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小说的标题是《齐瓦哥医生》,作者是俄罗斯诗人与小说家帕斯特纳克 (Boris Pasternak, 1890-1960),他生活和工作的时代恰逢沙皇俄国末期与苏联时期,因此,他的遭遇无可避免。
我在十五万俄军大举围攻乌克兰的时候重温彼得‧芬恩与佩特拉‧库维所撰写的报告文学《齐瓦哥事件》。芬恩先生曾经担任《华盛顿邮报》国家安全通讯记者及该报驻莫斯科分社社长。库维女士则是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讲师。《齐瓦哥事件》根据大量史料与收藏于世界各地已经解密的档案资料如实记叙了光明与黑暗在一本诺贝尔获奖小说背后的角力,小说作者及其家人、友人、出版人所遭遇到的一切,以及形形色色的人们,包括小说作者的同盟者与小说作者的敌人在这事件中的所作所为。书末,两位作者列出了四十页的详尽索引,告诉读者,这本书里没有虚构、只有证据确凿的如实书写,目的只在于还原真相。原作英文本出版后不久,中文译本在二○一六年出版,距离小说作者帕斯特纳克痛苦地辞世已经半个多世纪。
帕斯特纳克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印象派画家,是托尔斯泰的挚友。托尔斯泰故去的时候,父亲带着二十岁的帕斯特纳克前往阿斯塔波沃车站,在站长室里为托翁画下了遗容。十月革命爆发的时候帕斯特纳克已经二十七岁。我们可以说,帕斯特纳克在他用十年时间完成的长篇小说《齐瓦哥医生》里,有着自传色彩,小说主人公尤里‧齐瓦哥是帕斯特纳克的分身。小说极具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特色,讴歌了俄罗斯灿烂的传统文化与人文风景。对于苏维埃革命则实事求是地写出了一位有良知的作家与诗人的观感。小说作者也在书中预见了自己将要遭受到的苦难,自己心爱之人所遭受到的凌虐。
帕斯特纳克是小说作者,但他清楚地知道这本书在二十世纪五○年代的苏联是不可能出版的。在极权社会里,文学是党的政治工具。被勒令改稿的作者或者将文稿锁进抽屉,或者屈从于党国淫威,或者寻求域外出版,没有第四条路可走。就在这本书成书的年代里,KGB已经盯上了这本书的作者同他的女性友人伊文斯卡亚。伊文斯卡亚不但遭到刑求,而且被流放西伯利亚,刑期五年。那是一九五○年的事情。
就在流放与死亡的阴影之下,一九五六年,帕斯特纳克将《齐瓦哥医生》的俄文书稿交给了意大利驻莫斯科记者丹杰罗。丹杰罗返回米兰,将书稿交给了出版人费尔特内里。之后,便是帕斯特纳克顶住了克里姆林宫的压力,费尔特内里顶住了意大利共产党的压力。《齐瓦哥医生》意大利文版于一九五七年出版,其他语种的文本陆续出版。到了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美国,这本书的英文本就卖出了八十五万本。一九五八年,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围绕着这本获奖小说在国际范围内的斗争在台面上正式展开。翻译、出版、流传这本书的一方与力图禁锢、毁灭这本书及其作者的一方展开了殊死之战。帕斯特纳克遭到全方位的围剿,工作被剥夺,被指为“西方的走狗”“无根的国际人”“苏维埃的叛徒与敌人”,被苏联作家协会除籍,几乎被赶出国门。此时此刻,为了伊文斯卡亚的安全,帕斯特纳克在高兴地知会瑞典科学院他将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之后,不得不在高压之下写电报表示他“谢绝受奖”。直到一九八五年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情势彻底逆转,一九八八年一月到四月,苏联《新世界》杂志连载了当年被他们退稿的《齐瓦哥医生》。一九八九年,俄文版《齐瓦哥医生》终于能够在苏联正式面对广大读者。