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拉申 | 拥抱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坏的世界 ：以安德烈·普拉东诺夫的小说为视角阅读阎连科的《四书》
如果将普拉东诺夫和阎连科的作品并置阅读，人们很可能会注意到两者作品之间惊人的共鸣。两位作者都着迷于被粉饰的乌托邦思想的实际实现，以及生与死的谜题。然而，他们的作品充斥着对人类苦难的描绘，并以一种非传统的语言写成
罗曼·拉申（中文名：张力允），香港浸会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英俄比较文学研究，研究方向为文学中的大学与知识分子叙事，学术论文刊发于《写作华文：当代华语文学期刊》《欧洲汉学学会学刊》。
安德烈·普拉东诺夫（Andrei Platonov）与阎连科是两位乍看之下天差地别的作家。普拉东诺夫是一位苏联作家，也是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徒，他在二十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创作了他最重要的作品。那是一个充满政治动机的经济运动席卷全国的时期，例如第一个五年计划和集体化运动，这些运动给这个新生的国家带来了浩劫。普拉东诺夫的艺术天才以惊人的精确度捕捉了布尔什维克的乌托邦理想如何转变为大规模饥荒、流离失所和死亡的真实灾难。与这位苏联巨匠不同，当代作家阎连科并未亲眼目睹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发生的类似事件。此外，尽管阎连科以军队干部的身份开始其职业生涯，但他从未真正拥抱过统治意识形态。很早，他就对国家在执行大规模计划时丝毫未顾及个体生命的关怀与同情采取了批判立场。
然而，如果将普拉东诺夫和阎连科的作品并置阅读，人们很可能会注意到两者作品之间惊人的共鸣。两位作者都着迷于被粉饰的乌托邦思想的实际实现，以及生与死的谜题。然而，他们的作品充斥着对人类苦难的描绘，并以一种非传统的语言写成，这可能会给读者带来重大挑战。本文分析了阎连科最受赞誉的小说之一——《四书》的几个方面，以探索一种能够缓解这些挑战的新阅读视角。
在方法论上，本文借鉴了杰出的俄罗斯哲学家和文学学者瓦列里·波多罗加（Valery Podoroga）在其开创性著作中对普拉东诺夫作品的精妙哲学解读。本文将波多罗加的见解应用于《四书》的阅读，主张一种更“整体性”的阅读方式，这种方式包容了阎连科虚构世界的独特性。坚持这种阅读方式，我们可以将这部小说诠释为描绘一个自有其内在规则的世界，而非对阴暗现实的评注。
引言
乌托邦是安德烈·普拉东诺夫（1899-1951）作品中最突出且研究最充分的母题之一。的确，他最著名的作品，中篇小说《基坑》（1930）和长篇小说《切文古尔》（1929）、《少年海》（1932），以及其他不太知名的作品，都描绘了试图通过彻底改变传统生活秩序来实现人类社会下一阶段的社群。然而，这些乌托邦与我们听到这个词时所想象的相去甚远；普拉东诺夫的理想社群总是短暂的，并且注定会陷⼊混乱与苦难的深渊。作为正在展开的苏联计划的同代人，普拉东诺夫尽其所能地与他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搏斗，利用他独特才华的所有潜力，以使文学与一个奇异而多变的现实保持同步。
毫不奇怪，在集体化运动和整个五年计划体系给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带来灾难的边缘，普拉东诺夫的艺术天才瞬间看穿了宣传背后这些压迫性政策固有的缺陷。在被奇异的意识形态运动所笼罩的苏联，他的主要作品如同煤矿中的金丝雀，与大多数为“旧世界”的残骸唱赞歌的社会主义文学作品大相径庭。难怪这些作品立即被禁，没有机会向他们的同代人发声，而这些人很快就将面临新路线的暴力荒诞性所带来的狂欢式后果——斯大林则将此轻描淡写地解释为过于“为成功而晕眩”所产生的不幸副产品。
