学。
此时最让他头疼的是学生运动。随着国共两党争斗愈演愈烈，学潮迭起，游行、罢课接踵而至，正常的教学秩序难以为继，教授团体内部也观点撕裂。
在那个时代的大学里，教授对于党派活动一般比较反感，这种态度源自西方的大学理念，还不仅是对某一具体党派好坏的评价，而是从根本上反对在大学里进行党派活动。不过一旦出现学潮，大学校长和教授都是保护学生的。
早在梅贻琦初任清华大学校长的1930年代，他就有明确的态度：不鼓励学生在学习阶段参与政治，不鼓励学生去选择左中右，作为自己的政治信仰。他觉得在学校，最主要教会学生自己去辨别人生道路。至于今后他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或者政治价值取向，那是他走向社会以后的事情。
但那时，梅贻琦已经从“昆明一二.一”惨案引发的规模浩大的学潮中看出这种主张的无奈。他在日记中写道：倘若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大难事。民主自由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忧惶！深盼短期内得有解决。否则非但数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
可惜历史已经走到了改朝换代的转折点，学潮如汹涌激荡的洪水势不可挡，一直把师生带入内战的汪洋大海。
1948年8月20日晚，梅贻琦向清华教务会议报告了逮捕学生情况：19日校方接特刑庭送拘票6人，传票26人，他指令秘书处下午即送往该庭一份亲笔签名的公函，报告以上32人，“或者查无此人、或已退学离校、或已毕业离校、或业已休学，或因值暑假，各生行止不定等原因，贵庭传票，唯均不在，未能送达。”20日又接第二批27人的拘传票，梅贻琦照旧敷衍了事。
进入1948年12月，北平局势急转直下。12月14日，北平围城开始。下午四点半，梅贻琦坐上汽车，动身离校进城。
在其他人的回忆中，这段往事逐渐清晰地浮现出来：
梅贻琦的秘书沈刚如：十四日下午，校长以电话将我召至其家，交给我一包股票和契纸（这是与清华合办数学研究所的卢木斋后人交来用作基金的），让我整理好抄一清单。另外，叫我把一枚金元和一根金条交给出纳组妥为保存。交代清楚后，校长便乘车只身进城。当晚黄庄一带即告解放，校长欲归不能。从此梅校长便离开了我们。
校友张起钧：二十一日清晨，梅校长把一切事情安排妥帖以后，从容不迫地提着一架打字机，拿着两本书走上飞机。这个镜头永远定格在他的脑海中。
梅贻琦不会想到，此次南飞竟是他与北平、与清华园的永诀。
几天后，国民政府行政院改组，宣布梅贻琦任教育部长。消息见报后，梅贻琦通过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自己“留平不南来，对不起南方的朋友，来了就做官，无颜对留平的师生”。
梅贻琦离开清华、离开北平、直至离开祖国，这段经历，留下不同的版本，更有不同的解读。我取私人家族史的角度，提供他的夫人韩咏华的回忆：这时候梅先生还在北京，他为学校事务城里城外地奔波着。12月14日下午他进城办事，赶上北京城被围，阻于城内，从此再没有回到清华。南京国民政府连续来飞机接人，他搭乘最后一班飞机走了。以后，梅先生从南京取道上海到香港，在香港遇到一个法国朋友，约他到法国参加联合国会议。这样，梅先生就离开中国大陆了。
纽约65街125号
1950年春天，梅贻琦在纽约65街125号楼上租了一个房间，作为“清华大学在美事务”办公室，雇半天助理一人。
他是1949年12月从伦敦飞抵纽约的。起初和老友缪云台一起租用了贝松生（贝聿铭之父）的一间闲置公寓。据缪先生说，那时他俩都是刚刚离开祖国，有惆怅感，也不知究竟何去何从。他们两人甚至想一起入纽约大学历史系读书，同做年逾花甲的大学生。最后，梅贻琦还是决定为清华基金做事，并立即着手联系各方，打通上下关节，精心制定了保存、管理、使用这笔基金的方案。工作安排告一段落，他才考虑接夫人赴美。于是，韩咏华携两个外孙1951年1月从香港到了美国。
梅贻宝见到了“五哥”梅贻琦：五哥从事保管清华基金，设置研究员名额以维持若干留美学人，恢复清华学报，并从旁协助华美协进社若干业务。事务很多，而其自定生活费甚低，几乎无法维持生活。先前住的还是一栋通常的公寓，后来退掉了，搬进一个很不像样子的住处。大概是撙节而然。我的大侄女祖彬字毛，几年来住洛杉矶。她维持一个子女4人的家庭外，还挣扎着给大学研究生们打论文。这样辛苦赚来的钱，不时五块拾块寄给她母亲，补贴日用。我在美国比较有办法些，过些时我们夫妻都有了固定职业，生活比较安定，衣食可说无缺，但是无法和五哥谈他的经济状况。我偶尔给他寄张支票，有些兑现了，有些始终未兑。我想这不是他遗忘，他似乎自有分寸，自有道理。
