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走出跨文化的认知陷阱

——对谈《跨文化下的社会认知偏差》作者王野林

王野林，中国西北大学哲学学士，经济学硕士，英国LMU工商管理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访问学者。有多年从事哲学、经济学和心理学教学研究职业生涯，也长期从事公务员培训工作，主讲“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等专题。与作者直接电子邮件交流请联系：allying36@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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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国际交流频仍却误解丛生的当下，一本在美国出版的、探讨跨文化认知偏误的新书引发了关注。作者王野林是一位横跨哲学、心理学和经济学领域的学者，曾任教于多个教育机构并有过公务人员培训经历，历经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访问学者的研究交流生涯，亦有多年企业高管的实务职业经验。作为文化心理学研究者，过去20余年他足迹遍布欧美主要国家，积累了大量跨文化考察资料。如今，他将所见所思凝聚成新作《跨文化下的社会认知偏差》 (Social Cognitive Bias in Cross-Cultural Contexts)。这本书于2025年通过美国纽约的世界华语出版社出版。书中他从文化心理学的理论框架引用开始，到中国文化特质的反省及其影响力的确认 以认知心理学分析方法，解析了中国人在跨文化认知中的认知偏误。值此中西理念碰撞加剧之际，王野林希望通过这部著作为困扰已久的“误读西方”难题提供新的思路。我们与他展开了一次深入对谈，探讨中国人对西方的认知偏误从何而来，又该如何跨越认知的陷阱（走出偏见的樊笼）。

《人文中国》： 您认为中国人对西方存在认知偏差的深层原因有哪些？这些偏差背后有怎样的结构性成因？

王野林：我在书中提出，我们之所以常常误读西方，问题不只是信息不对称或个别观点偏颇，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不同文化塑造下的心理图式差异，以及其它认知心理原因；（思维本身隐藏的结构性偏误。）简单来说，每个人头脑中都有一些早已内化的“看不见的结构”——包括中国文化经验下形成的心理图式和潜意识里的特定的“中国情结”等等，这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对外部世界的判断。很多时候，我们还没真正理解对方，就已经通过“有色眼镜”的过滤做出判断。我的书中列举多个方面的认知偏差实例，进一步揭示了，我们习惯以自身为尺度去评判异域，很多看似客观的判断其实暗藏着太多的主观投射。在书中，我把这些潜藏于心灵深处的认知障碍挖掘出来，就是想让大家对自己的认知有一个反省：原来我们看世界的方式中有这么多预设前提。只有识别并校正这些深层认知模式，才能避免一再掉入“误读”的陷阱。

《人文中国》：您的书中提到不少有意思的概念，比如“心理图式”，以及对中国人影响深远的两个集体情结和一个“执念”：“天朝上国情结”和“历史悲情主义”以及“先进-落后”对比执念。这些概念具体指什么，在现实中有哪些表现呢？

王野林：心理图式可以理解为我们头脑中过去经验积累形成的认知框架，一个认知指导性“纲要”，这些图式是我们自己文化经验长期塑造的产物，而一旦进入跨文化认知，我们就像带着自己的文化透镜来解读异域，就可能产生认知偏差（透镜般影响着我们），例如，中华文化中几千年延续的强固的等级意识，使很多国人习惯用上下尊卑的角度认知、解读人际和国际关系；又如东方思想的整体主义倾向，让我们更注重大局和“整体”，例如国家、民族、GDP总量世界第一，而忽略或屏蔽诸如个人主体性、个人权利，人均GDP等具体事物的价值意义，反过来，因而也出现很国人多对西方社会种种关于“个人主义”、西方群己架构中个人与群体关系的误解。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图式本身并无绝对的对错善恶，但一旦置身跨文化情境，它们常常在无形中限制并框定了我们的判断力，让我们用惯有的眼光看他者，还没真正理解对方就已经先入为主。这就是典型的跨文化认知错位：我们不是看不到事实，而是自己的认知图式替我们决定了看什么、怎么解释。其实，一种认知就可以展现出认知者其所在文化的特质和内涵。

