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正 | 我的悉尼文学缘

人有各式各样的缘：父母缘，子女缘，友情缘，姻缘，诸如此类。而我的文学，却是与一座与香港相隔了万里的城市，以及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着的一批文学从业者，热爱者们结下了深厚的殊缘，这座城市便是悉尼

吴正，寓居上海的香港著名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上海人》《长夜半生》《立交人生》《东上海的前世今生，中篇小说集《情迷双城》《深渊》《后窗》，诗集《吴正诗选》及《吴正全集》等作品，多次获国内外文学奖项，多部小说被改编成为电视剧。

人有各式各样的缘：父母缘，子女缘，友情缘，姻缘，诸如此类。而我的文学，却是与一座与香港相隔了万里的城市，以及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着的一批文学从业者，热爱者们结下了深厚的殊缘，这座城市便是悉尼。

初次结缘是因我的一部新的长篇小说《立交人生》。而当年澳洲与中国的关系——外交、经济、人员互动以及文化交流——正处于热恋期：孔子学院四处开设，趋者若鹜；学习中文遂兴起了一股热潮。恰逢其时，我的一位好友何孔周先生年龄到点，从《文艺报》的要位上退下来，赴澳转任《中华文化促进会》的会长。此仍一家半官方的文化机构，统战兼联谊华人文化群体的意味都很浓。

何兄是我的老相识了。1987年，我的第一部长篇《上海人》面世，在大连召开研讨会，除了有关机构与出版单位外，重头戏当然就落在了《文艺报》的身上。何兄那时是《文艺报》理论、评论部的主任。是他，代表了该报出席会议，并作了一篇慷慨激昂(慷慨激昂是何兄个性的一个可爱切面)的发言。因之，份量也就不一样了。非但《文艺报》的新闻版面报道了此事，就连中央二台(那时节的中央电视台只有一台与二台之分)也有了一分余钟的新闻播报。此书因此一炮而红。而后，电视连续剧(片名改为《月魂》)和长篇小说连播也接踵而至。惜者，此书为我带来了少许名声和赞誉的同时，也引爆了一枚妒嫉和封杀的“核弹”，且那“热核反应”还持续了后来的三十多个年头，近些年来才逐渐消退。可见世事规律往往如是：一件好事在收获利益时，其负面效应反倒会喧宾夺主起来，让人感觉啼笑皆非。唯当年的那部三十三万字的长篇《上海人》确是一部四方端正的写实主义作品，只是比起国内同时期的小说作品多了些域外风情，音乐与诗歌的韵味(我当年的身份原是个“诗人”)罢了。四十年后，为了再一次将影视版权转让，仍由我自己加多了一部四万五千字的中篇《上海人后说》，遂让该小说变身为了今日里三十七万字的《沪港春秋》的模版。而此乃后话了。

再说回《立交人生》。话说孔周老兄在离旧履新之际，正踌躇傍偟呢，愁忧在一个人、事、物都全新的环境中展开他的工作，应从何着手呢？恰好遇到我的那本油墨香未散的《立交人生》问世。翻阅之间，顿觉耳目一新，与当年读我的《上海人》时感觉完全是“酪饼翻了个身”，仿佛从一个清雅纯情的少女，十年不见，就变身为了一位丰腴婀娜、曲线迷人的美少妇了！他把书稿在京城的文评家圈中传阅了一遍，所获得的回应都是“好！”字。他于是便携带这部书，胸有成竹的赴澳履新来了——毕竟，搞文学评论，才是他的老把式啊！他决定先由《立交人生》入手，聚集一下人气。于是，便有了在悉尼我的作品的第一场研讨会。

但是，有个新问题又上来了：先不说悉尼文坛的人脉关系，就连英文也说不上半句的他，如何周旋？于是，顺理推章的，何与怀先生便走进了这次专业性颇高的研讨会中来了，同时，也走进了我的文学人生。

“双何”之中，前“何”负责的主要是宏观面的把控，比如研讨会宗皆的确立和定调，以及如何与当今中国文化文学主旋律的隐性接轨和协调等等。具体工作当然要由后“何”来操办，如稿件的组织和编排，与会者名单的拟定之类。毕竟，他才是那位掌握着悉尼最具影响力华语传媒平台——《澳洲新报》“新文苑”周末版的主编。我第一次见到与怀兄的“宝像”，就是在某期的“新文苑”的版面上。这是“双何”的合影。只见一位中年的知性男人，smart、slim、smiling，一条蓝白的钭纹领带在胸前飘飘荡荡，弥漫着一种分分钟会令女秘书工作走神的魅力和腔调。

