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荷永｜文化与心灵：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
当面对“无意识”，探索深度疗愈的时候，最为重要的不仅是弗洛伊德或荣格的理论与方法，而且还有我们自己的文化基础。
申荷永，澳门城市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引言
我用“文化与心灵：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来反思中国文化背景中精神分析与分析心理学的引入与发展，其影响与意义。我想用汉语的“心理分析”，来涵盖“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和“分析心理学”(Analytical Psychology)；本文的主要内容将涉及这样几个方面：以“命名-启蒙-文化”阐释精神分析早期传入中国的契机、关键词的翻译内涵与文化表征，以及这种传入的寓意；以“滋养-养育-驯化”分析“中国心灵”对心理分析的接受及其意义，阐释文化无意识的意象，尤其是在当代中国人生活中的表现；通过切身经历和体验，包括师从高觉敷教授的过程，以及作为国内首位荣格心理分析师(IAAP)的经历, 发挥“时机与转化”的内涵，呈现中国文化背景中心理分析之治疗与治愈，治愈与转化的意义和作用。
我从中国文化原型中，获得“命名-启蒙与文化”(naming-initiation, culture)、“滋养-养育与驯化”(nurturing and taming) ，以及“时机与转化 ”(timing and transformation)三种水平的心理分析方法，并将其用于对“文化与心灵：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的阐释；其中包含我对精神分析之无意识心理学的基本理解：当面对“无意识”，探索深度疗愈的时候，最为重要的不仅是弗洛伊德或荣格的理论与方法，而且还有我们自己的文化基础。
一、命名-文化(naming-initiation-culture)：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传入、翻译和理解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传入中国，主要是高觉敷先生的翻译和命名，这包括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五讲》《精神分析引论》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等重要著作，“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等诸多关键术语由此命名，“弗洛伊德”(Freud)有了中文名称。
我曾问高觉敷先生关于弗洛伊德“psychoanalysis”译名的由来；为什么选用了汉语的“精神分析”,而不是“心理分析”。高觉敷先生告诉我，他本来也曾考虑用“心理分析”(他在翻译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五讲》时，曾使用“心之分析”),由于两种考虑，使得他当时未用“心理分析”,而选用“精神分析”(不然，弗洛伊德的 psychoanalysis,在今日便是“心理分析”了)；其一，是由于罗素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以及随后《心之分析》(北京大学新知书社1921年版)的出版已是影响甚远，高觉敷先生想与其区别；其二，是由于在高觉敷先生看来，神经医学出身的弗洛伊德，迟迟未被正统心理学所接受，选用“精神分析”以示其与正统心理学的区别。
在当时的对话中，我也提供一个注解：弗洛伊德使用的“psychoanalysis”,与在其之前让内(Pierre Janet)的 “psycho-analysis”极为相近(为此，两人还多有争执)。相比较而言，让内的psycho-analysis先被世人接受为一种“心理分析”(让内对荣格有着重要影响), 而若是区别于让内的话，那么,选用“精神分析”也就有了另一种理由。对此，高觉敷先生表示认同。
不同的命名，可能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理解，完全不同的结果与效应；正所 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以弗洛伊德理论中的 “Id” 为例，高觉敷老师将其译为“伊底”(但是后来以及现在，也有很多人使用“本我”)。之所以使用“伊底”,是由于高觉敷先生认为，弗洛伊德用 “Id” 所表达的，是一种先于“我”之产生的状态，是一种无“我”的状态，是一种最为原始的混沌状态，是潜意识中最深层的境地。在“伊底”的状态，尚没有任何“我”而言,根本不存在“我”。所以高觉敷老师坚持他的原则，坚持不为了形式上的统一(本我-自我-超我)而放弃这种内在与本质的理解。
查尔斯·莱格夫特(Charles Rycroft)在其《精神分析要典》中提到：“Id” 本来是拉丁文的“它”,弗洛伊德的译者们用“Id” 来翻译德文的“das Es” 。而弗洛伊德从Groddeck那里借用该词以表示心理机制中未成形的部分。
