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春峰 | 我与中国文化书院

原载于《人文中国》总第九期

金春峰，原名金富春，湖南邵阳人，是我国著名哲学家。 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65年获得北大中哲史硕士学位。 曾任人民出版社编审、哲学编辑室主任，并担任《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常务副主编、中国文化书院导师。

一

中国文化书院于1984年成立。教授办院，学者云集，爆发出空前的生机活力和创造力。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老一辈学者来了。汤一介，孙长江、宁可、李泽厚、乐黛云等中年学者来了。李中华、王守常、魏常海等青年学者来了。杜维明、成中英、陈鼓应、冉云华、陈启云、傅伟勋、韦政通、李绍崑等海外学者也来了。书院就这样办了起来。清一色的书生办院，没有官僚机构和官本位。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儒释道，文史哲，包容并举，自由论学。万马齐喑的局面被冲破，学术的繁荣一下被创造出来，迅即带动了全国。尚记得梁漱溟先生几十年前在北大宣讲时的样子，高而严，威而厉：“我是来为儒家、为孔夫子作宣传的。”从此，国学重新站立起来，走进了燕园，开辟了一个文化的新纪元。我这里还保存着当年书院出版的“中西文化比较丛书”的几本，表现出“让外来文化走进来，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雄心壮志。文化的生机勃勃和思想的活跃，印证了党的三中全会方针的正确。中国知识分子天然热爱着自己的民族文化，具有历史使命的担当精神。创痛过后，他们的文化创造热情就涌现出来。梁先生站在高高的讲台上，环绕着记者的摄影机，我被他的人格气象所震撼，至于他究竟讲了什么倒记不清了。我当时的思想是完全马克思主义化的，有一篇为董仲舒正名的文章在《中国社会科学》登出来（同时选登在该刊的英文版），是作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一个案例写的，并非要复兴传统文化。当时，我还未领会到汤先生创办“文化书院”和在深圳大学办“国学研究所”以及复兴国学的高瞻远瞩，还远远跟不上他的步伐。汤先生到深大办国学研究所，首先是筹办继续出版老北大的《国学集刊》。我被任命为常务副主编，将《集刊》在东方出版社出版。

汤先生将第一期的稿件组好了交给我，在《光明日报》刊登了一条广告，附上“文章目录”，这对弘扬国学有重要意义。但是，不曾料到由此引来大量打到出版总署的问责电话。其中牟宗三先生的《圆善论•序言》更是众矢之的。其实，牟先生的文章曾征求社科院赵复三先生的意见，也是汤先生在香港当面向牟先生约的稿，本是一件大好事，却引发了反对的声音。刊名也改为《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为此，我写了一个简短的出版说明。汤先生时在美国，回国后也只好以此名出刊。

汤先生又重新写了《编者说明》：

本论集原为《国学集刊》第一集，现改以论文集形式出版，取名为《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当前，在海内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有着越来越重视的发展趋势。从国内方面看，由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思想文化方面的现代化相配合，因而要求我们对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作历史的反思。“现代化”是一个很复杂的词题，提出要实现“现代化”，就说明我们仍然处在“非现代化”的历史阶段。因此，首先就有一个“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不能不和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回顾百多年来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提出“中体西用”以来，就存在着一个所谓“中外古今”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的争论，从“五四”前后一直延续到三、四十年代，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后来竟搁置起来了。这里面是否有一个把“现代化”与“西方化”相混的问题。当今，我们的社会虽然前进了许多，但这个问题似乎仍未很好解决。我们固然不能再提倡“全盘西化”，同样也要反对“国粹主义”。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曾想找寻一条单纯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及其方法的现代化捷径，然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是显现出迂回曲折。正因为现代化进程中一次又一次的停顿，迫使人们转而对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传统文化进行历史的反思，考虑到在不同文化实体中进行对比。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估价以及中国文化如何发展等问题，正是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被逻辑地提了出来。从国外方面看，由于西方世界的某种精神危机，迫使他们从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中找寻补救办法；加之东亚地区工业的发展，技术和经济发展的速度有超过西方的趋势，从而也促进了西方对东方文化研究的热潮。本论集就是为了适应海内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的这一发展趋势而编辑出版的。

本论集邀请了海内外专家学者、研究人员二十余人担任编委，他们是：主编汤一介，副主编：金春峰（常务），李学勤、严绍璗。编委有丁伟志、王生平、宁可、叶显良、孙长江、孙猛、张义德、牟钟鉴、李泽厚、庞朴、陈鼓应、陈金生，蒙培元、裴家麟，赵令扬（香港），杜维明（美），成中英（美），李绍昆（美），冉云华（加拿大），姜允明（澳）、高宣扬（法）、伊藤漱平（日）．兴膳宏（日）等。