这一切都是发生在2005和2006年间的事了，距今，时光已流逝了整整二十个年头。借毛诗喻之，差不多已逼近“天若有情天亦老”的境界了，又何况是人呢？

述至此，我还想插入一段旁述。

其实，《立交人生》是我文学（小说）创作风格与手法的根本转折点。当时的我正在抑郁症的泥潭中挣扎，九死一生。我如此来写小说，有一半是尝试将其作为治疗自已精神疾病的一种手段，怎知道写、写、写，就写出了这么个版本的文学胎婴来。其社会反响，除了好评，还引来了不少非议。尤其是从前那些喜爱我《上海人》创作风格的人们。他们之中的很多位是我的恩师和挚友。诸如复旦的唐金海教授，北大的袁良骏教授，老作家白桦，甚至还包括了悉尼最关心我，为我所有的作品都喝彩的作协主席黄雍廉先生。他们觉得我的创作路子走歪了，希望我能早日回过头来。但我没有，也无法走回头路，我继续前行，一写就写到了今时今日。

下一回我的悉尼文学缘是发生在十五年之后，2019年的事了。

那时的我在全国各大出版机构已出版了类《立交人生》文风的作品，近二百万字，共计近二十本书，包含了中长篇小说、诗歌、散文随笔、文艺理论等各式文体。我在与我从小玩到大的表妹夏晓胧女士的鼓励下，决定亲身前往悉尼一次，除了想见见各位文友外，更想领略一下悉尼，这块域外之地凝聚的浓烈的华语情结和望乡惦念。而夏女士所要依靠那根承重梁柱，自然也是前文说到的“双何”之中的那位“后何”——何与怀先生。事关这十五年间，沧海桑田，世事难料：随着中美关系的愈趋对抗，澳中的蜜月绿洲也迅速“沙漠化”起来：孔子学院关闭，习中文之潮退去，而《文促会》当然也名存实亡，匽旗息鼓了。但《新文苑》仍在，且愈办愈兴旺。在与怀兄的支持下，我的悉尼文旅便也成为了现实。

在我逗留在悉尼的十天里，共开了两回有声有色的作品研讨会。文友们各抒已见，尔后，又文篇见诸报端。大家的热情让我深受感动。同时，我也感受到了涌动在悉尼华语文坛、艺坛之地下乡愁的“炽热岩浆”。当然，在《新文苑》上发表的文章亦都篇篇精彩，赞誉之辞也叫我不禁汗颜。其中同级同班的老同学周捷(雨石)的文字张力尤教我感慨无限，浮想联翩。事源年少时，我俩非但是同班同级的同窗，还住在上海的同一区段，在同一个“红潮”的时代，拥有类似的家庭背景等诸多因素，遂令其笔端流出了使我为之动容的文字，浓妆淡墨，画面感与镜头感十足。其实在当年，周同学才是我班上真正的才女，有一回，我与她打趣道：我这作家的头衔理应让于你才对，谁知上帝的锈花球那么一抛，就直接抛到了我的怀中来了呢？

十天的澳旅行程倏然而逝，我回到了香港，2019年年末的香港。香港日后的happenings, 世界有目共睹。香港，她憔悴了，她病倒了，她变得几乎奄奄一息了。我记得有位YouTube曾说过的那句话：请别再谈论2019年的香港如何，如何，又如何了，十年之后再回头，说不定2019年或者还是这十年之中这座世界金融中心最好的年份呢——但愿他的话不会成真！

然而我，作为一个作家敏感的心灵却被这环境的变化严重地伤害到了，武汉宣布封城的三天之后，我便毅然自沪返港。五年半了，没再有了想踏回那片土地一步的冲动。但意料不到的是，另类奇迹却又发生在了我的身上。我的那近四百万字的简体创作文版，在香港得到了一家名叫“人文出版社”的青睐，以《吴正文集》，进而更会以《吴正全集》的形式出版和准备出版了。而这，正是我与悉尼文坛三度握上了手的契机。