至于您提到的“天朝上国”情结和“历史悲情主义”情结，这是书中分析的两个典型潜意识情结。简单来说，“天朝上国”情结源自我们对昔日文明盛世的记忆，它在民族深层心理留下了一种潜在的优越感和排他性——总觉得自己是世界文明的正统中心，形成华夏乃中心，周边皆蛮夷的“天下观”，并习惯于受万邦来朝，以及我大国对来朝者以加恩体恤展现博大宽容的大国姿态；而一旦“天朝上国”心态在历史中遭遇重创，这种心态则快速转化为“悲情主义”的苦楚和怨恨，在很长一段历史中， 经历欲翻身自强又求之不得后，长期的苦楚心理积郁中，形成了“历史悲情主义”情结。概括来说，“历史悲情主义”情结来自近代百年屈辱史在集体心理刻下的伤痕。是一种“受害者情结”类似的心理状态，其核心是一种“怨恨”，

而长期的受害者心态和悲情叙事使我们对西方既戒备怨怼，又隐隐渴望对方承认，自尊与自卑交织，爱憎交（复）杂。如果这些非理性的执念得不到化解，它们实际上会持续操控我们的认知倾向。当今，这种情结之残余心态仍在，有时表现为一方面极度敏感、自尊心强，逢人稍有不敬便觉得受辱恼怒；另一方面又隔膜傲慢，难以平等看待他者。

我在书里也总结性地谈到，“天朝上国”的意念天生带有对他者的排斥，而“历史悲情”要疗愈，首先需要在精神层面超越过去的伤痛（通过辉煌的经济成就带来的扬眉吐气也是一种疗愈的尝试，但是还需精神性超越）。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走出旧日情结的纠缠，不再用屈辱或荣耀的眼光投射评价外部世界，才能以更加平常心、更加客观的态度来看待当代西方。

需要提醒的是，心理图式常常与潜意识的情结互相强化。比如，“天朝上国”情结会让等级化图式的“俯视众邦”的习性显得理所当然；“历史悲情”情结则可能让我们在遇到不友善言论时迅速触发防御机制，将之归类为“歧视”或“敌意”，而不去探究背后的语境。这种图式—情结—效应的链条，会让跨文化认知中出现高强度的“自我锚定”：我们用自己熟悉的坐标系去理解一切外部现象，最终得到的只是一个“改装版”的虚构他者。

我希望读者理解的是，心理图式无好坏之分——它既可以帮助让我们快速处理信息，但如果在跨文化认知中缺乏“换位思考”，不学会“文化移情”，即有意识去检视和调整框架，它就会成为潜在的认知障碍因素，甚或会导向认知“陷阱”。在跨文化情境下，认知图式的固化，或认知上过度固执于自我文化锚定，恰恰是产生认知偏差的主要原因。真正的开放，不是没有图式，而是能在面对跨文化认知中具有一种“文化移情”的功夫，即主动理解他文化背景知识和其文化图式，有意识地松动和调整自己的图式。

《人文中国》：您能否谈谈“自我锚定”的概念。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这种效应会导致哪些认知误区？

王野林：所谓“自我锚定”来自于心理学中的“锚定效应”，这是指人们认知事物时总是会用过去的自己的已知信息作为参考，这常常会造成认知偏差。而本书中的自我锚定，这是指人们总倾向以自己的文化经验为锚点、为参照，对他文化事物作出判断。也就是说，当我们观察一个陌生文化时，常常不自觉拿本国的文化环境当参照，倾向于把客观事件或对方的所作所为套入自己熟悉的认知框架。这种思维习惯很容易引发误判。举两个例子：当中国读者看到美国总统与国会在政策上出现分歧时，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套用中国式的权谋逻辑，认为这不过是“唱双簧”给外人看，却忽略了那背后复杂的制度制衡机制。又比如，听说某个西方国家发生游行示威，有些人就会得出“游行抗议就是冲突和混乱，可见这个国家不安全”这样的中国式的认知接读。

