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方萌｜就中国历史上的人才流动问题，我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基尔通过一次信
在2008年，讨论流动性与创新性之间的关系
田方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专业博士，研究领域涉及社会思想、国际移民和公共政策问题，著有评论集《可有一线穿今古》。
2025年10月13日，著名经济史家莫基尔（Joel Mokyr）与另外两位学者一道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学术贡献在于“发现了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莫基尔拥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他于1974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与历史学教授，曾任美国经济史学会会长。
在获诺奖二十年前的2005年，莫基尔曾撰写过一篇论文，题为《流动性、创造力与技术发展：论休谟、康德与欧洲经济发展》（Mobility, Creativity,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David Hume, Immanuel Kant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urope）。此文后来收录于一本在德国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不见于英文学术期刊，因此不大为人所知。
经济史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解释近代欧洲出现的持续经济增长。莫基尔在这篇论文中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成功需要产生一种特别的社会环境，使国民的创造力转化为生产力。这种环境在欧洲比在中国更有可能出现，因为民族国家兴起时的欧洲处于政治分裂状态。相较于统一的大型帝国，欧洲由众多相互竞争的小国组成，任何一个政权都无法垄断思想，它们之间还会仿效彼此的善政。
英国启蒙思想家休谟就说过：“没有什么比一群相邻的独立国家更有助于礼仪与学术了，这些国家的商务和政策相互关联。”大哲人康德也曾指出，为了提升实力与荣誉，欧洲列国不得不促进自由的文明，从而推动启蒙运动。有学者将两人的观点合称为“休康猜想”（Hume-Kant Hypothesis），可以概括如下：竞争导致自由，自由促进繁荣，繁荣引起仿效，仿效推动崛起。
莫基尔对他收集的历史人才样本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15世纪以后欧洲学者的跨境迁徙极为频繁。这种流动性使创新免于被专制政体扼杀，因为异议思想家能够在受到压迫后迁往较为宽容的国度，由此削弱了国家和教会的控制力。各国的竞争还激励统治者庇护学者，强化了观念和技术的创造机制。
2008年夏，我碰巧在网上看到莫基尔这篇论文初稿的电子版。此前我就读过相关的经验研究，因此对他的理论很感兴趣。读完此文后我心血来潮，给作者发去一封邮件，就文中的观点讲了三点针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思路，并求教于他。一天后，我收到莫基尔的回信，还附寄了他的另一篇论文。我没有保存在美国留学期间的大部分信件，不过还是幸运地找到了当年与莫基尔的通信。下面是我去信的译文。
嘿，莫基尔教授：
您好！我是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的一名中国博士生，主要研究高技能人才的迁移问题。在阅读您的论文《流动性、创造力与技术发展》时，我获得了很多乐趣。虽然仍在研读您的著述，但我注意到最近三年您似乎没有沿着这一方向继续研究。
您关于古代中欧异议思想家流动的论述令我尤为着迷。我想要参照您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知识人的流动模式进行类似的统计分析，现有初步思路如下：
中国古代士大夫通常在国内官僚体系内进行政治性的迁移，这可能不同于欧洲教会体系的流动机制；
中国的内部流放与欧洲的外部流亡。“Exile”在中文中的意思不同于英文。中国的朝廷更可能将读书人流放至类似西伯利亚的边疆地区，而非驱逐到其他国家。
中国的政治分裂时期。中国并非总是统一的，周期性的政治分裂阶段可能形成了类似欧洲的智识环境。
恳请您就上述思路不吝指点，或推荐相关参考文献。谢谢！
顺颂时祺
田方萌 2008年8月27日
莫基尔的复信如下：
亲爱的方萌：
你的观点说的非常到位，尤其是第2点。流放在中国意味着很可怕的遭遇。当某人与朝廷发生冲突，唯一的出路几乎只有抗争，而没有其他可能。伊拉斯谟或卢梭那样的人可以跨越政治边界，前往邻国寻找志同道合和同情自己的人。这种选择在古代中国根本不存在。
我也认为，在中国较为分裂的时期，政治单位之间的竞争更有可能促进技术的发展。不过，这仍然是一个实证性的问题，因为政治分裂的代价是战争，而战争带来的毁灭可能超过效率与思想发展上的好处。
我附上了一篇自己的论文，你可能还没看过。它讨论的是中国历史中的另一个问题，但也许你会觉得有趣。
你现在在乔治梅森大学，我想是跟我的老朋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一起工作吧？如果你还不认识我以前的学生奈伊（John Nye），我强烈建议你去找他聊聊——你不会后悔的。
祝你好运！
莫基尔 2008年8月28日
我同莫基尔教授推荐的奈伊老师联系后，又给他写了一封回信。奈伊是位菲律宾华裔学者，当时在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系教书，我和他指导的中国博士生杨荷一起到他的办公室拜访了他。我给他讲了关于流动性与创新性联系的一些想法，他认为我的点子很好，需要多考虑如何搭建理论模型。
莫基尔回信中提到的戈德斯通（中文名“金世杰”）是经济史领域“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当时在我留学的学院担任博士生项目主任。我同他有过交流，还联系浙江大学出版社翻译了他的《为什么是欧洲》一书，但并没有与他一起做过研究，这点莫基尔猜错了。加州学派对于为何欧洲产生工业革命另有一番解释，我认为莫基尔站在更接近真相的一边。
莫基尔现在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里晒出我与他的通信，倒不是为了以自抬身价。中国学术界很多学者与他有过交往，尤其在经济史研究的圈子里。我只同他通过一次信，没有什么好炫耀的。得知他获奖的消息，我为他感到高兴，更为他的思想感到高兴——诺奖有助于传播他关于政治分裂和技术创新的观点，我也持有类似的看法。
莫基尔的回信曾经给我很大鼓励，可惜由于种种牵扯，我后来没有参照他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人的流动模式进行实证分析。我现在还在课上给学生介绍莫基尔的增长理论，希望以后有机会完成这一研究吧。
莫基尔在《流动性、创造力与技术发展》那篇论文中讨论过一些中国的实例，比如明亡后移居日本的朱舜水，这些论述也见于他的《增长的文化》一书中，国内已经出了中译本。其实中国古人也表达过类似的思想，这里就引用清代才子袁枚的一段话吧：“孔赖有封建，然后栖栖皇皇，之卫、之齐、之陈蔡、之梁、之宋、之滕，几几乎有可行之势，而诸侯敬，子弟从，则声名愈大，千万年后，犹知遵奉为师，使圣人生于郡县之世，三试明经不第，则局促于一邦，姓氏湮列沉，亦遁世无闷已耳，安见其有以自立于天下耶？””
到了民国末年，费孝通在《皇权与绅权》中还写过这么一段：“……‘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时代，没有租界；交通不方便，海禁未开，也不能去华府或巴西，连香港都没有，在空间想找逃避是不太容易的。也许这也不是断不可能，因为逃之四夷的在早年还是有例子可举。范蠡、张良，都会神龙见首不见尾，可能是走了的，像老子一般骑了青牛也可以出关。”
用西方的俗语来说，莫基尔和我讨论的问题就是“用脚投票的自由”，即今天国人讲的“润学”。一个社会的思想家如果具有“退出”的可能性，他们在与保守势力的博弈中就有了更多筹码。莫基尔的经济史研究表明，欧洲的现代化并不只是起源于个别天才，而是在多元政治结构下，通过思想市场的自发演化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