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锡圭 | 我和古文字研究

裘锡圭（1935-2025），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著名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历史学家，生前为复旦大学文科杰出教授、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

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受到爱谈清代和民国掌故的三姨父的影响，对清代史，尤其是太平天国史产生了兴趣。我把父亲和自己多年积攒起来的几百本文学书籍卖给旧书店，换回了《清稗类钞》《贼情汇纂》等书。在读了时人关于太平天国史的一些著作之后，我写了第一篇学术文章。那是一篇短文，具体内容已记不很清，好像主要是指出荣孟源文章中与太平天国历法有关的一个问题的，大概是投给了《历史教学》，可惜出师不利，被退了稿。我学清史虽然没有成绩，但这对我培养阅读古书的能力还是很有帮助的。

由于对历史感兴趣，1952年高中毕业后，我以第一志愿考入了复旦大学历史系。我的家在上海，所以没有考北大而考了复旦。当时，古史分期，即中国古代奴隶制时代与封建制时代划界的问题，是史学界的热门话题，我的兴趣很快就被吸引了过去。我明白，要研究上古社会性质，必须到出土古文字资料里去找史料，因此产生了学好古文字（实际上只是古汉字）的强烈愿望。正好第一学期教中国通史第一段的老师是著名的甲骨学家胡厚宣教授，我听课不久就下定了把甲骨文当作学习重点的决心。胡先生知道我想学甲骨文很高兴，送我一本他所著的《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还告诉我福州路来熏阁旧书店有朱芳圃的《甲骨学文字编》和《甲骨学商史编》，是学甲骨文的入门书，价钱也不贵。我很快就把这两本书买了回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甲骨学文字编》是我经常使用的重要参考书。

古文字学书籍大都卖得很贵，非穷学生所敢问津。我读的这些书主要靠从图书馆借。当时尚无复印之法，只好边读边抄，有时全抄，有时摘抄。在四年大学生活中，我一般不睡午觉，利用午饭后上课前的一个多小时读书、抄书。晚上如果没有活动，也这样做。星期天也往往不回家，整天在学校里读书、抄书。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郭沫若的《卜辞通纂》和《殷契粹编》的考释以及胡先生的《甲骨学商史论丛》等书，就是这样读完的。它们的大部分内容我都抄了下来。我还摹录了《殷虚书契后编》《续编》和《殷契粹编》诸书所印甲骨拓本的绝大部分，虽然很费时间，但对提高辨识甲骨文和使用甲骨文资料的能力很有帮助。

我也读金文方面的书。图书馆把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放在阅览室里，不往外借，我主要利用晚上自习的时间去读抄。开头连铭文原形也摹录，后来觉得太费时间，就只抄考释了。1958年这部书重印过一次，那时我已经成为了研究生，但是书价几乎跟我一个月的助学金相当，仍然买不起。直到现在，我还在使用我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抄本。

1955年辽宁凌源县（当时属热河省）发现西周早期的匽侯盂等铜器，《文物参考资料》当年第8期作了报道，我读了以后写了一篇短文，指出报道中所说的“戈父庚卣”的“戈”，是“义”字的误释；还指出凌源发现西周早期匽侯铜器，可以证明周初所封燕国确在今北京一带，有的学者认为燕国初封于河南的郾，后来才迁到北京一带，是错误的。以当时的学术水平衡量，这篇短文似乎并不是毫无发表价值的，但是仍然遭到了退稿的命运。这件事使我比较清楚地认识到，一个没有“关系”的无名小卒，要想发表一篇文章是很不容易的。

在大学的前三年里，我的政治思想相当反动，通过1955年的肃反运动才稍有转变。我的家庭出身也不好，祖父是地主，父亲在他供职的一家小工厂里有少量投资，不算资本家也得算小业主。以这样的背景而拼命钻业务，当然不会被看作好学生。所以我在三年级的时候，就做好了毕业后被分配到最次的工作岗位上去的思想准备。不料我的运气非常好。1956年上半年，就在我要毕业的那个学期，全国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我的钻业务精神使坏事变成了受肯定的好事。同时，学校里为了配合社会上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运动，在政治上对资产阶级子弟采取了积极争取的方针，我成了班上团支部的发展对象。在这样的形势下，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毕业前入了团。毕业后，我留系当了胡先生的助教。

当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历史研究一所（现在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是合并历史研究一所、二所而成的），很早就想调胡先生去当研究员，但是这件事直到胡先生把我留为助教之后才落实。胡先生知道消息后，让我参加研究生考试，我就从助教变成了胡先生指导的“甲骨学与商代史”副博士研究生。这年冬天，我跟随胡先生到了北京。胡先生任历史一所先秦史组主任，我以复旦研究生的身份在先秦史组学习。