而在中国式集体主义文化下，在社交媒体时代，集体化的大“自我”的自我锚定效应往往和“信息茧房”叠加，导致更严重的偏误。当今的网络社交平台让人们很容易局限在“同温层”里获取信息。人云亦云的从众效应也在推波助澜：当某种对西方的刻板印象在网上流行开来时，个人独立认知甚或会被淹没，只能随波逐流地加入赞同或声讨的合唱。久而久之，原本片面的看法经过朋友圈、微博等社群的不断强化，变得更加定型极端。这种“大合唱”式的偏见在互联网时代非常普遍——一个网络帖子或段评论就可能成为无数人脑中关于西方之固化的认知之“锚”。社交媒体的碎片化信息生态还会加剧我们的镜像偏差：我们看到的往往是经过自己先入成见拼贴起来的“西方”，距离真实的西方可能相去甚远。因此，如果不主动走出算法划定的舒适圈，培养独立思考的意识，我们就很容易被裹挟在群体化刻板认知中而不自知。

《人文中国》：您在书中把世俗主义确立为重要的中国文化特质之一，而中国人的认知图式常常受“现世世俗主义”价值观影响，这种影响在跨文化认知中会带来哪些认知偏差？

王野林：中国世俗主义文化是现世功利精神倾向的重要来源之一，这种中国式的功利主义在早期民国的学者哪里也被称为“实利主义”，它成因复杂但实实在在地贯穿在中国人从日常生活到人生观、价值观中的方方面面，表现在精神倾向上就是：过度追求实用和事功的现世价值，而淡漠精神价值；比较急功近利过度追求当下利益，匮乏对长远的目的价值、超越性的信仰价值（包括宗教信仰）的追索和向往，还有“成王败寇”的结果主义价值取向；中国世俗功利主义另一个特征就是崇拜谋略而轻规则道义，等等。而若以自己的这种现世功利主义认知图式去解读西方文化中的事物现象，就会经常性地出现认知偏误，例如中国民间的对西方人“不灵活”、“一根筋”的认知，以自己接近苦难崇拜式的勤劳嘲笑他文化“懒惰”；或者以我们的“大干快上” 以及“不惜一切代价”的执行力这种中国模式的决策速度和执行力，比对西方政策出台和办事的程序化习惯，贬损西方的“程序正义追求”为“偏执”，讥讽西方“决策拖拉冗长、低效”，等等。须知，在这方面。脱离了对西方文化环境的领悟，就是现世功利主义认知倾向下呈现的认知偏差，毕竟，有多少人反省过我们自己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模式的“大干快上”是否有长期的可持续行？

这种现世功利主义精神和执行力曾在过去表现在“赶英超美”、“大跃进”、一刀切式的计划生育运动等等之中，也体现在近些年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跃进”上。而若论当前中国经济现状，广义上的种种形式的“产能过剩”，不正是“大干快上”的短期功利主义的结果吗？

我并不是要完全否定现世功利的价值，但如果无法跳出这种价值取向的单一视野，我们就很容易误读那些超越现实利益、基于理念与精神追求的行为。跨文化的理解，恰恰需要我们在尊重自己价值的同时，也能去体会另一种文明在精神层面的重心所在。

我再强调一下，上述那些，过于急功近利的现世功利认知倾向，造成我们重技术而忽略基础科学研究的政策导向，成为我们原发性创新长期缺位的原因之一。同时我们在认知中往往高估了科技原创中中国的竞争力，并产生已经超越他国，西方已衰落，“东升西降”的急切（幻觉）。这些都和短期功利主义的认知习性、评价体系有关；

另一个点是，现世主义功利主义导致我们对他者动机的错误推测。我们习惯用成本—收益逻辑来解释国际政治或商业谈判，倾向于认为对方所有举动背后都有直接的利益驱动，而容易忽略其文化身份、道义感、宗教信念等非功利或长期利益价值因素。这就可能导致我们在跨文化交往中误判对方的底线与诉求——比如，把对方坚守某个原则视为“谋略”，而不是一种根植于文化和信仰的自我坚持。

《人文中国》：在您诸多跨文化认知经历中，有没有令您“茅塞顿开”的关键时刻？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个这样的故事？

