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峰 | 北小京不再匿名
如果今天中国文坛和戏剧界还有什么称得上有趣的秘密，那其剧评家“北小京”的身份必居其一
【编者按】如果今天中国文坛和戏剧界还有什么称得上有趣的秘密，那其剧评家“北小京”的身份必居其一。戏剧的江湖中传言，每一个话剧导演都想在剧场里捕捉到“北小京”，这位“第一独立剧评人”，几乎是横空出世，数年来都无人知晓TA年龄、性别、背景等一切信息的独立剧评人。不“混圈子”，不拿赠票，不说场面话，永远只代表TA自己发表个人见解的剧评人，在现在几乎成为比任何机构都更加权威的存在。如今她不再匿名，回归戏剧导演和剧评人孟丹峰的本来身份。本文是她刚刚发表的新书自序。
是的，从你读到这篇文字起，北小京不再匿名。
北小京是谁？我自己也常在剧场里听到有人议论，为了掩饰好自己的身份，我不时地会随声附和，参与大家的胡猜，试图把话题引到天边外。作为一名写戏剧评论的隐身者，我为求得独立思考的空间，多年前选择亲手将自己与繁世隔开，在剧场与书桌之间逃出一条隐形的路。这并非是一个预谋已久的计划，事实上，2012年春天的那个傍晚，当我写下第一篇剧评时，我仅想说一些真话。
写剧评不是一个职业。至少我还没遇到过一位以写剧评为生的人。传世之作《汉堡剧评》的作者、德国作家莱辛，是依靠汉堡民族剧院聘请他做艺术顾问的工作，才得以写下那104篇剧评。在拥有这份稳定收入之前，已经出版了名著《拉奥孔》的莱辛，正处于捉襟见肘的生存困境中无去无从。从十八世纪的德国到今天的北京，剧评，作为一个独立的职业依然是一个虚幻的影子。戏剧学院文学系设有戏剧批评专业，各大学有文艺理论研究课程，可每年培养出来的人才却消失于无形。能写剧评并愿意写的人，首先要能够做到花时间和票钱经常看戏，了解戏剧。不依靠高校、媒体、剧院，这个专业恐难安身立命。因此，能被发表出来的剧评难免会戴上生存环境和利益的镣铐。一出戏上演后，观众从大众媒体上所能获取的评论信息是非常有限的，这些评论文章有的来自专家学者，有的来自编辑记者，通篇读下来往往看到的是绕圈子的夸赞和鼓励，看不到一丝一毫真正的批评。媒体和演出制作人们互惠互利，专家学者们躲在自己的头衔后面保持沉默，偶尔被邀请参加个作品研讨会，也是要在面子工程的刀俎下编织话术……久而久之，懂戏剧的人沉默了。不懂戏剧的人操纵沉默的人，控制着戏剧艺术的风向标。
良好的观演关系是戏剧行业生存的基石，试图操纵“观”，强迫“演”，是艺术走向堕落的开始。
戏剧批评的消失，导致创作者习惯在自己的花园里自得其乐，看不到创作的困境与瓶颈。观众读不到真实的评论，读到的却是夸大其词，甚至黑白颠倒、带有各种目的的粉饰文章。我感到自己身处荒漠！在我们的时代里发出独立的声音并非易事，却又是多么必要！眼看着虚假的恭维即成燎原之势，我心中的戏剧之光不允许我苟同，也无法再沉默下去！我充盈着一股真气冲了出去，想要披荆斩棘地去写，写独立的剧评。
下笔的一瞬间，我自己的胆怯淹没了！那时候的我，无论是面子还是生存机遇，都需要依仗亲友众多的戏剧界。顾虑重重，即使披上隐身的外衣。为了隐藏我平日里说话与写作的惯性，当然还有性别，刚开始写剧评时，我刻意伪装出一种嬉笑调侃的北京腔儿和网感口语。现在回看北小京写的第一篇剧评《看话剧〈北京我爱你〉》，活脱儿一个北京老哥在咆哮。在文字上扮演另外一个人，比在生活中扮演要更难！现代舞大师玛莎·葛兰姆曾经说过：“人的肢体从不撒谎。”肢体可以透露出人原始的欲望与情感，文笔亦如此。人可以隐身，笔触的轨迹却隐瞒不了真心。装了没多久我已筋疲力尽，从写第八篇《重要的不是剧评》时起，北京腔儿的老哥逐渐消失了。在笔和纸之间，我一个人踏上写剧评之旅。若要说伙伴，那么存在于文字与生活中的两个自我——我便是我自己的伙伴。
