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书边草（续）
肖复兴，北京人，1966年高中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198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现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
壹
重读沈从文的《边城》，书前有他1934年写的一则题记，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至于文艺爱好者呢，或是大学生，或是中学生，分布于国内人口较密的都市中，常常很诚实天真的把一部分极可宝贵的时间，来阅读国内新近出版的文学书籍。他们为一些理论家，批评家，聪明出版家，以及习惯于说谎造谣的文坛消息家，同力协作造成一种习气所控制，所支配……”
整整九十年过去了，文坛的这种习气，似乎依然如故。沈从文说的“文坛消息家”一词，却很新鲜，如今似乎没有这个词，或者说不用这个词了。但是，“一些理论家，批评家，聪明出版家”，都还健在，这几个词，延续至今，依然在用。
沈从文所说的能够控制、支配文坛的这种习气，九十年过去，似乎没有什么花样翻新的太大变化，依旧是这些能够控制、支配文坛的这些大佬，和聪明出版家联手，“为国内新出版的文学书籍”站台。不过，如同老酒古法酿造，自有古法的道理，尤其如今新书出版数量泛滥，鱼龙混杂，想让自认为的好书不被淹没，请这些人友情出演，吆喝几声，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须的。
问题是，形成了经年不变的这种习气中，有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近年来，新书发布会、研讨会越来越成上升趋势，多如牛毛，其中孰好孰劣，哪本书真好，哪本书真不怎么样，已经如真假王麻子刀剪一样，让读者乱花迷眼，莫衷一是。
有意思的是，在文坛新书出版这样的供需关系中，聪明出版家或许因出版社不同，需要经常变脸，但理论家和批评家却是很少变化的。如果有心人将某一品种的新书发布会、研讨会，这一年出席的名单列出来，会看到总是那老几位。这自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姜是老的辣。
问题是，谁是沈从文说的那种“文坛消息家”？自然，如今，沈从文讥讽的“习惯于说谎造谣的文坛消息家”，并不多见。但是，拿着一本书，对着镜头，说几句不疼不痒的过年话，一本正经的空洞话，甚至拔苗助长的捧场话，却是屡见不鲜。无疑，这些便都是聪明出版家请来的“文坛消息家”。至于为什么要不惜重金请来“文坛消息家”，大概也不仅是为了卖书，更不仅仅是为了“很诚实天真”的读者——只有他们自己心知肚明了。
当然，如今，更有视频带货的主播，以及网络上雇来鼓吹的枪手，这样的新一代的“文坛消息家”，大概沈从文未曾见过，想都没想过。
贰
孙犁晚年曾说：“我就爱读‘繁复’的史书。”
1988年，他写过一篇《读〈旧唐书〉记》共十节的长文，其中第三节《郭子仪》，写自己以前读《资治通鉴》时，牢记于心的郭子仪三件事；读《旧唐书》，这三件事全部得到验证，言其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时是如何重视《旧唐书》中的材料，亦即《旧唐书》写得不错。
这三件事中，第一件最有意思。写郭子仪和日后官居相位的卢杞之间的关系：“郭子仪平日见客，姬妾环从，并从不避讳。‘及闻杞至，子仪悉令屏去，独隐几以待之。杞去，家人问其故。子仪曰：杞形陋而心险，左右见之必笑。若此人得权，即吾族无类矣。’”
《读〈旧唐书〉记》第四节，即写到读《旧唐书》中的“卢杞传”，传中写卢杞：“貌陋而色如蓝，人皆鬼视之。”下面写他“既居相位，忌能妒贤，迎吠阴害，小不附者，必致之于死”，果然是“形陋而心险”。果然是得罪了他“吾族无类矣”。