人们一般会认为高老师所使用的“伊底”( “Id”), 主要是一种“音 译”。其实不然，高老师所使用的“伊底”,是取之于我们汉语中的成语“伊于胡底”(《诗经小雅·小旻》：“我视谋犹，伊于胡底?”)。 高觉敷老师取其(“伊于胡底”)第一个“伊”字和最末的“底”字， 而组成了他对于“Id”—— “伊底”的翻译。“伊”在汉字古语中本来 表示“它”(it), 也包括了“他”和“她”;而“底”,则具有西文的the lowermost place(最低处) ,hide (隐藏的),和bottom and base(基层)的意思。于是，“伊于胡底”所表达的本意，正是所有存在中最深层的地方，深的不能够再深的地方，正符合弗洛伊德所用“Id”的本意，以及他深层心理学的精神。
“命名”(naming), 本来是一种重要的心理分析过程，也包括其中的“唤醒”和“启蒙”(initiating) 。在中国文化中，命名与黄帝和大禹的文化原型有着密切的关系。黄帝史官仓颉造字，文字命名与文化流行；大禹以水为师，疏川导滞，顺水之道，后铸九鼎，命名山川百物；命名与文化，唤醒与启动了特殊的文化生命与文化心性。
“命”者，使也；从口从令；命也被注解为天之令也。“名”者，自命也；(夕)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同时，名者，明也；明实事使分明也。
老子曰：“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其中也包含了这“命名-启蒙”与文化的心理分析意义。
《论语》中曾记载孔子论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赏罚不中。赏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其主题思想及其寓意亦可纳入心理分析的方法技术与实践。
实际上，西方的精神分析，以及随后的心理治疗，也正是从一种包含了“命名”寓意的临床情景开始的，比如，安娜·O的个案，及其命名化的“谈话疗法”(talking cure)。“谈话”之所以能够治疗，也正是在于其中的命名和启蒙，以及唤醒和启动的效应。
我曾把荣格分析心理学的积极想象，称之为“意象化命名”,并从中发挥了“命名的意象化”效应。将那些视不可见听不可闻，但深深困惑自己心身的情绪，转化为某种意象，并与其建立关系，从而沟通与交流，对话和表达，正是荣格心理分析和心理治疗的主要方法和途径。实际上，经典精神分析所重视的初始梦，以及沙盘游戏治疗所重视的初始沙盘 等，也都具有这种命名-启蒙的作用。这种命名-启蒙-文化，包括英文中的“initiating”,同时也具有“洗礼”和“仪式化”的临床意义。
即使是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反思，何谓“无意识”？当面对“无意识”的时候，我们如何获得“命名”与“启蒙”？如何发挥文化中所包含的疗愈。我们要用怎样的方式或形式，包括语言，来表达我们对于无意识的认识、理解、感受，以及感受中的意义？在我的理解中，所有精神分析和分析心理学，即我们所说的“心理分析”的方法和技术，最为关键的，便包含对待无意识的态度，以及其中的命名-启蒙与文化。
二、滋养-驯化(taming and nurturing)：精神分析与中国心灵的接触与碰撞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中国心灵的需要或表现。20世纪最初的20年，动荡的中国在其现代化的途中徘徊，弗洛伊德和其精神分析悄然进入了中国知识界。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哨战已经打响，人欲横流，犹如大江大海的震荡，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也从其“无意识水平”逐渐进入我们的意识和生活。
1920年代的中国，正是百废待兴，人心思变，又危机四伏，前途变幻莫测之际。不仅是具有心理学背景的汪敬熙、张东荪、潘光旦、章士钊、朱光潜和高觉敷等人都关注于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者或文学家如郭沫若、郁达夫、曹禺、施蛰存和鲁迅等，也都先后关注弗洛伊德的思想，并将精神分析运用于文学创作。若是说当时的中国思想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影响，倒不如说精神分析满足了中国文化心灵的某种需求，这在郭沫若的《残春》、郁达夫的《沉沦》、曹禺的《雷雨》、施蛰存的《将军底头》、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中均得到了反映。
于是，精神分析在中国获得了真实的意义，中国内在心灵的需要，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并非只是通过心理学，而是与文学亦步亦趋，相辅相成。在这种意义上，高觉敷、潘光旦、章士钊和朱光潜也都是文学家，郁达夫、曹禺、施蛰存和鲁迅也都是心理学家，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影响的心理学家。
1980年代早期的中国，又值百废待兴之时，“改革开放”拉起序幕，精神分析再度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并逐渐进入中国当代人的生活。我曾用两个细节来对中国改革开放作象征性的分析，其一是作为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先生穿西装打领带；其二是日本影片《望乡》(山打根八番妓院) 在中国的上映(1978年)。巴金先生说：要是没有看到《望乡》，我不会写出五卷《随想录》。而曾有法新社记者写下这样的话语：高觉敷重新校对出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1982年)，则是中国真正开放的信号。