我不知道什么是“出色的剧评”，未曾想过要成为一个他人评价系统里的剧评人。我唯一确信的，是我不想遵从学院派的论证方式，不想借他人书袋成为自己文章的标杆。当然，更不可能被任何人、任何组织或利益体安排哪怕一个字。从以上已存在的各种剧评类型中，我没有看到活生生的剧场，以及对戏剧演出呈现的真实反馈与反思。
我应该写怎样的剧评？依据怎样的坐标系去表达呢？
若是一定要定一个坐标，那么我的坐标在观众席。
和许多北京人一样，北京人艺是我戏剧启蒙的地方。在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每每路过首都剧场门前橱窗必要驻足，窗内常年摆放正在上演剧目的剧照：《伊索寓言》《好兵帅克》《骆驼祥子》《雷雨》……剧照中那些真的桌椅、酒壶、假的刀戟，伊索露半个肩膀的异国长袍，莫扎特的假发套，还有演员们一个个凝神的表情，都组合成了话剧艺术的魅力，在我心里种下了好奇并带着感性的种子。为我留下深刻记忆的，除了当时现实主义话剧那种与生活似近似远的真实，还有北京人艺艺术家们精彩的呈现。大幕一开，舞台上便有了一个新的世界，台上的人是制造魔力的人，他们的一颦一笑牵动着初做观众的我。看《野人》的时候，“野人们”在结尾处从舞台上走下来，边走边跳。我那时爱买道边的折叠边座儿，便宜，视角居中，“野人”舞过时带来的风，我至今还记得；我曾为了一出描写巴黎公社的话剧《巴黎人》，和我的同学们连续看了八遍，大家都能记得濮存昕几点几分会念他的那段独白；《推销员之死》第一次公演时，英若诚扮演的威利不说“纽约”，而是说“New York”，这个细节让我们热议了好久；第一次看俄罗斯导演亲自执导的《海鸥》，舞台上“第四堵墙”被彻底推开，露出首都剧场的建筑墙体，濮存昕主演的特里波列夫在“戏中戏”出现时，竟然背对观众侧卧在台边！那自如放松的表现让看惯了抑扬顿挫表演方式的我惊讶不已；至于伟大的《茶馆》，我们几个同学几乎是开演一遍就看一遍，直到买不到坐票，也要站着看完了于是之最后谢幕的那一场……那是戏剧造就殿堂的时代。
成长于这个时代的我，在写剧评以后，开始“反对”和“批判”自己曾经感动过的、善用烘托情绪手段铺排善恶分明结局的话剧。多年观剧经验拓宽了我的喜好，写作使我从观赏者转变成了观察者。
有一件小事让我意识到自己的转变。
2018年某天，我收到一位著名戏剧老教授写给我的留言。他因看到我发表的剧评《缺失的艺术良知——看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话剧〈父亲〉》而急切地对我发问：
“……《父亲》已有十九年的历史，今天仍然有感人之处，而且是当下话剧中的少有的剧目……难道连我们喜欢此剧的人也缺失了艺术良知了吗？”
留言发来的时间是早晨六点左右，我甚至能够感受到教授的焦灼和心痛。
这位老教授关注“北小京”多年，以往他都是私信给我，或在微博公开表达对我的支持。而这一次，他直接在文章下面留言，可见他是希望与我和读者们一起直言、探讨。和往常一样，我没有回复。不关注、不回复，是我决心写剧评时给自己横下的一条规则，避免自己陷入口水战中。但每每遇到真诚的留言，哪怕是反对意见，我肯定会被触动。收到老教授此条留言时，我正坐在高铁上，在通往远方的列车上反思自己——
我错了吗？
我试想，自己在初做观众的年代里若看到《父亲》这部作品，很有可能跟随台上的人物共泣共欢。在物质与精神都相对贫瘠的年代，讲述与我们生活相关的现实主义戏剧，总洋溢着一种“希望就在眼前”的使命感，让我们忘记眼下的难，被台上庞大的家国情怀所激荡。但是，这主观制造出来的感动是偏离艺术的，带有强权目的的海市蜃楼。我们的成长谁也避免不了被生活暴虐，命运磨砺出的人性，正是需要戏剧去深入探寻的。越是看到人性的真实，我越是想对那些试图粉饰苦难、宣扬幸福假象的艺术家们提问！