然而，仅仅将普拉东诺夫的杰作解读为对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共产主义乌托邦计划的单维度批判，是对其艺术天才的不公。《基坑》和《切文古尔》在苏联的首次出版是在半个多世纪之后，正值另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改革”（perestroika）之中，那是一个摇摇欲坠的霸主的绝唱。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作品与我们比与它们预期的读者更近，并且不可避免地通过历史的棱镜被感知，这为其辛酸的直接性增添了充分欣赏作者惊人预言性洞察力的可能性。
与普拉东诺夫的杰作相比，阎连科以构建——主要但不仅限于社会主义（反）乌托邦——为中心的小说，是从二十一世纪一个不同的视角写就的。然而，它们并非呈现人类悲剧的步步编年史，而是在读者心中唤起一种深渊在脚下裂开的、令人揪心的感觉。从这个意义上说，阎连科和普拉东诺夫的作品并不以揭露过去的暴行和不公为目标。相反，将这些叙事置于历史时间的横向（或纵向）线上的特定位置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然而，如果我们放弃历史叙事这个方便的框架，那么这些对人类苦难的荒诞平静、措辞奇特的描述，即使对于训练有素的文学学者来说也可能难以应付，更不用说普通读者了。
就阎连科而言，他的一些以当代中国为背景的小说仍然深刻地承载着历史细节，并常常被视为对中国社会的概括性寓言。然而，除了先验地将他的作品硬塞⼊与中国的历史或当代政治形象紧密相连的这样或那样的解释框架之外，或许还有另一种阅读阎连科的方式。它超越了作者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和意识形态缺陷不懈批评者的传统形象，而将其小说视为具有自身内在规则的想象现实。
本文的分析主要受到杰出的苏联、俄罗斯哲学家及文学学者瓦列里·波多罗加对普拉东诺夫小说的精妙解读的启发和影响。在我看来，读者在面对阎连科的文本时所遇到的障碍，在许多方面与波多罗加在其开创性的长篇论文《灵魂的阉人》中所指出的、接触普拉东诺夫作品时的困难相似。这篇论文的核心思想是，普拉东诺夫文本中的视角属于一个全视但非全知的实体，其目光追踪但从不干预“灵魂的阉人”。遵循这个实体的视角，波多罗加继而对普拉东诺夫的艺术哲学进行了广泛的分析。
苏中两位作家创作之间存在的多重平行关系的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或许是阎连科笔下最具争议和最严酷的小说之一——《四书》（2011）。与普拉东诺夫的巨著《切文古尔》一样，这部小说的中心主题是作为一个乌托邦想象的社群及其居民的覆灭。阎连科的作品由四个独立的叙事构成，描绘了“大跃进”运动（1958-1960）期间一个劳动改造营中的生与死。情节主要通过“作者”叙述的书籍展开：告密的札记《罪人录》和历史小说《古道》。学者的哲学散文则作为小说的尾声。我们最感兴趣的是第四本书《天的孩子》，它不归属于任何特定角色，并强烈地类似于“灵魂的阉人”的叙述。为了识别阎连科艺术创作的显著特征并思考一种更“整体性”的阅读其作品的方式，我的讨论涉及三个主要范畴，我给予了它们较为宽泛的标题：生者、土地和语言。通过在阎连科的劳改营虚构世界中分析这些范畴，并将其与波多罗加所构想的普拉东诺夫的相应范畴进行比较，我主张为阅读这位中国作者采用一种新的情感视角。它能防止读者被阎连科小说中弥漫着苦难与死亡的、紧迫的暴力和肉体性所压垮。小说历史背景的特殊性，对某些读者可能构成障碍，通过上述阅读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调和。这种阅读方式主要由阎连科的艺术哲学引导，正如本文所论证的，它在许多方面与普拉东诺夫的哲学有相似之处。