“郭子仪的功业大得很，我不知为什么单单记住了这三件小事，其它谋略争战，都忘记无遗。”回答这个问题时，孙犁说：“要把一个历史人物写活，缺少这种具体事件，即细节，是做不到的。这种具体事件，联系着当时的社会、政治。联系着所写人物的生活、思想、性格、心理，以及他周围的人事。写这样一个人物，如果像写帝王本纪一样，逐年记下他的攻城略地，斩获俘虏，成为一本功业账簿，那就太没意思了。”
这便牵扯到文章的作法了。如今，不少报告文学，或所谓的非虚构文学，所写的大多也倒不是帝王本纪，却不少是帝王本纪史诗的写法，和粉碎“四人帮”时报告文学的时事性、批判性和文学性，不能同日而语。因为，我们在这样的篇章中，看到所写的大小人物，多不是这样的些微小事，而多是谋略争战，攻城略地，成为一本本大小功业账簿的陈列。遗憾的是，孙犁先生曾经叹曰“那就太没意思了”的某些宏伟篇章，如今的作者、论者，甚至孙犁先生曾经说过的被有些人唬住的“书盲”类读者，并没有觉得“太没意思了”，反倒觉得“有意思”，甚至赞曰“太有意思了”。
叁
如今，解说古诗，流行为一门显学。尤其对唐宋两代的杜甫与苏轼的解读，连篇累牍，旁征博引，杂说纷纭，厚厚大书，不止一本。
重读冯至的《杜甫传》。虽是1962年旧作，已过去了62年，却依然觉得是言说杜甫最好、最简捷，也最让人信服之作。
《杜甫传》共有十三节，第十节《再度流亡》中，写了这样一段在四川梓州杜甫和章彝的交往。章彝时任梓州刺史兼东川留后。也就是说，章彝是掌管此一方的长官，杜甫是沦落此地的流亡诗人。在如此地位不对等的人物关系中，书写这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是小说和戏剧的写法，却不作材料的铺陈，没有学问的卖弄，避去煽情的演绎。区区几百字，立论明晰，写得干净利落，如刀削斧凿的雕刻，将这段流亡中杜甫的形象和心理、心情，凸显得可触可摸。
冯至写道：“杜甫在这时期内，衣食无着，生计完全依靠那些‘边头公卿’。这些使君、县令只知道杜甫能诗能文，懂得一些药理，用到他时，便‘肥肉大酒’相邀，酒肉之外，并没有真正的友谊。梓州为东川节度使所治，自从成都事变后，地位更为重要，无论进京还是入蜀，都成为官吏们往来的要道。那些地方官常常设宴迎送，杜甫也陪居末座，写了许多陪宴和送别的诗，这些诗多半是应酬的作品，粗浅无味，与前面提到的那些政治诗又成为一个对照。这正是他的最伤心处。他又和在长安时一样，自称‘贱子’，诗题中‘陪’字也一再出现了。”
只有两百余字，却将地理（梓州要为道）、历史（过去在长安）、当时的背景（成都事变后）、杜甫的现状、当地官员的需求，以及杜甫“最伤心”的心理和心情，一一勾勒出来。简笔，却是信笔，关键是没有过度的解读，留白给读者。
这一切只是老戏里主角出场后的开场白，接着，才引出另一个主角章彝的出场，冯至写杜甫“得助最多而最须小心侍奉的是章彝”。“杜甫不得不陪他宴会，陪他迎送客人，陪他游山寺，陪他打猎……”，一组蒙太奇在脑海浮现。最后，他引杜甫的这几句诗总结性地做旁白：“我来入蜀门，岁月亦已久。岂惟长儿童，自觉成老丑。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近辞痛饮徒，折节万夫后。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写得真是深痛沉郁。既看出杜甫痛彻心扉的无奈和真诚的自剖，也看出冯至先生笔端的凝练，把对杜甫的理解藏于纸后。
62年过后，重读此书，多有象外之意。“失身为杯酒”者常有，却未见得谁“自觉成老丑”。
肆
于非闇先生的《书画过眼》，专谈书画，是本老古董，冠以新书名，内文均为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写。于先生是有名的画家，又出身世家，与时贤尤其书画家过从甚密，自然见多识广，方可笔落缤纷。