历史一所和二所同设在东四头条的一个院子里。在1956年，这两个所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持着旧的研究机构的传统。研究人员可以专心读书搞研究，很少受干扰，跟学校很不一样。一所、二所的图书室，藏书相当丰富。研究人员可以自由进库找书，还可以请工友到科学院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去借所里没有的书。先秦史组研究员里有张政烺先生。我在复旦的时候，读过张先生的《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等文章，认为张先生使用古书和古文字史料的水平在古史学者中是最高的，因此对他十分钦佩。那时张先生的本职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不过他平时住在城里干面胡同历史所的职工大院内，大部分时间在一所上班。张先生不善交际，但是对年轻后辈十分热情。后辈们向他请教学术上的问题，他总是毫无保留地加以指点，有时第二天还会主动从家里带来有关书籍让他们参考。张先生的研究室正好在我跟另两位年轻人合用的一间大屋子旁边，他很自然地成了我时常去问疑求教的老师。我庆幸得到了一个理想的学习环境，便一头扎进了书堆。

郭沫若先生当时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历史一所所长。所里的人都尊称他为“郭老”。据他们说，郭老虽然政务繁忙，但每隔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就要到所里来看望大家一次。每次来，凡是有研究人员的屋子，郭老都要走过去；每一个研究人员，包括最年轻的实习研究员，郭老都要跟他握手。我到所里不久，就遇上了一次，不过大概也是郭老这样做的最后一次。1957年“反右”以后，形势大变，郭老好像就不再到所里来了。那一次，为了让郭老少走一些路，事先略为把人员集中了一下。我和好几个比较年轻的研究人员被安排在一间屋子里。郭老进了屋，跟我们一一握了手。所里的陪同人员提醒我们，有问题可以向郭老请教。别人都不开口，我却很鲁莽地提了个问题。大意是说，在古史分期问题上，大家根据的史料都差不多，得出的结论却不一样，问题的症结好像已经不在史料上了，这个问题怎样才能解决。郭老听了，流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反问我说：你把所有的史料都找出来了吗？我当然只能说“没有”。这件事对我的刺激颇深，在以后的几年里，我花了大量时间，主要按照研究古代社会性质的需要，做了《左传》《周礼》等书以及殷墟甲骨文资料的卡片。

正规的卡片很贵，我极少购买。我的卡片有些是用大张白纸裁成的，有些是用反面无字的废纸裁成的，还有一些是用印刷厂用纸时剩下来的边角料裁成的。正规的卡片盒我更买不起，只能用较浅小的放罐头等物的集装纸箱代替。直到今天，我还在用废纸裁成的卡片。

1957年5月，毛泽东发动群众向党提意见。复旦也给我来了信，要我给学校提意见。我心想，我有那么多书要读，哪里有时间给你们写信提意见，就没理那个茬。如果我还留在复旦当助教，以我的性格，在向党提意见的整风会上，一定会讲一些领导不爱听的话。后来想起那必然会出现的后果，不禁不寒而栗。1980年代前期，我初识曾被错划为“右派”的黄永年先生，彼此谈得很投机，他很快就了解了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在一次闲谈中，他情不自禁地蹦出了这样一句话：“你老兄没当‘右派’，真是没天理啦！”所以我不但应该感谢胡先生领我走进了甲骨学的大门，还应该感谢胡先生带我离开了复旦，使我避免了被划为“右派”的噩运。

我在历史一所的平静的读书生活，只维持了半年左右。1957年6月，我随历史一所的研究人员，在胡先生和张先生的带领下，到济南、开封、郑州、洛阳、西安等地作了一次考古旅行，参观了各地的博物馆和考古工地。这次考古旅行不但使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还使我们躲过了“大鸣大放”的高潮，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7月回到北京，“反右”斗争已经席卷全国。“反右”以后，接着是双反、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反右倾”斗争等一系列运动，国无宁日，所无宁日，我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了。

我虽然入了团，但是改造得不好，政治上不开展，被认为是走“白专道路”的个人主义者。除了像一般人那样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包括搭小高炉炼钢）之外，还要不断在小组会上作思想检查，批判自己的“白专道路”。这时候，所里已经一点也不考虑我复旦研究生的身份了，不但不为我提供写毕业论文的条件，而且在业务上完全把我当作所里的实习研究员使用，让我参加一个接一个的集体项目。