正如马筱璐所言，有明确的迹象表明阎连科的创作风格及其自创的“神实主义”文类，与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而且，如果在通常贫瘠且同质化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场景中，只有一位作者的风格与阎连科当代的文学实验产生最强烈的共鸣，那么这个人必定是安德烈·普拉东诺夫。
生者
首先，让我们总结一下波多罗加关于普拉东诺夫人物讨论的几个要点，然后将由此产生的批判性视角外推至阎连科虚构世界的居民。正如这位俄罗斯哲学家所言，在普拉东诺夫的每一部杰作中，我们都必然会遇到这样的人物，他们“被一种激情所驱使：即存在于自身之外”。这种驱动力体现在他们的自我不满足、脆弱、对他人身体的痴迷以及进⼊他人身体的欲望，以及不断自我毁灭的冲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超越内在与外在、身体与世界之间界限的冲动。这样的立场导致他们对自己身体所受的痛苦麻木不仁——这在普拉东诺夫的小说中是无处不在的现象，总是被“灵魂的阉人”以冰冷、超然的精确度观察着，而痛苦反过来又投射到了读者身上。人物极度的麻木源于他们的本性，“更类似于圣人—自动机，而非像我们这些‘正常’读者一样，是活生生的、有感觉的、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人。”
带着这个略显古怪的模具，我们转向《四书》中的人物，看看他们是否具备相似的品质。“作者”用自己的血液灌溉那片土地，将自己体液的生命力输送给巨大的“血麦”秸秆。这种小麦的唯一目的不是为了喂饱劳改营中饥饿的居民，而是作为献给“上级”的祭品。后来，“作者”还割下自己的肉煮熟，喂给骨瘦如柴的“学者”，因为在被食人主义席卷的劳改营中，只有他没有尝过人肉。最初是营地无情监工的“孩子”，在小说结尾将自己钉上十字架，从而给予了所有囚犯期待已久的自由。最后的牺牲由“学者”做出，他是唯一没有参与大逃亡的人，而是留下来守着“孩子”的尸体。
小说中充斥着对肉体痛苦的生动描绘，有些怪诞，有些则令人作呕，从而给读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然而，如果我们遵循波多罗加对普拉东诺夫式“形象”的描述来接触阎连科的人物——这些形象与其说是“个体和生命的可视物质复制品，不如说是指导人物行动的地图”，其个性被“聚合物、群体、大众”所取代——那么，劳改营中受苦的囚犯便是更宏大的、超时间性的丰饶与生命或饥荒与死亡循环的一部分，这个循环数千年来调节着中国中原地区的生活。以下段落可以被解读为这种内在秩序的例证：
“春天来了......我们得救了！”“春天来了就有吃的了！”喊话的是个女人——医生。她跑着跑着，忽然就跌倒了，再也没有爬起来。人们跑过去，才知道她死了。因为医生明白花开就有生命，所以喊着死了。因为激动使她力竭而亡。人们都从屋里走出来，到那面背风向阳的墙下，果真看见有新草发芽，草根是绵软湿润的，有酸甜的味道。人们都趴在地上挖着吃那些草根。有人吃多了，就拉肚子，拉得虚脱，也就死了。
同样，劳改营中的政治“罪犯”只是数个世纪以来被囚禁在该地区的各种囚犯社群链条中的一环。空间本身揭示了人物的麻木和外在性：他们无法被区分为死者和生者，因为他们的肉体性和个性消散在更宏大的天的秩序中。并非偶然，《四书》以一个类似《创世纪》的创世场景开篇，并以一篇“新西绪弗神话”作结——阐明了生命与死亡的循环性和非历史性原则。或者，如波多罗加所言：“历史性消解于自然力量之中。”
普拉东诺夫和阎连科将生与死不视为一种二分法，而是一个封闭的循环，其中没有什么是永久消亡的。《切文古尔》中的一个人物对事物的这种本性进行了沉思：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认为，这些均匀平衡的力量使整个地球处于昏沉状态；在他看来，这证明了没有什么是会变好的——村庄和人民过去如何，将来也仍将如此。以维护自然界力量平衡的名义，人类的不幸不断重复。四年前收成不好——男人们离村找工，孩子们早早躺进坟墓——但这个命运并没有永远消失。为了普遍生命的精确运动，它又回来了。