书中有一篇《雪厂上人》。雪厂，是释瑞光，号雪厂，民国期间，非常有名。他是北京城南烂漫胡同莲花寺里的住持。清末民初，莲花寺非常出名，军阀混战，战火连天之际，陈石遗、姚茫父等人曾在莲花寺中寓居避难。姚茫父一住竟住了长长的二十年，自称为“莲花庵主”。后来，莲花寺更是名流常集，不仅京城画家，就连京剧界的名角如梅兰芳、王瑶卿、程砚秋等人，也常踏破小小寺庙的门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寺中有雪厂主持。当时《顺天时报丛谈》说：“（雪厂）工绘画，喜风雅，一般名流多雅集于此。”
雪厂确实画技不凡。于先生称他：“其画笔，今世之苦瓜和尚也，见其画益奇之……豪放肆恣，俨然大涤子。”这里说的苦瓜和尚和大涤子，指的是清初著名画家石涛。将雪厂比之石涛，很是了得。
可是，就是这样一位画技了得又团结那么多画家文人艺术家的和尚，却最后穷困潦倒，只活了54岁。于先生在书中说：“（雪厂）不幸而遁入空门，于寂静清空讽诵礼忏之余，独不走门第，传布施，而其人役役于苦瓜，垂三十余年，南北知名，而独以穷死。”
可见这位和尚，不是花和尚、俗和尚，宁守清贫，独以穷死，不失操守，更不是总想攀附皇上的石涛这个苦瓜和尚所能比之。如今的画家（包括遁入空门又还俗者），哪一位能赶得上当年的雪厂？倒有不少早已暴富，左拥娇妇，右攀权势，不可一世。“气节陵夷谁独立，文章衰坏正横流”，大师遍地，雪厂何在?
伍
重读《静静的顿河》，是第四本，最后一部。这是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金人的译本。买这套书时，我正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每本不到两元钱，四本不到八元。
读到后面，有一段格里高利和儿子米沙关于战争争论的描写。肖洛霍夫写道：“（格里高利）不喜欢跟孩子谈论战争，但是米沙却觉得战争是世界上最有兴趣的事情。他时常用各种问题纠缠父亲，如怎样打仗啦，红军是什么样的人啦，用什么打死红军啦，以及为什么打死他们等等。”
这些简单天真的问题，格里高利回答不上来。但是，米沙却步步紧逼，一直问道：“好爸爸，你在打仗时杀过人吗？杀人的时候害怕吗？杀死他们的时候流血吗？流很多血吗？比杀鸡的时候或者杀羊的时候流的血多吗？……”
这一连串如机枪扫射的问话，格里高利如何回答？他只是恼羞成怒又无奈地冲着米沙高喊：“不许再谈这个！”
格里高利的母亲也冲着米沙喊：“又生了一个刽子手！上帝宽恕，宝贝儿，你为什么心里总想谈这个可恶的打仗的事儿呢？”
米沙的回答，让格里高利和母亲都没有料到，更让我听了胆颤心寒。
米沙说：“不久以前我看见爷爷宰了一只羊，我并不害怕……可能有一丁点儿害怕，可是不要紧了！”
米沙每次谈到战争的时候，格里高利就感到心里的惭愧。他不想让儿子想到战争，但是战争每天每天都要人想到它。每天每天啊！这就是格里高利父子两代人存在时触目惊心的现实，他们的生活里、脑子里、心里，弥漫着的都是炮火硝烟。
这一段只有一页半的描写，我觉得是全书最精彩的书写之一。因为我想起了眼前的战争，乌克兰的土地上战火蔓延了两年半之多，“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当年，格里高利也曾经驰马挥刀，将战火魔魇般燃烧到那里。战争，将格里高利的心灵扭曲，将他的生活变形，将他的爱情葬送，令他家破人亡，使他的命运走向彻底的崩溃。当然，这里有战争发生的时代背景的介入，有哥萨克民族性格的因素作用，也有格里高利自身的思想局限和行为所致。但是，诸多因素中，战争，无疑是首要的。如果没有战争，格里高利会怎么样？他的儿子米沙又会怎么样？还会顽固地问父亲这样的问题吗？
这一段，我反复读了几遍，每次读，都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战争的阴影，竟然深刻影响并塑造了一个小小孩子的身心：从害怕——到不要紧了——到最有兴趣，战争对于一个孩子心理与成长历程潜在的渗透、衍化和遗传，是多么的可怕！