与此同时,睿智的瑞典科学院邀请帕斯特纳克的儿子叶夫格尼前往斯德哥尔摩,科学院常任秘书司杜列‧阿连在一个简短庄重的仪式上宣读了帕斯特纳克“接受”与“谢绝”的两封电报,心情激动的叶夫格尼上前代替父亲接下了一九五八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牌。帕斯特纳克的获奖理由是“由于他在现代抒情诗与俄罗斯伟大叙事文学传统领域均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更进一步,瑞典科学院认为,小说《齐瓦哥医生》的作者“在如此困境中居然还能完成这种超越所有政党藩篱的高贵作品,而且为我们提供一个不夹带政治色彩的悲天悯人观点,的确是伟大的成就。”
催人泪下的是,帕斯特纳克的退让并没有解救伊文斯卡亚,她同女儿都在帕斯特纳克逝后被判刑流放西伯利亚劳改营。令人欣喜的是,伊文斯卡亚在流放四年之后获释,写了回忆录并且以俄文在巴黎出版,而且她活到了一九九五年,亲眼看到了苏联解体。
在围绕着《齐瓦哥医生》这样一本小说展开的一系列事件中,美国政府、艾森豪威尔总统、中央情报局展现了高瞻远瞩的智慧。事实上,在冷战期间的数十年里,中央情报局利用各种民间管道送进苏联的书籍超过一千万册。一九五九年,有一本俄文版的《齐瓦哥医生》被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收进 “特别典藏部”,这本书正是中央情报局与荷兰情报局印制出来的杰作。苏联解体之后,这家图书馆改名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这本世界上最早的来自西方的俄文版《齐瓦哥医生》也被解禁,“让一般民众都可以借阅,只是因为那本书非常珍贵,借阅人数有所限制。数以千计原本不见天日的禁书也纷纷出现在俄国各地图书馆,那些都是‘珍贵的非共产主义哲学、政治科学、历史与经济学著作,还有像宝藏般的俄国流亡分子回忆录与文学作品’。”《齐瓦哥事件》的作者据实告诉我们。
是什么样的意志支持天才的小说家,那位紧张兮兮、凄惨无比、灾祸缠身、噩运连连的诗人完成这部小说,并且下决心要让世人看到《齐瓦哥医生》?是上帝与天理。从将书稿交给西方人那天起,俄裔犹太人帕斯特纳克继续孤寂地生活了四年零十天,就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在他告别这个世界之后,数千民众为他送行,他在鲜花的海洋里走向彼岸。并且,在他下葬的前夜如其所愿得到了神父安排的安魂弥撒。这位小说家面对横逆时曾经这样宣示:“技术官僚希望作家能够成为他们的助力,希望我们的创作能够用于各种社会用途。苏联作家协会希望我们对他们卑躬屈节,但我永远不会照办。无论是哪一个世代,都会有个笨蛋嘴里只说得出自己看到的真相。”
小说家临终前,跟儿子叶夫格尼说:“我跟影响力庞大的平庸生活对抗了一辈子,单打独斗,想要尽情展现人类的天赋、自由与创意。”
韩秀,本名赵韫慧(英语:Teresa Hanen Buczacki),美籍华人作家,生于纽约曼哈顿,人生经历充满传奇性。韩秀的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二战期间的美国驻华武官。韩秀由爱她的外婆抚养大。韩秀成长于中国大陆。文革期间被下放山西三年,流放新疆南部沙漠九年。回美后,曾任教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霍普金斯国际关系研究院,讲授中国古典文学、现代中文等;她参与编写的语言教材,至今仍是美国十所著名大学及加拿大、瑞典等国政府所使用的教科书。后随外交官夫婿驻节海外,足迹遍历大陆,台湾,南欧。1982年起开始执笔写作,同时为《联合报》《中央日报》《国语日报》等六家报纸撰写专栏文章,介绍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