在1958年到1959年的一段时间里，一所、二所派了一批年轻的研究人员，支援要在十周年国庆时开馆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馆的陈列设计工作，我也在被派之列。我被分配到奴隶社会组，协助郭宝钧先生设计殷商段的陈列。通过这项工作，我学到了一些对研究古代史和古文字很有用的考古知识。我参加的其他集体项目，其预期成果都是著作，但是最后全都不了了之，浪费了不少人力物力。我虽然对不断让我参加集体项目有抱怨情绪，然而在实际工作态度上，自问比有些自以为是走“红专道路”的研究人员要认真得多。可惜所用的精力大部分都被白白浪费掉了。

由于正常的工作时间都被用于搞运动和参加集体项目，我只能尽量利用工作日的晚上和星期天的时间读书、抄卡片。历史所在1958年由东四头条迁到建国门内的现址，研究人员使用一幢二层楼房（现已拆除）。每天夜里，这幢楼房最晚熄灯的窗口，几乎总是我的那一个。我的父母在1959年随父亲供职的工厂由上海来到北京，安家在广安门内。我星期天回家，也还是读书、抄卡片。

副博士研究生的学习期限是四年，我应该在1960年毕业。到了这一年，经过一连串政治运动，副博士的名义已经无形中被取消，我既没有条件写毕业论文，当然也谈不上毕业，糊里糊涂地结了业就参加统一分配。我能被分配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也是碰上了好运。那一年，北大中文系派到分配研究生的会上去挑人的，是当时还很年轻的胡双宝先生。他考虑到系里正需要一个搞古文字的教员，就要了我。在1960年的政治形势下，一般担负这种挑选任务的人所最注意的，是被挑选对象的政治条件。但是双宝先生却比较重业务，虽然从档案中看出我的政治条件不大好，仍然要了我。不然，我很可能会被分配到一个学术条件很差的单位去。

念大学后，我一直把先秦史当作主攻方向，希望有朝一日成为一个高明的上古史学家。知道自己被分配到中文系，开始是有些失望的。不过，我对古文字和古汉语本来就很感兴趣，而且觉得学术界流传的“文史不分家”的说法很有道理，所以这种情绪很快就消失了。现在看来，我的专业方向从当时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科学”的历史学转到语言文字学，对我在学术上的发展是件大好事。

在研究生阶段的后两年里，我已经有了想在古文字考释方面有所突破的强烈愿望，但是一度对自己是否有这种能力产生过怀疑。我想，我已经看了大量古文字资料，抄了很多卡片，还读了很多考释古文字的文章，为什么自己一个字也考释不出来呢？是不是我不如那些古文字学家聪明，再努力也没有用呢？不过，我并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追求，而且在产生这种怀疑之后不久，就开始在古文字考释方面有所收获了。这次经验使我感到，做学问有点像跑长跑。初跑长跑的人，跑到简直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会感到自己好像再也跑不下去了。然而如果能咬咬牙硬挺着继续跑，透不过气的感觉一般会有所缓解，往往就能跑到终点。只要你的方向和方法没有大问题，“坚持就是胜利”。

我的第一篇考释古文字的文章，是在1960年等待分配的时候写的。我认出了殷墟甲骨文里表示刖刑和椓刑的两个字，以这两个字的考释为主，写成《甲骨文所见的商代五刑》一文，投给了《考古》月刊。我到北大后不久，这篇文章就在1961年第2期的《考古》上登了出来。编者对我的稿子作了一些删改。除删掉个别不合理的说法外，还把称郭沫若的“先生”改为“院长”，大概他们认为“先生”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称呼吧。此外，由于删改还出现了个别文气不接的地方。在“白专道路”“名利思想”大受批判的形势下，我没敢用自己的名字，而是用母亲的名字发表这篇文章的（此文之前，我还在《考古》1960年第6期上发表过《安阳后岗圆形葬坑性质的讨论》一篇短文，也用了母亲的名字）。那时，“三年困难时期”还没有过去，大家平时都吃得很差，我用这篇文章的稿费，请父母亲到饭馆里吃了一顿很不错的饭。

1960年代初，北大中文系里有不少名师宿儒。不过，我最想请教的老师，却是当时才四十岁左右的朱德熙先生。我在历史所的时候，读过朱先生两篇研究战国文字的文章。作者分析问题的深入细密、论证的有力和文章的简洁流畅，使我深为折服。这两篇文章引起了我对战国文字的兴趣，并使我对朱先生产生了仰慕之情。然而进中文系之后，我并没有很快就实现向朱先生请教的愿望。我跟朱先生不在一个教研室，而且我是1960年底到北大的，第二年4月就被下放到昌平十三陵公社泰陵大队参加生产劳动，11月才返校，所以迟迟未去谒见先生。

