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芊 | “象思维”的定位与功能新探

文字所能表达的是有限的，而从象之中可以挖掘出无限的内涵与意义。即便是落于文字，仍然是以物与事为喻

刘芊，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学者，崇贤书院院长，致中和书院联席院长。

“象思维”作为一种中国式思维的提出是为了与西方盛行的概念思维相区别。40年来其对中国文化的解释较多采取哲学意义上的探讨。从思维工具角度在应用层面的研究更易展示其特色，并有助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度理解。从这个角度上看，抓住象思维工具性的特征，定位在思维工具上，把相关研究从哲学的、形而上的“原象”探索，转变为对于核心象思维工具的“母象”的研究；从零散的应用，整合为系统性的梳理，可以串连起中华传统文化的诸多核心理念，有利于“象思维”概念的普及和更为广泛地应用。

“象思维”的提出是为了“呼唤人们对培育悟性和推进原创的重视”，解决“在与传统文化断裂的过程中，把中国长于‘象思维’的优势丢失”^[1]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今天似乎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因此我们有必要继续深入地研究象思维的本质，在当今时代更好地明确其定位，以便更好地发挥其功能。

“象思维”的提出者王树人教授揭示其特征为“非实体性、非对象性、非实体性”^[2]以与西方盛行的概念思维形成鲜明的对比，突出中国思维的特色。王老曾师从于贺麟先生，同样从学于贺麟先生的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曾把中国文化总结为“整体关联、动态平衡、自然合理、直觉思维”四个特征^[3]。传统文化与象思维的关系究竟如何，象思维在中国文化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来进行一次新的梳理。

1、什么是“象思维”的“象”

王树人提出象思维，是采用中国哲学的角度，强调其“原创”特性。其中的象涵盖了从物象、到意象、到“原象”整个光谱。这本身就体现着象思维的开放性。但我们不妨回到“象”字的原意来做一次探究，或许可以有新的启发。

象字的原意是大象，即《说文解字》中的“长鼻牙，南越大兽”。大象是陆地上最大的动物，给初见的人所带来的视觉震撼可想而知。对于这样的庞然大物，只注重局部必然陷入“瞎子摸象”的困境，因而更需要注重整体的把握。韩非子用：“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今道虽不可得闻见，圣人执其见功以处见其形，故曰‘无状之状’，‘无物之象’”(《韩非子·解老篇》)来解释老子对道的描述。远古时期，中原地区气候温暖，适合象的生存。河南简称为“豫”，即“象之大者”，应该是有根据的。但后来气候变化，这一地区也就不再有象的存在了。这段文字揭示了象的一层重要意义，就是我们头脑中通过局部把握整体，通过死物推知动态的对事物或理念的想象，即“意想”之物。需要强调的是，后面对道的阐述：“今道虽不可得闻见，圣人执其见功以处见其形”是从其功用效果上，来处置、推断出道的运行。这是一种主动的精神活动，而不是被动的感知与接受。不可言说之“道”只能通过象来表述，老子采取的就是这样的方法。这其中已包含了合理推想和总体把握的取向。

同样，《周易》是依据卦象、爻象来分析每一卦的含义。文字所能表达的是有限的，而从象之中可以挖掘出无限的内涵与意义。即便是落于文字，仍然是以物与事为喻。其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样类比性的表述，在中国可以说家喻户晓。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就是说，所谓“象”是表达对于事物整体感知的“意”的符号，而“言”则是对象的语言（概念）化的描述。在对“意”的表达上，介于具体的世界与抽象的语言之间的象，包含着最丰富的内容；而清晰地阐明象的内涵，则需要语言的帮助。应该注意的是，这里的象不是与听觉对象、味觉对象相并列的视觉对象之“象”，如王弼在另一处所说的“为象也则无形，为音也则希声，为味也则无呈”，而是与言相对的“意之象”。这颇似佛教中的“色”字，既可以是表达视觉对象，如在“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的六根六尘语境中的色；但也可以指代与心相对的一切可感知的存在，如在五蕴“色受想行识”中的色。