1984年，高觉敷老师受商务印书馆之约，重新校对出版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记得当时前来约稿的商务印书馆资深编辑陈应年先生，曾这样对高觉敷老师说，我是捧着乌纱帽来出版弗洛伊德著作的。而高觉敷先生则用“犹如惊弓之鸟”来形容当时自己重新面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心情。该书出版后三联《读书》约高觉敷先生来写文章介绍精 神分析；高老犹豫片刻让我来完成这任务。我将《精神分析引论》反复阅读，写下万余言的“令人震撼的经验：读《精神分析引论》”。记得我在文章中引用了潘菽与高觉敷的书信往来(在中国心理学界，素有南高北潘之说，南京的高觉敷与北京的潘菽，两人对于中国当代心理学均具有象征性意义)。高觉敷曾把刚出版的《精神分析引论》邮寄给潘菽，潘菽不久回信说，（高觉敷）在《精神分析引论》的译序中，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思想的五点评论炉火纯青，无懈可击；但唯憾未把弗洛伊德作为反面教员。高觉敷先生随即回信说，我从未把弗洛伊德作为反面教员，而是将其作为同我们一样的心理学家。
1987年，中国心理学会在苏州召开会议，主题是对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的讨论或者说批判。但作为中国理论心理学领军人物的高觉敷，在当天大会开幕式的发言中，留下这样一段话语：“为了准备今天的发言，昨晚失眠了。为什么失眠呢，是因为思想的斗争：今天是要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大话或空话。”高觉敷老师接着说，不管怎样，今天是要讲真话。他希望大家，从真正学术的角度，呈现自己内心深处对于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的见解。
尽管有高觉敷老师的这番发言，但在当时的讨论会上，批判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的声音仍然占据上风。会议主持人王丕先生点名让我发言，说年轻人应该有不同的理解和声音嘛。于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针对前面两位老师的观点：其一是说弗洛伊德为希特勒发动战争制造理论借口(基于弗洛伊德死本能理论)；其二是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反理性反科学。我直接表明了自己的看法：1，弗洛伊德的良知与希特勒的邪恶水火不容，他从精神分析及人性的角度来分析战争背后的心理因素，正如他在“为什么会有战争”一文中表明的，那是基于学者的良知，是为了遏制破坏力量的发展；2，尽管弗洛伊德集中于对无意识或潜意识心理学的研究，但说他反理性着实不公平，弗洛伊德曾有一句名言：哪里有伊底哪里就有自我；尊重理性，用意识来整合无意识，一向是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
我的发言，被认为是为弗洛伊德资产阶级心理学辩护，受到了围攻。但也有几位学者表示对我的支持，如翻译《梦的解析》的孙名之老师，翻译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林方老师。当时高觉敷老师并不在现场，于是，王丕和林方便将会议的情况和争论向高觉敷老师作了汇报。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所表达的观点，获得高觉敷老师的肯定和支持。
借以上个人经历，我是想表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在中国，精神分析与中国心灵的接触与碰撞，涉及驯化与滋养(taming and nurturing) 的主题。比如，内在的无意识的冲动如何得到驯化，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可否在中国文化中获得滋养。于是，在黄帝的文化原型和“命名-启蒙-文化”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来感受“滋养-养育-驯化”的心理分析内涵，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培育、陶冶、牧养和疗愈等寓意，以及所体现的炎帝神农的文化原型。大禹的先祖是黄帝部落的后裔，大禹的母亲修己则是炎帝部落的后裔，大禹正是这两大部落联姻的后代和纽结。《说文》：“(炎帝)神农居姜水，以为姓。从女羊声。”