我记得我是在1962年的一个晚上，第一次去先生家的。那时我住在校内的集体宿舍里，那个晚上我没请人带领，独自走到中关村的北大三公寓，怀着多少有些紧张的心情，敲开了先生家的门。先生和师母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先作了简短的自我介绍，并表示了对先生的景仰，接着就陈述事先准备好的对某些尚未被人释出的战国文字的意见，向先生请教。1960年代初，研究战国文字的人很少，在未识的战国文字中，比较容易释出的字还相当多。我所谈的意见，有一些是在拜访先生的那一天，临时翻查我所摘抄的《古玺文字征》时才想到的。例如多年后发表的《战国玺印文字考释三篇》中第三篇的主要内容，即关于六国玺印文字中一些从“䜌”声之字的意见，就是在那一天想到的。朱先生很有兴趣地听我呶呶不休地谈自己的见解，并且对我的大部分见解立刻加以肯定。一位在学术上已经有很高成就的学者，竟能这样坦率热情地对待我这样一个初次跟他接触的青年，这使我十分感动。我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位最好的老师加知音，觉得在感情上跟朱先生一下子就变得毫无距离了。

此后很多年里，我时常去找朱先生谈古文字。尤其是在自以为有了比较重要的发现的时候，往往迫不及待地往先生家里跑，想让先生早些知道，甚至天在下雨也不管。先生也常把他尚未发表的考释古文字的意见和其他学术见解讲给我听。有时候我们发现彼此的见解可以互补，那就格外高兴。例如：先生认为六国印文中很多从“𠂤”的形声字，实际上是从“官”声的，“𠂤”是“官”的简写。我认为六国铜器铭文中“私𠂤”“左𠂤”等“𠂤”字应该释读为“官”。但是彼此都没有注意到对方所注意到的现象。发表在《文物》1973年第12期上的、先生和我合写的《战国铜器铭文中的食官》，就是把我们的这些意见结合在一起写成的。在60和70年代，我国一般知识分子的生活比较苦，做学问的条件比较差。有一次，我跟先生说，像我们这样搞学问、谈学问是“穷开心”。先生很欣赏，后来多次在我们的谈话中重复这句话。

1962年既是我跟朱先生在学术上开始建立起密切关系的一年，也是我看玺印、陶文等古文字资料最多的一年。由于朱先生的影响，我对战国文字的兴趣越来越浓厚。玺印、陶文是研究战国文字的重要资料，所以我大量阅读玺印、陶文的著录书，边读边抄卡片，积累研究的资料。玺印著录书有专收古印（基本上是六国印）或专收汉印（一般包括秦印和魏晋印）的，也有兼收二者的，这些书我都看。陶文方面也有类似情况。所以这一年的阅读也为日后研究秦汉文字作了一些准备。

所以能在1962年读较多的书，是由于政治形势有了变化。1961年初，中国共产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针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运动造成的问题，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在我下放泰陵劳动期间，陈毅作了关于红专问题的讲话，对过左的知识分子政策有所纠正。我们那一批下放劳动的教员，原定下放一年，后来缩短为七个月。回来以后，觉得学校的气氛有了明显变化，会议少了，读书的风气浓了。校领导根据党对高等教育工作的新的指示，要求年轻教师认真钻研业务，中文系还请老教授为年轻教师开了必读书目。所以在1962年，我可以用来读自己想读的书的时间相当多。北大图书馆的金石书，有很多放在善本室里，我成了那里去得最频繁的常客。那时，我每星期六下午回城里的家，星期一早上返校，星期天一般都到北京图书馆去看北大没有的金石书。每次一早就坐公交车到北图，中午吃些干粮，到傍晚闭馆时才回家。通过大量地看资料抄卡片，并不断整理卡片，自己感到古文字学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可惜由于政治形势又生变化，这样的读书生活只延续了一年左右。