总之，“象”不是主客对立的关系下实体的、对象化的、现成的象，而是在天人合一的认识下人们头脑中形成的一种用以理解世界，表达意义的媒介。王树人强调象思维的“象”主要指“超越具象的精神之象”^[4]。张祥龙则指出，“象的职责是去招引出意义”^[5]。象以整体性、联想性见长，往往包含着悟性的成分。

2、什么是象思维

象思维的提出是为了与西方的的概念思维相对比。既然它是中国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首先应与一般形象思维做一个区分。形象思维是人类普遍具有的一种思维能力。如王树人教授指出，其出现甚至早于语言的产生，因此被看做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思维。而我们所讨论的象思维则是中国文化特有的一种现象，它不是原始的形象思维，而是在概念思维充分发达的情况下，我们的祖先意识到了概念、词汇的有限性，主动从抽象的概念层面退下半步，以内涵更加丰富的象来认识、思考、表达。这就是《易经》里所说的“圣人立象以尽意”（《周易·系词上》）。卦爻就是描述一种规律性认识的象，即王树人所说的“非实体的像”^[6]。其产生的原因是对“言不尽意”的认识，也就是说，囿于其规定性、抽象性，名言概念无法表达完整准确的意义。

抽象的概念思维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它使我们思考的效率得到巨大的提升，但也以人的抽象替代了世界的真实。如几何学中的点、线、面这些概念都是人抽象地创造出来的。在真实世界中找不到无穷小的点、无限长的直线、没有厚度的平面。这些概念只存在于我们的大脑里。我们利用它们建立几何学，解决了很多问题，但却忘了，这只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想象出来的一套抽象的、理想化、标准化的概念。如王树人指出，“任何概念化，都不能不包含有抽象化在内，或者说不能不包含有简化与僵化在内”^[7]。因此，抽象的概念方便了思维，也让我们以概念的世界遮蔽了真实的世界。象思维是我们的祖先对抗这种割裂，保持与世界有机联系的独特方法，它既具有理论思维的概括提升，又采用非确定性的框架与表达。

从根源上讲，象思维发展、提高自普通的形象思维，即初级象思维。儒家的比德、《诗经》的比兴、庄子的寓言、孟子的养气都体现出以象为喻的类比思维，或象的思维。但中国的最具代表性的象思维，即象思维的高级形式，则表现在取象思维、立象思维。即以象来观察认识世界，并通过构建象的思维工具来思考分析、涵泳体悟。所以说，象思维脱胎于但又超越了原始形象思维，同时也扬弃和超越了机械的概念思维，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独特的一种文化现象。当然，在实际应用中初级与高级两种象思维经常是综合使用，相互包含的。

象思维“以象观象”“以物观物”，去消主观概念因素的干扰而直观、悟性地把握事物。其特征是概念的非限定化和推理方式的非线性化。与古希腊文化不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没有把概念的明晰、确定作为思考推理的前提，而且越是思想体系中高层次的核心概念越保留模糊的阐释空间，以至于儒释道的最核心理念，如儒家的“仁”、道家的“道”、佛家的“佛”，都没有确切的唯一定义。这与逻辑性的，追求同一律的概念思维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外，象思维中广泛使用的类比推理和辩证逻辑，或用李曙华的说法，“比类推衍与太极推衍”^[8]，发挥着比线性逻辑更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专门的象思维工具更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瑰宝。

3、代表性的象思维工具及应用

王树人所强调的象思维的“原发创生性”可以从象思维的应用中体现出来，特别是中国独有的象思维工具，包括阳阳、五行、八卦等，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阴阳。