阎连科的“学者”在小说结尾写道，与普拉东诺夫的人物有所呼应：
一个人一旦对惩罚带来的困难、变化、无聊、荒诞和死亡产生熟悉和安逸感，惩罚因此就失去了意义。结果，惩罚不再是一种外在力量，而是可以从一种被动接受的形式转变为一种美好的意义。这是人类在面对绝望和惰性时进化出的一种适应。
因此，阎连科所描绘的难以想象的苦难，并非旨在指控某人犯下的罪行，或为不可挽回的过去哭泣，而是为了赞美人类——作为一个个会死的个体身体是脆弱易逝的，但作为一个整体却是无限充满活力和韧性的。
土地
在此，本文的讨论转向阎连科作品中反映在《四书》里的第二个重要范畴——土地。在阎连科的小说中，景观支持了这样一种印象：人体存在于一个超时间性的空间中，无需传统的历史时间概念。用波多罗加的话说，普拉东诺夫的“灵魂的阉人教人将这种非人的景观视为世界的普遍边界”。情节在“沙地、野草和一片点缀着几个村庄的无尽荒原”中展开。荒原的无垠和荒凉在整部小说中被反复强调，同样被强调的还有个体人类在这片严酷古老土地面前的赤裸。
以下来自《切文古尔》的段落可以无缝地融⼊阎连科的叙事中：
“昨日疲惫的太阳正在荒凉无助的草原上升起，它的光是空洞的，仿佛它升起在一个异乡和被遗忘的国度，这里只住着这些被遗弃在墓冢上的人，他们挤在一起不是因为亲情和爱，而是因为缺少衣物。”
黄河的临近，为任何敢于渡过这条大河的人增添了孤立和危险的感觉，“是劳改的天然屏障，像国界上的无人区”，河水“听起来像长笛的不和谐音，间或夹杂着水亢的旋律和波浪拍打沙滩的稳定节奏。”然而，同时，它也意味着接近由水孕育的人类文明的摇篮。对个体而言是致命的，这条河却与生命本身密不可分：
东方天际发白，新的一天就要开始了。太阳将从黄河水中重生，天空泛着红光。当地球开始苏醒，河水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流去......整个世界又忙碌起来。天亮了，河水汹涌地流淌着。
最后，黄河本身也曾多次“死亡”，留下其旧河床空旷干涸，只是为了在新的河道中继续流淌和生存。波多罗加认为普拉东诺夫荒凉严酷的景观，就生者所见，其实充满了死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可见的生者”。在这些草原和荒原上，生者与死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同样，在《四书》中，“作者”种植的“血麦”不仅由他的血液滋养，也由埋葬在那片土地下的古代皇陵中的人滋养。反过来，黄河的“死”河床被人们变成了肥沃土壤的来源——生命的来源。这种生者与死者之间界限的缺失，在阎连科的大部分作品中都存在，例如《年月日》（1997）、《受活》（2004）、《丁庄梦》（2006）、《日熄》（2015）等。个体的有限性和土地的无限性，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方式，使其不仅将阎连科的文本完全视为个人的crushing历史剧，也在其中看到生命本身的潮起潮落，而死亡是其内在的一部分。
语言
普拉东诺夫的艺术语言与任何其他俄语作家的语言都截然不同，长期以来一直是激烈辩论的主题。在普拉东诺夫生前，他那种独特而奇特的遣词造句方式是他同时代人批评的主要靶子。或许对普拉东诺夫语言最著名的评价是无产阶级领袖本人写下的——斯大林在普拉东诺夫的一份手稿页边留下的评论写道：“这不是俄语，而是某种胡言乱语。”后来的学者则转而将普拉东诺夫的风格视为其艺术创作的基石，而不是将其视为作者的缺点。例如托拉·莱恩（Tora Lane）认为，这位苏联作者“发展出一种语言，向我们展示异化是事物的常态，而非异化才是不寻常的状态，而且，异化与非异化在我们与自身及与生活的存在关系中大部分是重合的。”波多罗加——其对普拉东诺夫的接受是本文的核心——呼吁用一种兼容的方式来分析他的语言：不将其视为对方言、行话和技术语的精心风格化产物，而是视为日常世界与强加于其上的“宇宙统治乌托邦”之间不和谐所产生的语言力量的结果。