我的批判首先是对自我感动的割舍，对自己过往的观赏惯性进行审视。我和老教授之间的区别，是生命印记与审美观念的区别，无关对错。我们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众，不能说谁更真诚，谁更正确，我想我们都是真诚的。他捍卫了一个时代的美学定式，我捍卫的是艺术表达的纯粹性。
剧评人与创作者如同两个世界的平行线，我们以不同的创作方式推动自己去探求戏剧的精髓。我们彼此依存，互为镜子。这个世界如此多元，有人喜欢建高楼，有人喜欢戳破气球；有人研究猫咪的胡须，有人探索蚂蚁的灵魂飞向哪里……生活多么立体，我们不过只看到一个角落而已。
我写剧评，更像是一个扔掉包袱的过程。外在的，是世间的关系网、情感网的绑架；内在的，则是美学理论、知识结构、规训好的思维框架的束缚，是“真实自我”与“虚荣自我”的决斗。正如序言开头时我指出的——在“剧场与书桌之间逃出一条隐形的路”。
为鲜活的、滚动着的中国戏剧写真实的剧评，这是我持续写作，并愿为之坚持下去的心愿。
戏剧殿堂永远在，它不属于王府井大街，或者鼓楼大街，也不属于任何剧院、任何城市。它的存在无形于上空，它的怀抱将会张开，当你仰望时。
我并未预料到这场匿名的游戏会持续如此之久。
在我买票、看戏、写评的简单行为之外，我活成了两个我——一个剧评文字中的我，一个现实生活里的我。从在文字中隐藏真身，到在生活里隐瞒文笔、编纂措辞……我和另一个我，分别建立起两个世界，说不清谁扮演了谁，也不知这样的分裂会走向何方。在许多个独自从剧场回家的路上，看着夜光闪闪的北京从眼前掠过，此时此刻做“完整”的自己是多么轻松；想到很快又要分裂下去，我便常常起了“今天再写最后一篇”的念头。可是，每每写完剧评的瞬间，心又被期待和热爱激荡着，习惯性地在日历上标注了新的演出时间。
在一个风很大的冬日，2023年底，我站在离首都剧场不远的三联书店门口，决心放弃“北小京”，将我的书稿和这保守了十二年、仅有两位亲友知晓的秘密，交付给一个新朋友。
十二年，这是我第一次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下，真正将两个自我合并。紧张，不知所措，面对坐在我对面的生活书店总编辑曾诚先生，我仿佛失语一般，结结巴巴，吞吞吐吐。我们之间的火锅冒着热气，发出滋滋的暖意。沉默中，我等待着北小京的脚步，等待那个从未示人的、敢于直言的影子从书桌前走到阳光下，也等待着为了保护这个影子、每年逐渐变厚的、那些生长在我身上的外壳快速剥落掉。彼时，我正被一只眼暂时失去视力而困扰，加上屋中炭火锅的热气蒸腾，仿佛一人雾中坐，对岸的曾诚先生虽一动不动，但在我的视线里是时隐时现的。我知道他在倾听，看着我把一座压在我身上的大山搬离身体。那一天，距离我从上一个手术台下来是六个月，距离我进入下一个手术台是一周后。近一年多来，我的主要精力忙于数自己的每一口呼吸，对诸多生命中曾经觉得重要的事失去了支撑力，比如——扮演北小京。
生命中的变故，可视为打击，更可视为一种指引。一个人徘徊在人生边缘时，那些曾在意的人情世故，和自己精心设计的面子与里子，都变得毫无意义。沉淀于心的，必定是自己认定最珍重的。
因此决定摘下面纱，做唯一的自己。
并，写下去。
丹峰
2024年8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