3.1.阴阳

在人类历史上的诸多文明里，只有中国人创造出了阴阳这样一对既相互斗争、此消彼长，又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相互转化、相辅相成的核心概念。它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韩国、蒙古国的国旗到诺贝尔奖获得者波尔为自己设计的族徽里，都能看到它的影子。而这对理念实则承担了传统文化中辩证思维的基本载体的角色。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抵触片面、静止的视角，喜欢从正反两个方面动态地思考。如程颐所说：“天地之间皆有对，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世上并没有“阴”“阳”这两样东西，“阴阳者，有名而无形” （《黄帝内经·灵枢·阴阳系日月》），但我们可以在万事万物上看到阴阳，继而在阴阳的每个方面再分出阴阳。这是典型的象思维的非实体性、非对象性、非现成性的特征，也反映出象思维辩证性的普遍规律，如张载所言：“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是华夏民族最突出的思维偏好之一。可以说，作为起点，阴阳成就了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因此也是最基本的象思维工具。《潜夫论》中有言：“五行八卦，阴阳所生”，就是说这两个更高一级的象思维工具建立在阴阳的基础之上。当然，这里的所为“生”并不是发展历史上真实的先后顺序与相生关系，而是古代学术范畴经过长期发展整合之后逻辑上的合理解释。

3.2.五行

五行的源头扑朔迷离，其至今仍在发挥的巨大作用出自菱形的“中土五行”与五边形套五角星的“生克五行”两个模式^[9]。

“中土五行”是土在中央，其他四行在四方的结构，其主要作用是连类比附，如木的方位在东方、四季属春天，颜色为青、味道为酸、声音为角、五脏为肝、五志为怒、五常为仁。这是与西方逻辑思维的分类（categorize）思维完全不同的类比（analogize）思维。分类求异，走向细节；类比求同，着眼大处。类比思维方式带有整体把握的直觉、联想特征，不求完全一致的“相同”，而只求某种意味上的“相通”。中国人一向注重有机、整体的思维，《黄帝内经》说：“智者察同，愚者察异”。分门别类的逻辑分析不可避免地把研究引向细枝末节。跨品类、跨尺度地感悟、寻找共同点，正是象思维可以大显身手之处。也暗合了现代科学的全息（holism）、分形（fractal）等理论。

“生克五行”是源自《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中“比相生而间相胜”的描述而摹绘的图形，其表达与中土五行完全不同。以五角星、五边形这样的旋转对称图形展现了普遍的生克关系，作为五行之一的土也不再具有特殊的地位，五行在系统中完全等值。这样的图形可以字母化、数学化地表达为：从任何一行“A”出发都有着生“B”，克“C”，被“D”克，被“E”生的规律，即每一“行”都同时具备4种角色。在这个基本架构之下，生克关系又不是绝对的，而有“生克乘侮”等辩证关系，以及《淮南子·坠形训》中“生、壮、老、囚、死”的强弱循环，甚至“一行当体即有五义”（萧吉《五行大义》）的五行相互包容统摄。所有这些都让五行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的、单向的、静态的。换言之，当我们以五行统摄一切时，我们也把一切纳入了系统性的综合复杂的思维框架里。

五行和阴阳的关系在哪里呢？生克五行中含有两对阴阳，正向、负向是一对阴阳，主动被动式一对阴阳，这两对阴阳合成一个两维的矩阵，就形成了“生、克、被生、被克”四个象限。而这四种关系恰好需要五个元素来表达，即如前面所展示的每个A都要与B、C、D、E演绎出这四种关系。换言之，阴阳是表达一维辩证关系的两个象，而五行是表达二维四种辩证关系的五个象。所以五行不是五种物质，也不只是对万物做五档分类，而本质上是形成相生相克关系的一套完整符号（象）。正如单纯相克关系，只需要“锤子、剪刀、布（或砂锅、石头、水）”等三个符号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五行“凑出”了这五个符号，建构了生克体系模型，让五档分类（中土五行）中的万物都有了辩证的联系，并通过广泛的应用，建立起了中国人绵延2000多年的系统思维框架。这就是五行的精髓。