炎帝神农不仅开农耕畜牧之先河，而且和药济人，以疗民疾，又为医药始祖。《易经·系辞》中记载：“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太平御览》引《周书》曰：“神农耕而作陶。”《史记·补三皇本纪》中记载：“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淮南子·修务训》:“神农乃始教民，尝百草之滋味，当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由此医方兴焉。”于是，在炎帝神农之文化的原型意象中，包含着“培育”、 “陶冶”、“牧养”、“驯化”，以及“疗愈”和“滋养”，均可融入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的理论体系，转化为治愈与发展的方法和技术。
“驯养”(驯化与滋养)之“驯”本义为“顺”、为“善”。《说文解字》注驯为“马顺也。从马川声。”《玉篇》注曰：“从也，善也。”《一切经音义》中注释为：“养野鸟兽使服谓之训。”其中所包含的为“性行调顺”,以及其中的文化和文明的寓意。
《庄子·马蹄篇注》(郭象)曰：“与物无害，故物驯也。”正如“马先驯而后求良”（《淮南子》）、“驯行孝谨”(《史记·万石君传》)、 “能明驯德”(《史记·五帝纪》)。故《易·坤卦》有：“驯至其道”之说。
宋代廓庵禅师以《十牛图颂》相传，凸显“牧牛”之主题。牧牛犹如牧心，犹如心理分析之自性化过程，演绎了如何找回久已迷失的自我本性，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心理治疗和心性的拯救。在《廓庵和尚十牛图 颂并序》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阐释：“……间有清居禅师观众生之根器，应病施方，作牧牛以为图，随机设教。”
汉字之“牧”,从牛从支会意，呈现的正是牧牛意象。
《说文解字》曰：“牧，养牛人也。从支从牛。《诗》曰：‘牧人乃梦’。”《玉篇》注牧为“畜养也”。《广韵》解为“放也，食也”。于是，牧中已是包含食与养，以及牧中的心理意境。《易经·谦卦》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诗》曰：“自牧归荑。”恒以谦卑自养其德，以聚浩然之气，以成金刚之体。
牧中之心意，以及其中所包含的驯化与滋养，也见于《金刚经》之开宗明义：如何降服其心？应如是住，如是降服其心。佛家的“戒”、“定”、 “慧”,以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之精义，皆在这《金刚经》开篇的意境之中；其道理亦如心理分析之建立关系、面对与整合情结和阴影，以及由容纳与抱持而获得慈悲与转化。
当我们讨论此次大会的主题，弗洛伊德与亚洲、演进与变化、亚洲背景下的精神分析的时候，中国神农的原型意象，以及其中驯化与滋养的主题，将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特别的视野。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能够适合中国心灵的需要吗？或者，精神分析与分析心理学能够从中国文化中获得滋养吗？我们也可以问：精神分析与分析心理学能够在中国找到共同发展的道路吗？
三、时机- 转化（timing and transformation）：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及中国心灵
中国以及中国文化，依然处于发展与变化之中。当代中国，在追求和谐的同时，社会冲突不断，社会腐败外化，从最近发生的亲情杀虐，不断的幼儿园凶杀案，乃至富士康连续跳楼……其背后，必然有着深刻的心理因素，乃至意识与无意识冲突的根源。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以及汶川大地震、玉树大地震，也都具有演化与变化的象征性意义。
我在复旦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澳门城市大学教授一门同样的课程，取名为“心理分析：精神分析与分析心理学”。我的早期学术始于跟随高觉敷老师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研究，后来经过10多年在瑞士苏黎世荣格学院和美国旧金山荣格学院的训练与实习，成为荣格心理分析师(IAAP) 。荣格是国际精神分析学会(IPA)的第一任主席，也是最早一份《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的首任主编。那么，值此国际精神分析学会100周年之际，或许也是我们考虑精神分析与分析心理学重新合作的时机，尤其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共同发展。
荣格在与弗洛伊德分手之后曾陷入深度抑郁，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帮助他渡过危机，找到重返现实世界的道路。他熟读《易经》(被译为《中国变化之书》),并从中提炼出“共时性”和“超越性功能”; 借助《西藏度亡经》,加强了其“集体无意识”的理论；从《金花的秘密》（《太乙金华密旨》）, 获得其“积极想象”的方法，寻获自性与自性化的道路。
弗洛伊德曾写信给翻译他传记的章士钊先生，表达他对于中国古老文明的敬仰。荣格，在他与中国文化亲密接触之后，则把自己称为中国文化的忠实学生。