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

1986年6月

《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是当时第一个高举振兴国学大旗的辑刊，很有历史意义。今天国学已星火燎原，遍地开花了。回顾历史，“先觉觉后觉”之功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集刊》第一集汇聚了海内外名家和老中青学者的杰作，展开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极一时之盛，令人惊叹！文化书院未出“集刊”，汤先生一身而二任，两者相辅相成，这也可算是书院的“集刊”了。

二

非常荣幸，1986年1月，文化书院寄来了汤院长签发的聘我为导师（教授）的聘书（1985年，我在人民出版社已正式评为编审（教授），正式成了书院大家庭的一员。王守常、李中华、魏常海等书院青年创办者欢迎我到书院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在书院举办了汉代思想的一次讲座，也多次到南京等地向广大学员面授讲课。十多年后，有次书院制作视频回放，当看到我讲汉代思想的一个镜头时，心情非常激动。一下子就把我带回到书院蓬勃发展、青春奋发、“自由即创造力”的令人神往的辉煌岁月。

那时在书院函授学习的学员数量庞大，导师到各地面授讲课，极受欢迎。我是到南京的导师团成员，场面盛大，可谓万人空巷，犹如《老子》所谓“天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的情景。那种渴望解除文化饥荒的心情，今天的大学生已很难想象，恐怕也难再现了。

1987年，书院在香山举办“梁漱溟学术国际研讨会”，我参加了并提交了长篇论文，被汤先生收入《中国文化与哲学》第二辑。梁先生的公子看了，非常高兴。

书院给我的聘书和工作证，久压箱底，历尽沧桑。为写纪念文，把它翻了出来，犹如老友重逢，分外亲切。书院当年办事，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一优良传统，值得学习发扬。

三

1988年，我应聘到新加坡东亚哲学所作高级研究员，1990年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作访问硏究，随后又到台湾研究讲学。2005年离开佛光大学，寓居北京，不再外出。暂时没有单位了，中国文化书院便成了我的精神家园、安身立命之所。

每年岁末为导师祝寿的文化雅聚，带给我很大的精神欣慰。汤先生，乐先生以及北大教过我的老师——谢龙、张世英、杨辛、孙小礼以及师友孙长江、宁可、李泽厚、沈昌文等，都能在这里相聚晤谈，极为难得。有如“兰亭聚会”，“一觞一咏，畅叙幽情，游目聘怀，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我撰写了祝贺张世英师九五大寿和杨辛师九十大寿的小诗，毛笔书写，在雅聚上展示。后来我去回龙观看望张师，他很高兴，回赠我很多他写的哲学条幅。

杨辛师赠我“宁静致远”的书法。今年春节还特地打电话，高兴地告诉我，他的书法己进入了新的境界，并打算筹办更多的复兴中国文化的活动，我深为感动。

我很喜欢老师一首小诗：“人生七十已寻常，八十逢秋叶未黄，九十枫林红如染，期颐迎春雪飘扬”。我说，希望老师精神好时，随兴书写相赠，以资鼓励。不久先生就患病住院了。住院之前，先生已经写就，还说先写幅小的，以后再写幅大的。我将其裱好，挂在餐桌上方，时时瞻仰，自我鞭策。

书院在东方出版社为导师出版的系列文集，我忝列其中，更受到很大的激励。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书院让我真正体会到了孔夫子这一人生体验。不愁吃穿了，精神食粮就是人的生命。很感谢书院给我的心灵慰籍，也很荣幸能为汤先生和书院做一点事情。“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书院光大了中国文化的这一优良传统。

书院成立四十周年了，成就斐然，祝它的事业更加繁荣兴旺！

2024.8.2

附录：珍贵的史料

昨天（2024.8.3）翻看尘封已久的抽盒，发现了一封珍贵的书信，是汤先生在美国写给我的，讲《国学集刊》出刊的问题。我已完全不记得给他写信的事情。从来信才知，我给他写过信汇报情况。这是复信。内容如下：

春峰同志：

来信收到。《国学集刊》是否有进展？

我曾给李泽厚写了一封信，寄给李中华，请他交给孙长江，看能否转到李所家中。并让李中华给你一复印件，不知他已否给你？还说明，请你把我们的出版说明之类，也给李泽厚一份。

我希望《国学集刊》（出版的问题）早已解决，如果不能解决，能否在香港三联出版？乐黛云七月底由美国去香港，可以由她去联系。但得待你和三联说好。如果有可能性，我们将找人和你联系，把稿纸带出，转交三联。……如何？当然这是下策，因为如此，以后就都只能在香港出版了。

你打算去新加坡事，我准备在七月份和杜维明、余英时（他们两人都是新加坡东亚硏究所理事）商量一下，目前想去的人很多，有方立天、陈今生等，想法安排一下。国内情况如何，望告一二。我五月底去纽约，来信请寄汤双处。我大概在八月后回国，祝好。

收到孙长江信，他说他要帮助《国学集刊》出版。你找他联系，请他快一点帮我们打通关系。

汤一介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