3.3.八卦与《易经》

《易经》是“立象以尽意”理念的出处，李曙华认为其“作为中国文化的‘生成元’，蕴藏着象思维的全部秘密”^[10]。从应用次序的逻辑上说，阴阳与五行分别解决了看待事物及发现事物间关系的问题，然后就需要《易经》的体系来描述事物的发展了。

《易经》把时空的发展过程以卦象和爻象的形式展现出来，成为64种场景下事物由低到高，由此及彼，从开始到结束的六个阶段的展开过程。正如五行的生克关系纷繁复杂一样，每一卦的解读有名称、整体形象、顺序、上下卦关系、爻的位置、变卦、互卦等多个参照和评价体系，解释时侧重点甚至选择都不尽相同。卦爻辞都是具体事物的形象比喻与判断而不是简单的概念界定。对卦象、爻象的解读也不是指向外在的实际对象，而是引发内在认知活动的积极活跃状态，以求“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当然，无限多样的世间万事不是只有这64种场景，但“万物睽而其事类也”（《周易·睽·彖传》），在有限的场景中可以总结出事物的共性，分门别类探索规律，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易传·系辞上》）。另一方面，由于卦象符号的多义性，人们可以在不同的评价体系中用平行、开放的象思维获得足够的启发与并进行自主的选择。

“神无方而易无体”（《系辞上》），《易经》中的卦象变动不居，无实体、无主体、无本体，读《易》是从功能、现象层面思考，这也是典型的象思维。具体地来看，《系辞上》有言：“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这里“拟”是类比，“议”是对规律的探讨，二者就是以类比的方式感悟事理。

五行与八卦，一个横向将阴阳拓展到二维关系结构，一个纵向推演阴阳变化的过程。不妨说，阴阳是辩证的象，五行是关系的象，八卦是生成发展的象。这些象的体系，早期的产生未必是自觉的、预先设计的、一步到位的，而是在象思维的使用和生产生活的实践中，逐渐产生、成熟、淘汰、变化、完善，终究形成一套暗合了事物发展规律的思想工具，将有关“象”的潜在意义与作用以及象思维的独特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值得注意的是，象思维虽然与直觉、悟性、神秘的思维相兼容，但并没有发展出神秘主义，而是以理性的态度和方式处理超出经验、知识的联系与规律。这也成为中华文明的一大特色。

3.4.中医、禅及其他

传统象思维工具的应用，可能没有比中医更为显著的领域了。

楼宇烈教授说：“如果不懂中医，中国哲学的根本特征就把握不住，也就体会不到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11]这是因为在中国各种学术领域中，仍然使用以象思维为特征的传统思维的，大概只剩下中医了。

中医的基础是气一元论。人的生命与天地一体，顺应时空的规律。同时，人体也是一个小宇宙。这样的整体、有机生命观需要整体、有机的思维、表述方式。气与血本身就是这一体系内涵及应用极为丰富的一对基本概念，与阴阳、表里、虚实、寒热等二元辩证关系一起，都是阴阳象思维在中医里的体现。而基于五行模型的藏象学说，把内脏、身体、情绪、四季及外部世界的方方面面联系起来，又可以辩证地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使得我们能够以普遍联系的系统思维来思考健康与疾病的问题，以维持人的内在平衡以及与天地万物的外在平衡。

与西医的线性逻辑思维和概念明确的因果关系不同，中医的思路旨在以四诊八纲、五运六气、四气五味等综合信息入手，利用阴阳五行的思考框架，在象的层面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这其中包含了悟性的成分，以及在不同语境下对象语汇的不同诠释与解读。从这点上看，“秀才学医，笼中捉鸡”是有道理的，熟悉传统文化象思维表达的文科生可能更容易进入中医的语境。而2024年起高考要求理科的学生才能考中医专业，其能否适应灵活辩证、多义开放、缺乏一致性、确定性、普遍性的中医思维，对于院校、学生和中医本身都是一个考验。2005年很多中医院校对这条规定都做了调整，这是符合中医规律的。