此段话中所讲的“其自定生活费甚低”，是指梅贻琦给自己定出的薪水，每月300美金，相当于美国教授的最低薪。至于“一处很不像样子的住处”，吴大猷教授在《我想念的梅贻琦先生》一文中提到，他1954年夏天曾去华美协进社办公室看望梅先生，想请他吃顿便餐，但他反邀我一同回家。中途又坐地底车，又换公共车，很远的到他住的公寓，看到梅太太和他们的一位小姐和外孙女在吃北方凉拌面。
而另一位清华校友、著名外交官刘师舜在《追忆月涵兄》一文中也谈到过这处住所：有一次我到他的纽约寓所请安，有机会看到他所住的公寓，是所有熟人住宅中最小的一家，小得连一件单独的卧室都没有，可见月师平日是省俭到何等地步。
台北金华街110号
五年之后，1955年11月，梅贻琦只身一人，离开美国，长住台湾。从此，直到逝世，台北金华街110号，即是清华办事处，也是梅贻琦在台湾的宿舍。
此址乃是一教会刚迁出的空屋，地皮面积四百五十坪，内院有桧木活动房间四五间，外院建起职员办公室数间及门房。在外院动工之前，梅贻琦即带一名工人，已先行入住，开始在后院铺草。有一次，梅先生兴致油然问友人蔡鳞笔：你的花是在哪里买的？蔡答：全在新庄改良苗圃，品种多，价钱也公道。梅先生决定要种，后来经过花匠估价，包括修整、换土、栽植等，共需二千余元。梅先生考虑了很久，终认为花钱太多了，只在窗前种了几十株玫瑰而已。
在梅贻琦如此节俭自律之下，金华街清华办事处简陋可想而知。办公室不肯买一套沙发，只是用矮藤椅代之。直到他做了台湾教育部长以后，每晚写信、看公文、打字，坐的还是一把普通的小靠背椅，只不过加了一个厚靠垫。
著名物理学家、台湾清华大学原子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孙观汉回忆梅贻琦的廉洁简朴说：清华在台湾的草创时期，他吃的是包饭，与员工同食，每月膳费约一百多台币，虽然那时的生活水准比现在低很多，但是每天只花三、四元的伙食费，也是低得不能再低了。在衣着方面也很简陋，老是长袍布鞋，长袍袖口破时，就自己缝补，布鞋则购自地摊。他有一双黑色皮鞋，但只有出客时穿用，所以穿了多年。不过对校中教学研究之所需，购买仪器设备，聘请教授和资助教授和同学们出国进修等费用，他却一点儿也不吝啬！
提起长袍，秘书赵赓飏讲过一件轶事：为梅校长出门穿戴体面些，他曾托人替梅校长做了一件丝绵袍，花掉1175元，事后梅贻琦几次表示心疼不已。因为他当时所领的正式月薪不过1300元台币。赵赓飏回忆：在物价见涨中，校长有时条谕将其个人所需之草纸、火柴、茶叶、肥皂等等完全自付，不得报公账。类此琐屑事务，笔者本不善处理，复不得不勉力支持。多年以后思之，此事竟成当年协助复校工作之棘手问题。梅校长不止高风亮节为举世所钦，即此生活收支细节亦世鲜其匹。
金华街梅贻琦寓所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王济远先生所绘的淡墨梅花，上面题字：老梅越老越精神。看过这幅画的查良钊先生说：这真是写实而不是恭维话。梅贻琦到台湾后，用清华基金实施的“复校”规划和校址一旦决定，他便全身心地投入这一繁重而艰巨的工作。清华在台湾复校，当局自然希望能全面恢复昔日的盛况，但梅贻琦仅选择先恢复研究院，而且第一便是恢复原子能研究所。一是原子能研究是当时最为顶尖的科技，二是为了清华基金不至因为大兴土木而造成浪费。还有一个内心深处的想法：梅贻琦始终坚持“只有一个清华”，台湾只能有清华的研究所，不能再建一所清华大学。（1964年，在梅贻琦去世两年后，台湾恢复了清华的大学部，正式招收本科生。即后来的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1956年1月起，在新竹清理地基，兴建第一批校舍。秋，招收第一批原子科学研究生。
我查到梅贻琦日记，就在这一年的3月5日至7月9日，他返回美国，奔忙在几大城市之间，忙于洽聘专业人员；忙于洽订原子反应炉，订购各种仪器设备，并安排运输到台湾；还在忙于洽拨清华基金年息，以保持财力的持续支持。每日运筹帷幄，落在纸面上不过寥寥几笔，但字里行间自有一种笃定的坚持。最困难的是网罗人才：吴大猷、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袁家骝、卞学鐄、陈省身等名字频频出现在日记中。与老朋友胡适、李书华、缪云台等多次会面。
1957年新竹首批校舍完工。秋季开始在新竹上课，招收第二批研究生。物理馆及加速器实验室动工兴建。1958年5月物理馆落成，7月开始安装范氏加速器，冬天一座小型游泳池式的核反应堆破土动工。1959年秋，兴建核子科学馆和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1960年，原子炉炉房、原子炉试验馆、核子工程馆、同位素实验室完工。1961年4月，原子炉装置完成，临界试车顺利。9月，科学仪器馆及物理馆扩建工程开工。1962年3月，物理馆扩建工程完工。