王野林：倒是有类似的感悟。让我印象最深的是2010年秋天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经历。当时我在德国参加完一个国际会议后，抽空到欧洲各国旅行考察。在巴塞罗那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与同事坐在市中心露天广场的咖啡桌旁，周围是悠闲自在的各国游客。地中海十一月的日光明亮温暖，我能感觉到阳光洒在肩头和胸膛上。不经意间，一股暖流涌上心头——那是一种跨文化交融瞬间迸发的体验。我恍然觉得自己深深融入了眼前的西方景致，身心仿佛完成了从东方文明穿越到西方世界的转换。那一刻我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通达感：我与周围的西方人在经济上不再有过去那种尴尬差距，精神上能够平视对方，文化上似乎已彼此相通，整个世界仿佛触手可及。这种融汇贯通的感觉一旦在内心生成，就再没有“你们”“我们”之分，也再不会轻易褪去了。

回想起来，那次巴塞罗那的“顿悟”之所以令我难忘，一方面是我瞬间有一种感觉，好像地中海的温暖的和风吹散了自己早期生活中苦闷积郁的残余，另一方面，因为它标志着我个人心态的一个飞跃——仿佛多年困惑踌躇之后豁然开朗，真正生成了文化平等的自信；另外它也让我体认到，要想跨越彼此成见，首先需要自身心理的开放和转换。当然，这样的瞬间并非凭空降临。它背后有我多年累积的跨文化经验作铺垫，也是对过往种种精神桎梏的一次超越。在那个阳光午后，我切身感受到什么叫“平视世界”和融入世界，也更加确信跨文化理解并非遥不可及。当我们放下成见、融入他者的环境，其实完全可以找到与之共鸣的节奏。这种体验后来持续滋养着我的写作和思考。当我讨论跨文化认知的问题，有时脑海中就会浮现那个广场上的自己——阳光下坦然自在地和世界平静相视的中国人。

《人文中国》：您觉得，要做到真正的平视世界，需要具备哪些心理状态？

王野林：我个人认为，所谓 “平视世界”，从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而言，就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表述，就是超越“俯视众邦”的天下观，而追求国与国，人与人相互平等相待，如此我们可以超越多种过去从“天下”时代遗留下来的独尊与于世，或者如中山先生所提到的“孤立之性”，这也包括打消寻求他国仰视的的念头，超越过去而融入人类现代文明。同时也摒弃旧时代留下的仰视他者的惯性。

简而言之就是以不卑不亢的姿态看待外部世界。既不仰视也不俯视，而是用平等的眼光看别人。我认为要达到这种境界，首先需要内心摆脱两大包袱：一是前面提到的盲目优越感，二是根深蒂固的受害者心态。只有不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我们才能在心理上取得某种平衡。这是一种自信而冷静的心灵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既承认西方文明有值得尊重学习的长处，也看清楚它的局限与问题；我们不再以“天朝上国”自居，更不会总以百年屈辱史的受害者自诩。

要做到这一点，其实需要一种更深层次的文明自觉，简单说就是要有一种自省习惯；在这一点上，西方做得比我们好，这也源于西方社会在多元化、自由开放方面走在前面；另外我也同意要有心理上的自觉，我指的是对自身头脑中那些无形的文化烙印有清醒的认知，明白我们的很多看法其实深受这些心理惯性的影响。只有内省自己的认知结构，学会检视并校正那些潜藏的心理图式和种种心理情结，我们才能获得超越藩篱的自由。心理上的自主、诚实和开放是前提：只有内心足够自主、自省且开放包容，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平视外部世界，而不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事物。

《人文中国》：您的履历横跨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多个领域，也有企业管理的实践经验。这样的“跨界”背景对您写这本书产生了哪些影响？

王野林：我一直觉得，不同领域的学习工作经历，就像提供了不同维度的视角，让我感知世界和看问题更宽广、多维。其实这种难以抑制的多方面的知识兴趣，过去我常常认为是自己的弱点，我知道我们这个社会“专业”更容易“成功”，但我很难做到，后来意识到这可能是人的天性所致吧；在我的少年时代我们国家有更多相对的封闭性、限制性，这反而刺激了我对外部世界更强烈的好奇心，过后一旦有了放开读书的机会，自由行走世界的机遇，好奇和想象力就更加“一发不可收拾”；少年时期读外国书，造成了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也促就了我自身的理想主义色彩，并自以为自己的学习动机来自于对真理的追逐（其实是对真相的追逐和追问的天性），也自觉地抗拒“专业”带来的局限。我的这种“不安分”带来了自己生活的丰富多彩，拓宽了视野，当然也会有“功名”的“损失”，但是我并不后悔，因此读书思考和践行都是不自我限制的。