1962年秋，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从这年冬天开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是“四清”运动）和反修学习逐渐在全国铺开。1963年是我在北大中文系讲汉语文字学的第一年。这一年，教员参加政治学习和体力劳动的时间虽已明显增加，教学秩序仍比较正常，我还能用不算太少的时间备课、编讲义，此后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从1964年初到“文化大革命”爆发的两年半的时间里，我三次被抽调到农村去搞“四清”。1964年2月至3月在北京郊区通县搞“四清”。1964年11月到1965年6月在湖北江陵搞“四清”。1965年11月又去北京郊区延庆搞“四清”，到1966年6月，在工作尚未结束的情况下，被召回北大参加“文化大革命”。在每次下乡之前之后，都要集中学习。在这样的学习会和平时的很多学习会上，一般教员都要批判自己“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我的重业务轻政治的倾向很突出，思想跟不上形势，批判自己的任务比别人更重，臭骂自己成了家常便饭。但是，在参加运动、改造思想和讲课备课之余，我仍然抓紧时间搞我的古文字。“文革”后发表的《战国货币考（十二篇）》的初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

“文革”开始后不久，我的父母被当作资本家遣返老家，我在城里的家就消失了。我的书和卡片等资料，本来分放在家里和学校宿舍两处。父亲供职的工厂抄我们的家，把我的书和资料也一起抄走，我到系革委会开了证明去领了回来。这样，我的书和资料就集中到了一处。这倒为我在“文革”中抓紧时间搞古文字研究提供了方便。

“文革”开始后，学校停了课，校园里到处贴大字报，来看大字报的人很多。过了些时候，“革命大串连”的风刮了起来，学生和跑得动的教员几乎都去了外地，校园一下子静了下来。中文系办公室所在的二院，也变得冷冷清清的，罕见人迹。当时，住在校内的未成家的中文系年轻教员里，好像只有我一个没有出去“串连”。系领导在二院腾出一间屋子让我住进去，希望我多少能起一些照看这座空楼的作用。在一段不算很短的时间里，除了个别领导每天到二院来看一下之外，整座楼通常只有我一个人，几乎一点干扰都没有。于是我就利用已经集中起来的书和资料，专心搞起古文字研究来了，主要是整理平时所抄的卡片等资料，把自己对一些古文字的比较成熟的考释意见写成笔记。

在工作中，我发现所抄的卡片等资料里，有不少需要跟原书核对的地方。那些书我大都没有，公家图书馆这时又都已经关闭，想来想去，只有去找古文字书籍藏得比较多，对后辈学子又极其热情的张政烺先生。张先生住在东郊永安南里。我一早就从西郊的北大，坐公交车穿过整个北京城，赶到张先生家里。先生和师母热情地接待了我。先生亲自把我所需要查的书拿给我，或告诉我书在哪个书架上。有些书放在原来装大部头线装书的书箱里，书箱靠墙放着，开口在贴墙的一面，先生亲自为我把沉重的书箱转过来。那时，先生和师母各自的工作单位——历史研究所和科学出版社的业务工作都已停顿，但是他们都还必须去“上班”。安排好我的事，他们就走了，留我一个人在家里查书。在那段时间里，我为查书到先生家里去过一次还是两次，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随着外出“串连”的教员陆续回校，二院逐渐热闹了起来。不久，我就搬回了集体宿舍。这时候，校园里的运动气氛已经恢复，大家不断开会，不断写大字报；几个人聚在一起，除了跟运动有关的事，几乎什么都不谈。

过了一些时候，校园内的两派斗争激烈了起来。掌权的新北大公社和造反派井冈山兵团，形同仇敌，势不两立。我住的十九楼挨着井冈山的据点。在两派斗争白热化的关头，新北大公社的学生进驻十九楼，原住的教员除了一些新北大公社的积极分子，都只好搬走。我跟几位同事被安排在二院暂住。这时的二院跟师生外出大“串连”时我住过的二院有天壤之别，来往的人很多，整天乱哄哄。我们几个人住一间屋子，都打地铺。住在十九楼的时候，还多少能做些自己想做的事，在二院就完全办不到了。这使我十分苦恼。住在燕南园的同事叶蜚声先生很了解我的心情，主动把他的书房让给我用，我有空就到那里去看书。在校园两派斗争的风浪中，叶先生的书房成了我的避风港。

叶先生是我的同乡，彼此的老家相去不远，不过我是到北大中文系后才认识他的。他比我大九岁，多年来像老大哥一样照顾我，在各方面给了我很多帮助。叶先生待人热情，朋友们有事相求，他没有不竭力帮助的。去年8月，他因脑溢血突然逝世，大家都发自内心地感到悲痛。