在我的要求下，这一套十本书，每本二十册，每回面世，均由出版方陆续货运去了澳洲，至于收货人，我仍选择了我的好友、文友兼老友，何与怀先生。

话言至此，顺便再多说几句有关这套《吴正文集》在繁体华语市场面世后的情势。我要说的那句话是：较之前四十年来的大陆简体版而言，真可谓有点儿“四两拨千斤”的意味了。除了海外华语图书市场反应热烈外，北京的现代文学馆，台湾的国立、中正图书馆，香港的中央图书馆和澳门的中央图书馆都收藏了这套印刷精美的《吴正文集》。更甚之，全球近五十家Evergreen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也纷纷将之收藏。正如多位文评家所言者，此套图书圆润地嫁接上了民国时期出版物的血脉(竖排繁体)，而其内容和文风则跨度于白语，文言和双语种之间，教人油然忆起了林语堂、张爱玲、徐志摩以及徐訏等大家的临摩像来——而这，可能就是一众怀旧情结深重的捧场客之所以愿来捧场的缘由。因为说到底，这类书原不是为那些混顶博士帽来戴的小学生们所设计所打造的。

但最终——就是在我写此篇“序言”之时——我还是没能拗过我那若干位cousins的强烈要求，要求我无论如何也都得回沪一次，与都已八九十岁高龄的亲人们晤面。他们说，连你，我们弟兄姐妹中最小的那一个也都是个七十七岁的老人了。要知道，七十多年前，当你还是个擤鼻涕的小屁孩，老跟在我们身后，恳求我们带你一起玩时，我们还都不鸟你咧——如今却变得如此高冷起来了？他们之说让我变得无话可说。他们又说，就这么一世人生，此生错过了，下回见面，还不知要等到啥时呢——十小劫，一大劫——有谁知道？我认为他们说得合理，合世理，也合佛理。于是，我便妥协了。妥协而住进了“新锦江”酒店三十楼的某一客房中来。那日黄昏，我独自站在酒店落地大玻璃窗前，俯瞰着被夕阳余辉“镀金”了的淮海路：如今的高楼林立之间，夹杂着红瓦尖顶的老洋房和法式梧桐的浓密的绿冠，感觉熟悉而又陌生，亲切而又遥远。我的眼眶湿润了，湿润是因为我记起了那两句唐诗来：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而澳洲的第三次“吴正作品研讨会”的筹备工作仍在进行中，将会在10月底、11月在Rodackle图书馆召开。还有香港，香港的政经形势仍在低谷俳佪，还不知道几时才能走出困境。所有这些并不因为我的回故土一次的决定，和在“新锦江”三十层楼眺望时眼洼湿润而有所改变。

我又记起了49年的胡适，50年的张爱玲，还有1962初夏的我的父亲，幸运的挤进了那最后一班离境的绿皮火车。In twilight, taking a small luggage, he stepped down the train, started to walk.He walked across the iron bridge, entered the territories of another world of freedom.Otherwise,我们全家——包括当年只有十四岁的，如今却被人称作为“香港著名作家、诗人”的吴正先生——在内的所有人的命运都将被重写。这就解释了我为什么会在武汉封城的第三天就毫不犹豫地离沪返港的原因了。“一失足成千古恨哪！”父亲老喜欢在他暮年的岁月里重复着这一句话。重复又重复，重复到了我差一点没把它镌刻进他的墓碑中去。

还有三五个星期，我的悉尼文缘的第三个会合必将会顺利结业。我对自己说，珍惜这套文集吧——至少在我来这尘世间走这一遭的旅程中——珍惜这套文集吧！我明白它的价值：艺术的、人文的、史料的以及文体之融合与转型的。不信？不信就看五十、一百年后的世界和中国的文学史将如何记载，如何写。敬请诸位愿谅，亦勿嘲笑我这小小的愿望和大大的夸口。因为，最清楚，也最了解个中乾坤的莫过于作品的母亲，即作家本人了。

让这朵文学之花在悉尼，这座与我有着一种特殊而又隐晦文缘的城市率先开放吧！也让我藉此机会向所有热心的读者与非凡的澳洲文坛、艺坛的同行们，笔友们献上我最真诚的感恩！

2025年10月5日 于上海新锦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