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行 | 语言进步主义：我的三十余年的政治哲学研究

【编者按：加拿大学者俞行近日赐稿，介绍他独立提出的一套富有开创性的语言与国家起源理论。他的逻辑完整而缜密，既具解释力，又有前瞻性。他将“语言”一词的外延，推展至概念、话语、共识与制度层面。虽然作者未曾明言，但读者可以借此理论来理解国家形成的诸多现象——譬如繁简体中文在两岸的政治与文化中的角色。有心者更会发现，这一理论亦能解释西方国家内部的撕裂与文化对立：分裂往往始于语言，哪怕在同一语言中，也可以发生语义和概念的分裂，继而导致制度和共同体的瓦解；而跨越国界的联合，也往往始于语言的握手。】

作者简介
俞行，曾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两所大学任教政治学，后移居海外，现已退休。著有 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State（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2025）与 Language and State: A Treatise on Political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2024），在这两部著作中提出并系统阐释了“国家起源于语言”的理论体系。

1985年我毕业离开母校以后先后去杭州大学和南京大学教授政治学。在教学过程中，我感到需要写一本政治学原理的参考书。由于我不想写跟其他同事写的书内容同样的书，也不想平均两年左右就出版一本书，搞短平快产品，搞重复劳动，我开始了长期的和缓慢的学术探索，写一本内容独特的书。这个探索过程一直延续到我离开大学以后。我从事自己设计的交叉学科的研究。一开始，我从事动物学和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探索。比较社会动物的行为跟人类的社会行为，以探究人类社会里人的政治行为的实质。后来，我感到动物学跟政治学的交叉跨度太大，决定进行人类学跟政治学的交叉研究。后来，又发现学术界已创建政治人类学这个交叉学科而我试图仅仅进行我自己设计的交叉学科的研究，我又从政治人类学的研究中退场。由于看见法国一位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从事人类学和符号学的交叉研究，我决定从事符号学跟政治学的交叉研究。再后来，又觉得这样的交叉研究没有前途，我转向语言学跟政治学的交叉学科的研究。后来又发现从事语言学跟政治学的交叉学科的研究根本无法创建任何理论。这个时候，我已经探索了二十年。以后，又加上媒介学的研究，得到媒介研究先驱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 Innis）和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启发，我的研究取得突破。我很快明白我已能建构一个新的政治哲学理论。这样的理论至少能在解释人类社会形成的命题上超越17-18世纪契约论政治哲学家的理论或思想。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如果说人类在建立有政府管理的文明社会以前处在一个自然状态下服从自然法的规制的话，那个背景下的人组成社会的方式是物理互动。如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他的名著《利维坦》中所言，人与人处在战争状态中。但是，自从人类发明语言以后，人类也能进行语言的互动，而语言的互动最终令人类基本上能从物理互动的状态中摆脱出来。这是我的一个独特想法。于是，我试图证明语言在人类建构自己的社会过程中发挥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开始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的演化中发挥的作用。我的基本推理是，自从人类开始使用语言以来，他们就利用和开发媒介，因为没有媒介，人类就无法进行语言通讯。进行口语通讯时，人类使用空气作媒介；进行书面语通讯时，人类利用材料当媒介。媒介延长通讯距离。然后，人们在更大范围内通讯和互动，形成规模更大社会。假定原始社会是个小规模社会（人类学家证实，一个部落的人口平均6000人，但也有2万多人的部落），而文明社会是个大规模社会（人口大多数百万以上），语言和媒介延长语言通讯距离后导致小规模的原始社会的解体和大规模的文明社会的形成。原始社会里的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淡化；语言在社会形成中取代血缘关系发挥不可缺少的作用。然后，人类在与语言的互动、语言与媒介的互动以及媒介与人的互动中形成和建构文明社会。由于文明社会需要利用一种特别方式管理社会，如需要建立政府，国家取代部落。国家起源于语言。国家并不像欧洲历史上的那些远近闻名的哲学家讲的起源于自然演化、征服或战争或阶级斗争或治水社会，也并非起源于其中有些哲学家所系统论述的社会契约。