我对“文革”中的两派斗争非常厌恶，既未参加新北大，也未参加井冈山。但是在校园内，连各个公共食堂也分属两派，不依附于一派，连饭都吃不上。我的思想比较保守，一直跟着中文系的新北大派活动。中文系的井冈山派里也有原来属于系领导阶层的教员，他们了解我在复旦念书时的情况。在“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以后，中文系的井冈山派为了给新北大派抹黑，在1968年7月发表一个声明，根据我十多年前在复旦的一些言论，把我打成反革命。中文系新北大派为了表明革命立场，很快决定不再让我参加运动，并对我进行审查。所谓审查，就是不断让我写交代，并扣发工资改发生活费。这时又是叶先生出面求情，说我还有被遣返回乡的父母需要赡养，为我争得了每月寄给父母的钱。

军宣队、工宣队进校后，我跟系里其他一些有“问题”的人，受到隔离审查的处分。11月，我被发配去烧暖气锅炉，一直烧到次年2月。这时，8341部队已经进校，运动中过左的做法稍有改变。我回了系，编在学生的一个班里参加学习。

回系后，我跟同事孙静先生合住一间宿舍，从1969年2月住到11月。孙先生在城里有家，每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一早上回校。那时，军宣队、工宣队领导运动，教员们不管是有“问题”的，还是“革命”的，都是改造对象，除了一起开会外，彼此很少往来。我算是有严重问题的人，平时更没有人理。所以在每星期六晚饭后到下星期一早饭前的这段时间里，除了上食堂吃饭外，我可以一个人关在屋子里，继续做我在运动初期住在二院时所开始的工作——写古文字考释笔记。这一天半时间，对我来说是没有白天黑夜的，不到实在睁不开眼睛的时候不睡觉。即使躺下，也往往只睡两三个小时就起来接着干。我怀疑我的青光眼的病根，就是这时种下的。

由于太过疲劳，在每星期一上午全班的学习会上，尽管我强打精神，尽可能不让自己的眼皮往下垂，有时也还是忍不住要打瞌睡。曾经好几次被领导学习的工宣队员发现，受到严厉训斥，还为此写过书面检查。幸好班上的学生并不想打我这条落水狗，我的日子才不至于太难过。有一次因打瞌睡而受训斥后，有两位女学生还在中间休息的时间，好心地劝我以后别再在开会的时候打瞌睡。我很感激这些学生。我在1970年代以后陆续发表的古文字考释文章，有好些篇是根据上面所说的笔记改写而成的。

1969年11月以后，我在江西鄱阳湖畔鲤鱼洲上的北大五七干校从事生产劳动，一直干到1971年夏天干校停办。在干校结束的过程中，有很多粮食要运回北京。那时我算是壮劳力，被派到南昌当搬运粮食的脚夫，9月才回北京。

回校后，我被编入由部分回校教员组成的劳动队。这个队分成几组。我所属的组每天到城内一些胡同里去清理“文革”中堆积起来的垃圾。带领我们劳动的组长，是前些年因心脏病过早去世的杰出力学家郭仲衡院士。郭先生走起路来跛得很厉害，干活却比谁都卖力；平时话很少，但一点没有架子，对组员很和气，是一个很纯粹的人。劳动队存在的时间不长，当年冬天我就回系了。

我还在劳动队的时候，朱德熙先生得知文物考古方面的刊物就要复刊，让我跟他合写一篇研究战国文字的文章。我十分高兴，便利用晚上和星期天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我们各自挑出几条考释战国文字的笔记，经过讨论后加以修改，最后由朱先生定稿，写成了《战国文字研究（六种）》一文。朱先生1954年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的《寿县出土楚器铭文研究》，是先寄给郭沫若先生，郭先生看了以后向《历史研究》推荐的。这次我们也把文章寄给了郭先生。不久我们就收到了他的亲笔回信。信中说，他对我们的文章很感兴趣，看了两遍，现已把稿子转给《考古学报》。他还说，由于我们把字写得太小，他的眼睛看得非常累。一位从政多年，年届八十，但仍钟情于古文字，并乐于提携后进的老学者的形象，跃然纸上。可惜这封信后来找不到了。我们的文章在《考古学报》复刊第1期（1972年第1期）上就刊登了出来。

从《战国文字研究（六种）》开始，到1982年发表的《七十年代出土的秦汉简册和帛书》，朱先生和我在十年中合写了九篇文章。这些文章全都由朱先生亲自定稿，后来都收入了在先生逝世后编成的《朱德熙古文字论集》。1987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评〈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也署了先生和我两个人的名字。这篇书评是唐复年先生约我们写的，但后来由我一人完成。先生本不愿署名，是我坚持把先生的名字放上去的。所以，这篇文章没有收入《朱德熙古文字论集》。