这些年我曾长期从事哲学、经济学、心理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同时也在企业担任管理职务，可以说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养分”我都吸收过。而在海外留学、访学和商务工作的亲身经历又让我积累了许多生动的一手案例。正因为有这样的跨界背景，我在写这本书时才可能将体系化的文化心理学理论与具体的故事素材结合起来。书里除了概念剖析，也融入了大量我亲历的跨文化观察与心路历程，我期待文本既有专业深度又不失个性风格。自己习惯于全视角看问题、想问题，这些对我都是自然而然的。可以说，我既是研究者也是记录者——通过这些不同领域的视角交叉印证，力求把中西文化认知差异的问题讲得透彻又鲜活一些。我的背景还培养了自己的“观察者”意识，这帮助我在书写中平衡了理性分析和人文关怀，让读者既能看到严谨的思考框架，也能感受到真诚的个人思索。

《人文中国》：您写作本书的内在动因是什么？是什么促使您下决心投入数年时间，把这些思考付诸文字？

王野林：这本书的话题对我来说既是学术关切，也是观察感悟的焦点，可以说酝酿了很久。我在文革中度过自己的少年时代，亲历了中国几十年剧烈动荡的社会变迁。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再到全球化，我这一代人的生活仿佛穿越了几个不同文明阶段。这些经历在我内心促生了一种求知探索的张力，驱使我不断探究我们自身与西方文明的关系。当然我天性里的好奇性，也是我跨文化认知之旅的内在动力。早些年在国内大学校园，我就立下心愿：有朝一日要走出国门，亲身了解世界，以重新发现自我。后来我有幸赴英国、美国学习和研究、学术考察，又由于国际商务往来，我频繁往返于中国与欧美之间，足迹遍布欧洲多数国家，比较更熟悉的是英、德等国；每到海外，总喜欢观察当地社会、反思中西差异。这种比较的习惯让我积累了丰富的笔记和思考。前几年中美关系开始剧变，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举一动、中西方媒体截然不同的叙事方式，都引发过我深度的认知反思。

尤其是2018年以来，我相继再次探访了英、德、奥地利等国，又于2019年到2020年底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学，逗留一年半期间，历经中美之间爆发贸易冲突的关键期，以及全球疫情爆发、2020美国总统大选。我亲眼见证了两国关系快速跌入数十年来的低谷，感受了全球大疫情期中西防疫理念的差异与冲突，迫切感受到中西理性对话需要。我意识到，是时候系统梳理我多年的跨文化所见所思，把其中有价值的洞见写下来。写这本书既是顺应时代课题的召唤，也是满足我内心一种表达和求解的渴望。整整花了三年时间搜集整理资料、构思撰稿，此次又经过大幅修订，过程虽然艰辛，却也让我受益良多——它促使我把散落的素材、草稿汇集上升为理论框架，这也是一种自我认知的深化。我想，驱动我坚持完成本书的动力说到底即是自我表达的需求，也是一种责任感：希望为正在经历快速变化的中国读者，提供一些透视自我和看待世界的新思路。

《人文中国》：最后，您希望这本书能给读者带来怎样的核心反思？如果读者只能从中提炼出一个最重要的心得体会，您希望是什么？

王野林：我最希望和读者分享的，是一种面对世界的“心理层面的贯通自觉”，或者说是一种对自己心理活动的自觉洞察习惯，听上去有点抽象，其实很具体：就是学会审视自己的心灵惯性，反思自身的认知模式。我常引用康德的一个启发——当我们试图认识世界时，首先应该弄清自己的认识工具和认知能力。换言之，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再认知，必须从审视自身的文化特质和思维惯性开始。读这本书时，如果大家也能像照镜子一样看到自己戴着的“隐形眼镜”，意识到原来我们看待西方的方式中，有这么多来自我们自己的文化图式的局限和投射，那么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深层的文化反省，进而生成的心理洞察、换位和纠偏的自觉，正是避免跨文化认知偏误的必经之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