如果说中医是象思维最普遍、最集中表达的领域，那么禅就是中国文化与外来的佛教文化融合后凝结成的一颗闪耀着象思维异彩的明珠^[12]。

印度文化有非常独特的地方。西方文化是向外求真，发展出理性逻辑的思维和科学、哲学；中国文化是向内求真，发展出以儒、道为代表的修身文化，那么印度文化一方面是向内探求，另一方面却希望通过建立精确概念、客观性理论体系来阐明其境界与原理。这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以及孔子的“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子不语怪力乱神”对于语言的有限性的警惕，和对表述超出经验世界对象所采取的谨慎态度是非常不同的。佛法一方面强调文字只是指月的手指，不是真正的月亮，“止止不须说，我法妙难思”（《法华经》），“不可说，不可说”（《大品般若经》），另一方面又形成了以唯识学为代表的严谨复杂的表述体系，试图在理论上对修行成佛这样一个超出人们经验范围的超越性的内容进行清晰的说明。将这些学说所安立的概念执为实有，把佛学等同于哲学，是至今仍影响着修学者的一条歧路。

某种意义上讲，“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正是回归如来本怀的一种最为直接的方法。其核心是摆脱文字、概念对人心的束缚，通过直觉的证悟来实现自我的超越。六祖慧能是中国禅宗的真正创立人。他所开出的中国式的禅宗传统，对于终极的问题，往往通过象的方式来遮蔽，如“如何是佛？”“麻三斤”，以避免落入概念化的虚假探讨与境界。因为禅是心的实证、“现量”，无法用人们依赖日常经验来理解的文字概念来描述，也不能用脱离了实证的理论言辞来应付，所谓“道着错”“拟议即乖”“说似一物即不中”。在使用文字的同时，我们也往往就落入了概念思维的“习气”之中，强化了我们对于世界的既有认识，这与松动这种认识的修行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停留在任何文字境界上都与真实的修行不相干，而且会成为修行的障碍，因此圆悟克勤说：“道个佛字，拖泥带水；道个禅字，满面惭惶。”出于同样的原因，禅宗理论框架往往不是使用哲学的概念和语言，而是用大量象思维的意象来做直观的表达，如云门三句：“函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还有有临济“三玄三要”、曹洞“五位君臣”，都是以象语汇来描述难以用文字表达的境界与修行中微妙的差异。禅宗的机锋问答、求法请益中更是充满了“枯木里龙吟”“银碗盛雪，明月藏鹭”这样的形象化表述来替代直接的概念交流，更有大量错位的表达，打破概念逻辑，以求听者触机而悟，不要死于句下。

概念思维是禅的死敌。但要表达、交流，又不能离开语言文字，因此禅宗巧妙地利用象语言来“以楔出楔”，打破一个个概念，并尽量避免形成新的概念。这与庄子的“筌蹄”之说很有相通之处。《老子》《庄子》《周易》中充满了这类象语言的启发性表达。不仅修心的禅要用象语言，修身的丹道，也靠象语言来描绘修行的过程。非概念化的象思维有利于突破物我的界限，以达到物我两忘的无我之境。

除了阳阳、五行、八卦，还有包括河图洛书的方圆之象在内的大量传统象数之象，都是象思维的重要工具。其应用也包括了文学艺术^[13]、天文地理、宗教术数、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

4、象思维形成的原因

为什么西方发展出发达的概念思维、逻辑思维，而中国却发展出以象思维为突出特征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此我们只能做一些合理的推测。

首先，这和中西文明的不同发展方向有关。李曙华指出，西方概念思维是“一种基于抽象的知性-理性的认知方式”，“抽象”的前提是“心物二分”“主客二分”，它“从理念（idea）出发”，“建构确定的知识体系”；而中国的象是一种“取象”的“感性-悟性的实践感知(或‘智知’)方式，亦可谓一种动态整体的时间性思维方式”，“取象”的前提是“心物不二”“道器不二”“体用不二”。^[14]这些现象综合起来，就是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