1971年秋，大学复课。虽然“文革”尚未结束，学校里的秩序已经比较正常了。我回系后，在参加教学工作和政治学习之余，还能挤出不算太少的时间来学习、研究古文字。1972年，我跟随朱先生参加了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的考释工作。这项工作引起了我对秦汉文字，尤其是汉简的浓厚兴趣。在“文革”中，1972年是比较平静的一年，我抓紧时间读了不少汉简方面的书，做了很多摘录和卡片。

进入1973年以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之风强烈地刮了起来，势头越来越猛。朱先生和我在这一年里也写了一篇配合“评法批儒”的文章。当时，秦始皇被推崇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大法家，《文物》编辑部约我们写一篇颂扬始皇统一文字的功绩的文章。我们认为始皇统一文字是历史事实，而且从古文字资料看，关于这件事有不少话可讲，就接受了这一任务。文章排出来之后，我到《文物》编辑部去看校样。编辑先生跟我说，为了更好地配合当前形势，他们在文末加了一段批林彪的话。看了那段硬加上去的充满“文革语言”的文字，我感到啼笑皆非，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办法。我说：加了这段文字，这篇文章就是我们共同完成的了，我建议用“北文”的笔名发表，“北”代表北大，“文”代表《文物》编辑部。编辑先生同意了。回校后告诉朱先生，先生很赞成我的办法。这篇文章就是发表在《文物》1973年第11期上的《秦始皇“书同文字”的历史作用》。此文收入《朱德熙古文字论集》时，删去了《文物》编辑部所加的那段文字。但是我们在文章里说了很多颂扬秦始皇和批判儒家的话，时代烙印仍然十分鲜明。此外，我还应约为《光明日报》写过一篇鼓吹文字为群众所创造的短文，也说了很多批儒的话。

1974年5月，朱先生和我都被借调到文物出版社，参加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的整理工作。听说我是由王振铎先生推荐的。这项工作一直延续到1977年初。在这段时间里，朱先生和我还参加了马王堆汉墓帛书中《老子》甲、乙本及其卷前后佚书的整理工作，我还参加过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整理工作，并对《武威汉简》的初稿提过不少修改意见。此外，朱先生和我还跟银雀山汉简整理小组中最年轻的成员李家浩先生一起，用上班之外的时间，为湖北省博物馆整理了望山楚墓竹简。李先生是湖北江陵自学成才的青年，由俞伟超先生推荐来参加整理工作。朱先生很欣赏他研究古文字的才能。1978年，他听从朱先生的建议，考了我的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大中文系工作。

从1974年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这段时间里，学校里的政治学习以及其他政治性活动，又恶性膨胀了起来，教员能用于钻研业务的时间很少。银雀山汉简和马王堆帛书的整理工作，是“中央”交下来的任务，情况特殊，参加工作的专家可以埋头苦干，在政治学习方面只需要花很少的时间。通过这段时间的工作，我取得了整理研究出土古文献的经验，提高了自己古文字学的水平，获益匪浅。如果我没有被借调到文物出版社而留在北大，就会浪费大量宝贵的时间。

银雀山汉简之所以会受到“中央”重视，跟“评法批儒”有很大关系，整理工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方面的影响。银雀山汉简中既有《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也有很多篇作者不明的兵家著作。当时，孙武和孙膑都被看作法家。编订《孙膑兵法》时，为了使内容显得丰富些，领导和个别参加整理的人，坚持要把一些作者不明的兵家著作也当作孙膑的东西收进去。朱先生和我迫于无奈，只好提出一个折中办法，建议把作者不明的那些篇编在一起，当作“下编”。这个建议总算被接受了。“文革”后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第一辑中的《孙膑兵法》，已经去掉了原来的下编。其实，就是现在仍然收在《孙膑兵法》里的以“孙子曰”开头的那些篇，也并非没有不是《孙膑兵法》而是《孙子》佚篇的可能性的。

“拨乱反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1978年召开之后，科教人员钻研业务的时间有了保证；政治对学术的干扰，至少对古文字学这类学科来说，已不复存在。研究工作的物质条件，包括出版条件，也逐渐有所改善。我的古文字方面的文章，绝大部分是在1970年代末以后发表的。这些文章涉及甲骨、金文、战国文字和秦汉文字等方面。199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我的《古文字论集》，收入了1988年以前所写的古文字方面的文章。1989年以后写的，有些已经收入我的并非专为这方面的文章而编的文集，绝大部分还散在刊物上没有结集。198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的由授课讲义修改而成的《文字学概要》，内容也跟古文字有关。此外，从1978年到1979年，我跟李家浩先生一起，为湖北省博物馆整理了曾侯乙墓出土的文字资料；从1995年到1996年，我参加了尹湾汉墓简牍的整理工作；在1997年到1998年间，我又为荆门市博物馆所编的《郭店楚墓竹简》做了校订工作。