我1993年在美国与国际分析心理学会主席托马斯·科兹（Thomas Kirsch）和秘书长默瑞·斯丹（Murray Stein）接触沟通，使得国际分析心理学会1994年正式启动IAAP在中国的发展，目前已在中国组织五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每三年一届），分别有以下主题：“分析与体验：东方与西方”、“意象与感应：东方与西方”、“伦理与智慧：东方与西方”、“心理分析中的意象：积极想象在文化和心理治疗中的转化作用”，以及“21世纪中的心理分析：梦，心灵的象征语言，自然与文化”。国际分析心理学学会还支持举办了“2006北京大学中国首届荣格学术周”和“2008复旦大学第二届中国荣格学术周”,以及随后在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澳门大学等地的专业学术活动。
我们华人心理分析联合会(IAAP华人发展组织目前有广州、香港、台湾、澳门和北京上海六个正式分会),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的第一周赶赴四川震区，先后建立7个“心灵花园”工作站从事心理救援工作；2010年“414玉树大地震”后，我们也几度前往玉树藏地，从事同样的心理救援工作。三川之间存有炎黄子孙最古老的血脉，玉树藏地也正是黄河、长江和澜沧江的三江之源。我曾把我们的专业行动称之为自我救赎，实际上有关行动也是带着我们精神分析和分析心理学的背景，与中华心灵的真实接触。同时，它也为我们反思此届大会主题：“亚洲背景中的精神分析”,提供了真实的机会。
心理分析的意义，不管是积极想象还是自性化，都必将在生活中实现，或者说终究要在生活中获得其真实的意义。在汶川大地震和玉树大地震的心理救援中，我们获得如下基本的态度：从“心理干预”到“心理援助”;从“crises”到“危机”(在中国的危机观念中，危险与机会并存，并包含了转机与转化);从“被动”到“主动”(from received to participant and activate);从西方的“治疗”到东方的“治愈”与“转化” (from “therapy” to “healing”; 汉字之“愈”包含一种心上之舟的意象，也包括恒与恒卦，心以舟施，舟济天下)。
于此，我们也就接触到“时机-机缘-转化”的主题，以及其中所触及的中国文化原型“伏羲”。有了命名-启蒙-文化，以及驯化-养育-滋养，我们可以来感受和体验时机与转化，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机缘、共时性、趋时、感应、超越……以及所体现的伏羲之文化原型意象和意义。
《易经·系辞》曰：“昔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伏羲之一画开天，神道设教，其中已是蕴含“时机”、“趋时”、“变化”,以及“转化”与“超越”的智慧，方法与途径。
《庄子·至乐篇》中有说：“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而《易》之精义也在于“极深而研几”；既彰显无意识心理学之深度意蕴，又为我们心理分析增添“时机”和“趋时”之要旨。荣格与泡利（W. Pauli，194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曾与荣格做过多年心理分析），借助《易经》发展了“共时性原则”，其中也是对此“时机”的心理分析及其发扬。正如流传千古的“帝舜歌”：“敇天之命，惟时惟几”；蕴含着“时几”的生动意象，凝聚为心理分析之“时几”和“机缘”(timing)的基本原理。荣格曾为泡利分析了1300多个梦，对这些梦的分析与工作，形成了其《炼金术心理学》的主要内容，其中便包含着“时 机”与“转化”的意义，这也是分析心理学潜在的方法论基础。
我从中国文化之“心理”与“理心”入手，试图来表达一种朴素的炼金术思想。《说文解字》中将“理”注解为：“治玉也。从玉、里声。” 已是包含了一种炼金术的意象。《说文》中称“玉”为石之美，赋予其“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鳃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桡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洁之方也。”于是，“理”中含“玉”,也就包含了特有的玉之心性。从“玉 璞”中发现与磨炼出玉之心性，便具有了心理分析之炼金术的寓意。
于是，心理分析之“心之理”与“治玉”(谐音为“治愈”)有关，其中蕴含了“理心”之意境，实乃治愈的关键所在。这也正是心理分析之炼金术的意境，包含着心理分析之时机、治愈，以及转化与超越的意象，也正是《易经》之中国文化原型意象的体现。
荣格曾这样来评价精神分析中的俄狄浦斯情结。他说，作为精神分析核心概念的俄狄浦斯神话固然重要，但是，心灵制造神话这一事实，更应引起精神分析师的重视。
我借用这样三种中国文化原型意象：伏羲、神农、黄帝，以及其中所寓意的“命名-启蒙-文化”、“滋养-养育-驯化”，以及“时机-机缘-转化”,分析了中国文化背景中的精神分析与分析心理学。正如我在开始所提到的一种基本态度，当面对无意识，致力于深度心理治疗，面对心灵意义的时候，最为重要的将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基础。
谨以此“文化心灵：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来参与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亚洲大会，回应：“弗洛伊德与亚洲、演进与变化、亚洲背景下的精神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