西方的主客二分的抽象概念思维开出了科学、哲学之路，在客观性的前提下形成公共知识体系（public knowledge system），求客观之“真”，通过不断地丰富、完善这一体系推动了人类认识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而中国古代通过仰观俯察对世界的整体把握，在主客不分的前提下成为包含主观因素和个体的体认与感悟的悟性认知，难以形成公共知识，也难以用精确的概念性语言来描述。中国文化不设置一个与主体对立的客观实在，消除了“真”的纠结与紧张；我们认识到人自身认识能力、思想能力的局限性，“内置”了对思想语言的反省。象思维不是为研究“客观世界”，而是主体对世界认识的一种描述与反映。西方哲学的存在、有限性、无限性等问题已不必单独提出。同时，我们又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把对世界的认识收摄到饱含着人的智慧的“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利用非实体性、非对象性、非现成性的象语汇和非概念化、非线性逻辑的象思维，把主客不分前提下个体的感知比喻性、启发性地表达出来，就成为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

另外一个原因与我们的语言文字有关^[15]。中文使用的是有表意功能的方块字。在世界上其他古老象形文字拼音化之后，只有中国人的祖先，成功将象形的书写符号系统与语言的声音符号系统完全对应起来，让古老的表意符号系统成为成熟的语言书写系统。也让汉语成为当今世界上广泛使用的语言中唯一仍保留了直观表意功能的文字，也是唯一一个不能当做语言附属物的文字。在表音文字里，文字只是声音的记录，是第二性的，而我们的中文却保留了与世界的视觉意义的联系。科学发现，语言是左脑的功能，左脑还负责排序与逻辑。拼音文字的识别，是一个逻辑过程。而汉字的阅读是图像识别，就涉及到负责情感、联想、空间感知、创造性思维的右脑。

“萨丕尔—沃尔夫（Sapir-Whorf）假说”认为语言会影响到思想。汉语，既是象思维的产物，也是象思维最佳的载体，促进了象思维的发展。汉语的文字既具有象形、指示等表意功能，也包含“音近义通”的归类思维。这其中还有很多课题值得深入研究，但说它与中国文化强于象思维有重要的关系，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5、象思维的定位与意义

象思维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楼宇烈先生所总结的中国文化“整体关联、动态平衡、自然合理、直觉思维”的特点，无不在阴阳、五行、八卦等核心象思维工具中得到充分的显示。甚至可以说，正是以阴阳、五行、八卦为代表的象思维工具塑造与强化了中国的整体、辩证、自然、直觉的文化特色，也造就了中国文化重整体、重和谐、重修养、不极端的价值取向。

中国文化中，象数合一，形成“一整套象数计算与符号推衍统一的模式或象征系统”^[16]。象思维来源于对世界的整体、辩证、直觉把握。整体意味着不纠结、迷失于细节；辩证意味着非静态、不极端；直觉意味着包含种种不可解释和不可言说的关联与认识。其结果是允许我们在不纠结个体的情况下探讨关系，在不追究本体的探索里阐释功能，在不穷极根源的推导中把握规律。西方学术所探寻的本体、基本粒子、第一因等终极的确定性基于其主客二元对立和客观性的前提以及线性逻辑的推导。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对抽象的哲学思辨不感兴趣，却有象思维的宇宙观与人文观。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不是狂妄，恰恰是避免了对“客观性”无根据的极端自信，在认识论上没有忽视回避人的因素，即没有漏算自己；在实践论上是指向人自身的发展，终究落实到生命境界的提升上。个体对生命意义的探寻与追求，恰是传统文化留给今天的一份丰厚的遗产。随着AI技术的发展，AGI的产生，个体的经验的宝贵性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由于以上原因，与带有哲学本体探索意味的“原象”相比，我更倾向于研究以阴阳、五行等基本象思维工具为代表的“母象”，这些“母象”承载了象思维核心功能，把象思维的研究方向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充分突出了其悟性、工具性、实用性和创造性。