在学术的道路上，朱德熙先生对我的帮助最大。他不但带着我写了不少篇文章，还细心地修改过我的一些文章。《文字学概要》是朱先生推荐给商务印书馆的，1982年我第一次出国讲学，也是朱先生推荐的。我在1978年被破格升为副教授，也跟朱先生和张政烺先生对我的业务水平的肯定有密切关系。

除前面已经讲过的先生们外，还有几位领导也给过我重要的帮助。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甲骨文合集》各册陆续出版。这是我在研究工作中经常要使用的极为重要的一部资料书。但是这部书的定价很高，大约相当于我当时两年的工资，我根本没有可能购买。学校图书馆把《甲骨文合集》放在文科阅览室里，不往外借，使用起来很不方便；而且上架非常慢，一册《合集》出版发行后，往往要等很多个月才能见到。中文系资料室本来不准备买这样贵的书，我向当时主管全系行政的副系主任向景洁先生说明情况，要求他让资料室买一部《合集》供我使用。向先生痛快地答应了。这部《合集》我借到家里用了十多年，直到前年自己从旧书店买了一部之后，才还给资料室。

1970年代末，我住在东校门外靠近清华的五公寓，跟其他系的两位教员三家合住一个单元。长期以来，北大的教员绝大部分没有自己的研究室，只能在家里工作。由于住得太挤，我只能以自己的床兼充书桌，坐在小凳上写文章。那时的校党委书记，是后来当过教育部副部长的周林先生。同单元的一位邻居跟周先生比较熟，向他反映了我的情况。周先生用晚饭后的时间，亲自到我家来看了一次，很快就特批给我蔚秀园的一套小三间，大大改善了我的居住和工作的条件。

我很感激的另一位领导，是在周先生之后任党委书记的项子明先生。1980年代初，我的研究生李家浩毕业留系后，在湖北的家属迟迟调不进北京。与此同时，学校里有的食堂炊事员的家属，却从外地调进了北大。这件事反映到了项先生那里。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同时把人事处的一位负责人也叫了来。他开门见山地问那位负责人，为什么食堂炊事员的家属能调进来，业务骨干的家属却不能调进来。那位负责人只好答应去办把李家浩的家属调入北京的手续。如果不是项先生亲自过问，家浩恐怕就只能回湖北去工作了。

就在研究工作的客观条件逐渐有所改善的时候，我的身体却出现了问题。我的眼睛在少年时代就已近视。1970年代后期，我感到眼睛有了新的毛病。在阅读书报的时候，我觉得铅字的笔画有些发虚。实际上，我这时已经得了青光眼的病，这种感觉是视野已经部分受到破坏的结果。但是校医院的一位眼科大夫却把我的眼病当白内障治，让我点了好多年“白内停”。到了1990年，我感到眼病比较明显地有所加重，只得去找校外的大夫诊治，由于我的青光眼是低眼压性的，没有一般青光眼眼压性高、眼发胀等明显症状，找了两位大夫仍未得到确诊。那时，我妻子的堂姐在人民医院工作。她知道了情况，介绍我到她们医院眼科的黎晓新大夫那里去看病。黎大夫当时大约才四十岁左右，但已以医术高明、医德高尚著称。她很快就断定我得了低眼压性开角型青光眼。依靠她的正确治疗和经常的关注，我的病情得以稳定下来，直到今天仍能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如果我遇不上她这样的好大夫，后果不堪设想。

我的妻子董岩，替我担负了全部家务和各种杂务，并且比我自己更关心我的健康。我的研究成果里也凝聚着她的心血。

从1952年进大学算起，我学习、研究古文字已经四十七年了。跟所花的时间相比，我的研究成绩显得很微小。但是考虑到学习和研究的条件，尤其是前二十多年的条件，又觉得这些成绩也可聊以自慰了。如上所述，在这四五十年里，我遇到了不少爱护我、帮助我的人，而且在有些紧要关头交了好运。不然，就连这些成绩也是难以取得的。

今天处在学习和研究岗位上的青年们，你们现在的条件，总的来看，比我们的青年时代已经好得多了。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克服困难，为祖国、为人民作出与时代相称的好成绩来。只有这样，我们这一代的遗憾才能多少减轻一些。

1999年4月18日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