阎连科的语言与普拉东诺夫的情况有诸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方言（地方话）、毛时代的革命行话“毛体”、东西方宗教的礼拜语言以及当代官僚话语“官腔”，共同构成了他独特的风格。在这种背景下，《四书》以其元小说维度和多重叙述者，在语言方面轻易成为阎连科最纠结和异质的创作之一。然而，像周述波这样的一些批评家认为，小说的表现力因作者部分失控的文体实验而受挫。另一方面，本文遵循波多罗加的观点，将《四书》的语言解释为由小说的虚构世界所塑造。
阎连科作品的语言是否真的逾越了审美经验的界限，进⼊了普通读者难以理解的领域，正如周述波所言，不自觉地呼应了——尽管措辞温和得多——斯大林对普拉东诺夫“胡言乱语”的批评？周氏批评的主要目标，不出所料，是小说中“天的孩子”的部分，这些部分采用圣经语言来描述劳改营中的生与死。正如周氏广泛的句法分析所示，一些措辞和表达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常规的阅读体验，导致读者的目光磕磕绊绊，来回移动，而不是顺畅地浏览页面。然而，本文倾向于将这种体验视为阎连科的一次巧妙尝试，旨在阐明强加于普通语言和现实之上的革命乌托邦危险的包罗万象的本质——用波多罗加的话说：“日常和方言词汇获得了神圣的所有属性。”这样的视角阎连科早先就已采用，例如在小说《坚硬如水》（2002）中，革命行话获得了类似于礼拜和神学语言的性质。在《四书》中，阎连科进一步完善了这种写作模式。小说通过将劳改营描绘成一个被构思和创造为乌托邦，并迅速开始自我吞噬的独立现实，而非仅仅是一个历史政治的怪物，从而获得了远为强大的表现力。正如普拉东诺夫自己所写：“只有脱离了世界和自我，才有可能看清这一切是什么，以及这一切想成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天的孩子”语言的“超凡脱俗”和类似于普拉东诺夫式“灵魂的阉人”的叙述视角，是促进而非阻碍了读者与文本的互动。
结论
《四书》是一部异常严酷和阴郁的文学作品。它对政治清洗熔炉中人类苦难的描绘，在荒凉被弃的荒原的阴沉背景下展开，对许多读者来说可能显得难以承受。其他人可能会认为小说的情节深深植根于中国历史，因此普通读者难以接近。本文试图探索一种更“直接”阅读阎连科这部杰作的可能性。借助瓦列里·波多罗加对苏联作家安德烈·普拉东诺夫作品的精妙哲学诠释——普拉东诺夫的作品与阎连科在主题和风格上有许多重叠之处——本文简要分析了《四书》中乍看之下可能troublesome但对富有成效的读者一文本关系至关重要的三个方面。
通过审视《四书》中“生者”“土地”和“语言”这三驾马车，本文主张对该小说采取一种更“整体性”的阅读模式，而这种模式反过来也可以适用于阎连科笔下其他具有挑战性的作品。正如波多罗加所论：“我们必须按其原样接受一切，否则就根本不要读。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普拉东诺夫的世界里，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在起作用，而改变它们并非由我们决定。”这一立场是本文的核心并为其提供了信息。
读者不应专注于文学作品的个别特征，试图对其进行剖析以使某些⾟酸的描绘更易于承受，某些段落更易于理解，而是可以从将作品视为描绘一个奇特、有缺陷但却独一无二的乌托邦世界的方式中获益。重新探索这个世界，并在它与我们的世界之间建立联系，而不是将前者硬塞⼊后者的本体论框架中，因此构成了本文——尽管只是粗略地——所勾勒的“整体性”阅读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