象思维不是对事物的直观摹写，而是上升为一种整体性、本质性的悟性表达，留下了直觉体悟的通道。同时，象思维所展现的关联与规律并没有被概念化、定义化，保留了“黑箱”的性质。以王树人的话来说，“象思维的优越性，就在于它本身就是“知其白”与“守其黑”的统一，或者说，象思维乃是“解蔽”与“遮蔽”的统一”^[17]。这种思维以象入、以象出，不去明确界定规范其中的所有逻辑环节，因此具备很强的开放性与兼容性。科学理论上的新发现往往可以用象思维的传统理论框架来容纳，反之，任何一种清晰的逻辑描述都无法替代其宽广深邃的内涵，因此象思维也成为创新的温床和源泉。与概念思维的相比，象思维如传统中式木结构建筑，墙倒屋不塌。柔性与开放性意味着丰富与拓展不需要建立在对前期认知的否定之上，缺点是在这种对创新友好的文化中，创新却可能被淹没在无所不容的原有架构中，难以脱颖而出。

或许是因为象思维的发达，中国人的逻辑思维能力相对地有所不足，但这不意味着对象思维要抛弃与否定。加强逻辑思维不等于放弃象思维，直觉的灵感、整体的把握与严密的逻辑推理可以相得益彰。另一方面，不懂得象思维，就很难真正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只能用概念、逻辑来固化、解构有机、灵动的文化活体。

概念思维以严谨的逻辑从已知的局部推向未知，而象思维是在主客一体的前提下领悟超越知与未知、个体与世界界限的规律性。二者各有所长，不可相互替代，但可以相互补充。如李曙华所言，西方思维“为自然立法”，中国思维“为天地立心”。^[18]当今世界，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在人类文明中一枝独秀，人文领域的发展却缺乏可与之匹敌的成就，人类理性的局限性被忽视，我们需要源自象思维的整体、平衡、和谐的思维方式来提供不一样的创造性；对于中国人来说，象思维还以自然与人文一体不分的态度联系着传统与现代。

致谢：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王树人教授、李曙华教授的指导与建议，笔者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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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树人《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自序，第1页，第8页。

[2] 同上，新版自序，第3页。

[3] 前三个特征在楼宇烈先生的书籍文章中多次出现，第四个特征笔者几次听楼先生在讲课时补充，有时也称其为“神秘思维”。

[4] 王树人《文化转型与“象思维”之失》，王树人主编《中西文化比较与会通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第74页。

[5] 张祥龙《概念化思维与象思维》，王树人主编《中西文化比较与会通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第11页。

[6] 王树人《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第58页。

[7] 同上，第22页。

[8] 李曙华《中华象思维的算法特征与逻辑基础》，（美）《人文中国》，2023夏季刊，第140页。

[9] 有关“中土五行”、“生克五行”内容请参看笔者论文《五行、四元素与2×2矩阵——从中西思维模式的不同看五行的文化价值》，《自然国学评论》第五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77-297页。

[10] 李曙华《中华象思维的算法特征与逻辑基础》，第134页。

[11] 楼宇烈《体悟力：楼宇烈的北大哲学课》，中华书局，2020，第72页。

[12] 有关象思维与禅的话题请参看笔者文章《象思维、禅与佛教中国化》，《法源》，2005年，第二期，第33-42页。

[13] 有关象思维与艺术的话题请参看笔者文章《浅谈象思维与中国艺术的关系》，（美）《人文中国》，2023春季刊，第28-34页。

[14] 李曙华《中华象思维的算法特征与逻辑基础》，第134页。

[15] 有关象思维与中文的话题请参看笔者文章《汉语、象思维与中国文化漫谈》，（美）《人文中国》，2024秋季刊，第104-110页。

[16] 李曙华《中华象思维的算法特征与逻辑基础》，第135页。

[17] 王树人《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第10页。

[18] 李曙华《中华象思维的算法特征与逻辑基础》，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