读这部小说的同时，我也看了三集气势恢弘的电影《静静的顿河》，听了李野墨一百二十回深沉苍郁的广播《静静的顿河》。可惜，都把这段删掉了。
陆
三伏暑天，热汗蒸腾，读钱仲联校注的《剑南诗稿》第四卷，其中一首七律，有这样几句诗，写宋时夏日情景：“风生团扇清无暑，衣覆熏笼润有香。竹屋茆檐得奇趣，不须殿阁咏微凉。”从唐宋到现在，上千年来，炎热天气，依然需要风凉解暑，只不过，如今的空调，取代了扇子而已。
此诗下面，有钱仲联先生的一则注释，注释比诗更有意思，方才是放翁所得的“奇趣”。注释引《广卓异记》所记载一则唐朝皇帝的轶事，也关于夏日风凉：“唐文宗夏日与诸学士联句：‘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柳公权续曰：‘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文宗独讽公权两句，辞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权题于殿壁。”
《广卓异记》，是宋代一位叫乐史的人编撰的一本笔记。这则轶事，虽简单，却将唐文宗和柳公权两人写得惟妙惟肖，有言有行亦有诗，还有题写于殿堂墙壁上的书法淋漓，多维立体，环绕回声，很是生动。唐文宗这个皇帝，和宋徽宗爱作画一样，钟情作诗，尤爱五言。唐文宗当政时，柳公权官居侍书，已经侍奉了文宗前两代皇帝穆宗和敬宗，三朝元老，长居朝中，前倨后恭于皇帝身前身后，自然懂得眉眼高低，将皇帝的心思揣摩得透彻。皇帝前嘴刚说出上联，他立刻就对出下联。对于一个诗人，这样的文字游戏，当不在话下，关键是要对出皇帝的心思，即皇帝身上痒痒了，你要立刻递上一个玉制的痒痒挠。
看，皇帝说了：“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
柳公权立刻接上：“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
皇帝吃凉不管酸，大热天的，众人叫苦连天说太热了。他偏说：我就爱夏日，还希望它再长点儿才好呢！整个一个不食肉糜的主儿。
柳公权的厉害在于，他明明知道，宫内和民间自然大不一样，再热再长的夏日，宫内自有宫女的宫扇不停在摇，还要冰块散凉驱暑。他却要拍拍皇帝的马屁，说是熏风自来，殿阁生凉。于是，皇帝高兴了，立刻夸他“辞清意足，不可多得”；而且，立刻让他“题于殿壁”，发挥他作为书法家的特长。唐诗多了，辞清意足的多了，未见这句就是不可多得。
皇帝高兴了，就是不可多得。皇帝为什么高兴了？因为柳公权适时适地地递上了痒痒挠。我们就可以知道，柳公权这个官就是这样当的，而且，就是这样当得如此长久。仅仅会作诗和书法，是远远不够的。
读放翁诗，对柳公权如此之诗与言行，放翁显然是不屑的。解暑的风凉，他只须在竹屋茆檐下，一把扇子就够了。
同样是暑天风凉，皇帝、柳公权和放翁的态度，是这样的大相径庭。来自宫廷殿阁，来自竹屋茆檐，是这样的泾渭分明。夏日天热，是客观，属于自然，即是由老天爷在管着，谁也奈何不得。但风凉却不尽归天管，人亦能为。居庙堂之高，自有宫女和差人等人工制风；处江湖之远，如放翁手摇一把扇子即可。
当然，风凉的大小、清爽和质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谓夏虫不可语之冰。可见，天热可以一视同仁；风凉却从来难以那么平等。“不须殿阁咏微凉”，你可以随便咏你的微凉，“不须”，只是你自己的“以为”；“殿阁咏微凉”的柳公权，却是官当得如唐文宗所言夏日一般长，死后获赠“太子太师”称号，了得！放翁却是忧愤成疾，死于山阴乡中，虽有《剑南诗稿》多卷，却未有一首诗荣幸题于殿壁，更是终未获得皇帝赐予的一枚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