这种建设速度，被台湾各界称之为“魔术师般的神速”。
台大医院特二号病房
1960年5月30日，梅贻琦因前列腺癌转移住进台大医院特二号病房，直至1962年5月19日病逝。
1960年6月19日晚10点30分，韩咏华乘美国西北航空公司99号班机到达台北。梅贻琦的好友胡适，亲自从南港驶往松山机场迎接梅夫人。
在梅贻琦去台以后，韩咏华独自生活，一直住在纽约那间小公寓里。因梅贻琦赴台后领的是台币，薪水微博，远不能支持夫人吃饭穿衣，生性倔强的韩咏华就自食其力。她说：月涵先是管清华基金，一个人收入有300块钱，我在那里可以用这个过家。以后他到台湾去了，他在那里赚台币，我在美国花美元，这是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我在那个时候经人介绍，开始打工。在美国，男人65岁退休，女人62岁退休。我是62岁才开始找工作。我在衣帽厂做过工，在首饰店里卖过货，还在医院里做过代班，最后到一个盲童学校，照料盲童。我一直工作到66岁。
1962年6月，韩咏华退休不久，住在三女儿祖衫在费城的家中，就收到了梅贻琦病重的电报，于是她即刻动身，赴台伺疾。她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月涵住的医院，大夫可说是最好的，住的特别病床，一天三班护士，夜里还有一个特别的夜班。清华的秘书每天拿公事到他那里，早上来，晚上六点走，他在床上办清华的事。我去了仿佛作客一样。
韩咏华每日在病房照料，晚上即回金华街清华办事处休息。梅贻琦没有私人住宅，自己就住在办公室，典型的所谓“有眷无家”。何况他这次勉强答应夫人来，还不忘叮嘱“不可用公款”。不过自夫人归来，又经医院为他实行手术，梅贻琦病情渐有起色，食欲渐增，10月底竟能离床，由轮椅推出室外散步。
1961年3月，梅贻宝夫妇自美来台探病，陪伺一月有余。他更感愉悦。曾勉力偕同回金华街宿舍一次，略尽简单午餐回医院。同年10月间，长女祖彬自美来台照顾父亲，一直住到转年1月才去。梅贻琦虽然病情未减，但心情较好。梅貽贻宝说：可见一个人的心理确实能影响他的生理。
我在梅贻宝写的《五月十九念五哥》一文，读到了梅贻琦最后一次回家的情景，那天是1961年5月2日：天朗气清，春风和畅，五哥的病况亦恢复到满意点，便叫汽车由医院开回金华街110号。我们家人聚餐，大概是吃了一顿烂面。路上他叫车夫绕道中华路，他很高兴的指给我们看新建的中华商场。饭后他把家里的三间屋子巡视了一周，叫我到书房看他的一套大英百科全书。柜橱里还存有各种好酒若干瓶，他看了看，然后向我点首微笑。上车回医院前，我给五哥五嫂在汽车前照了个像。不料回院后第二天他感觉不支，并且又发起烧来。看来回家这一举，是过力了。
在梅贻宝的笔下，五哥向这处住宅的告别，可供想象的画面感很强：他拄杖缓行，最后巡视了三间屋子：挂着淡墨梅花图的客厅、摆着带靠垫藤椅的书房，还有卧室。他叫弟弟到书房去看他的一套大英百科全书，最后他向柜橱里存放的若干瓶好酒、他一生的挚爱，微笑致意。
这处住所可以想见充满了梅贻琦的“气味”（taste）。秘书赵赓飏曾描述过这种“气味”：梅校长手上有技巧，写字秀气，画图干净，衣着床衾和书报用具，都整齐有序，生活在简朴中有艺术。饮食茶酒，既节省又懂得考究。听音乐、看评剧、鉴别书画、欣赏诗词，都有极高的修养。他虽不写文章，少演讲，但平时看书的范围很广，除最新物理、工程等书报都经常研读外，社会科学的基础一点儿不忽略。最忙的时候，床头仍有英文《读者文摘》和王国维《观堂集林》。
我在众多的回忆文章中搜寻，希望找到韩咏华梅贻琦夫妻的最后告别。几乎没有文章涉及。韩咏华自己的回忆，也笔墨寥寥。只是确认：他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也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打开他日夜放在身边的公文包，里边是他经手的清华基金账目，一笔一笔，清晰入目。
自1962年5月4日起，梅贻琦起先是微热，然后高热；咳嗽转剧，任何抗生素都不能控制。
5月18日晚上，体温升至39度，脉搏一百以上，神志已不大清楚。张静愚的文章回忆：这次梅校长说，神，什么事都知道。又说，我像换了一个地方。最后说：这个地方我感觉很好。
5月19日早上，梅贻琦陷入昏迷。上午十时五十分，抢救无效，溘然长逝。终年73岁。
由于两岸关系阻隔，葬礼上虽有儿女敬献的花圈挽联，却没有一个人赶来奔丧。在北京的独子梅祖彦、在大连的幼女梅祖芬，几个月之后，才从大陆报纸上得知父亲已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