然后，我在《语言与国家的政治哲学》（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State，出版社：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出版年代： 2025）一书中描述人类是怎样通过语言和媒介的互动形成国家的。

首先，我提出这样的观点：人自己充当自己通讯的媒介，进行人链式语言通讯，建立政府，进行市场的社会交换和传播和传承文化。在政府内部，上下级官员形成一个传达命令和逐级报告的人链。在市场交换中，人们不断地交换和再交换，形成一个交易的链条。在文化传播和传承中，人们在越来越大范围内通过人链式通讯扩散文化和在代际之间传递文化。

人还利用材料当媒介代替人来进行通讯。在古代，人类利用石头、泥板和金属材料当媒介，还用莎草纸当媒介。在亚洲等地人类利用动物骨头当媒介，利用木片（木简）或竹片（竹简）及丝绸当媒介。在古代和中世纪欧洲人类曾经利用象牙当媒介。在中世纪欧洲，人们利用牛皮纸和羊皮纸当媒介。在古代至现代，中国人用纸张当媒介。在现代社会里，石头和金属材料仍然被当作媒介来使用。纸张也是现代世界各地人类进行语言通讯最常见的媒介。

人类自身的社会行为也是媒介，因为行为能传递信息。当语言通讯失效时，人类转而采用行为来通讯。行为有时就是行为语言，是一种没有语法和句法的语言。国家的统治者经常用他们自己的行为与人民通讯，而不一定使用语言。例如，统治者出现在公众场合都是为了与人民通讯。人们也用行为表示自己的身份，如在公开场合讲究身份或权力的排序、穿特定的衣服或使用某种特定的语言来展示和确认自己的身份。人们举行仪式进行特定的行为通讯。语言本身无法替代它们。于是，行为成为语言通讯的媒介。

人们的集体意识也是媒介，因为拥有同一种意识的人互相理解而联合起来。这些集体意识包括民族意识、历史意识和社会政治意识。例如，在现代社会里，人类组建民族国家。民族是形成国家的媒介，因为通常是一个民族组建一个国家。在此过程中，人类建构民族意识和历史意识。这些意识导致形成民族。然后，民族意识、历史意识和社会政治意识也在国家形成过程中发挥一种重要的作用。所有这些意识皆在不同阶段或在不同层次上成为形成民族国家的媒介。

以上是我讲述的内容的第一部分。说明人类使用语言和媒介导致形成文明社会和国家。第二部分描述人类告别小共同体后建立大共同体需要借助语言。语言在国家的组织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所谓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s）或语言现象是国家的组织方式。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使用语言的人类在索取和提供信息过程中组织国家。人们因此进行特定的语言互动以维持国家的存续。人们也通过报告的方式向政府提供信息。政府也收集信息。政府是收集和提供信息的媒介。政府掌控的信息多于民众掌控的信息。这样政府才能保证自己具备管制社会的能力。历史上，政府压制新闻媒介的报导，就是为了保证自己掌控更多信息。政府可能因为技术原因或政治原因掌控更多信息。近代以来，媒介的发展则令政府出于政治原因掌控信息越来越难。公共通讯不断发展。除了大众教育的施行让大众获取国家的信息更加容易，文化设施对大众开放令普通民众获得更多信息。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等在内的新闻媒介的发展令政府很难因为政治原因而控制信息。多党制或两党制也让反对党成为扩散信息的媒介。政府与人民之间形成共同利益。

第二，人类通过解释来组织国家。而且只有使用语言才能进行解释。原因是人们需要获得同样的认知来取得社会共识。首先，人们解释知识，如与国家的历史、国家的文化特性和传统以及法律有关的知识。目的是让所有人获得同样的知识。所有人能利用同样的知识理解社会和国家；其次，人们解释价值观。于是形成国家的主流价值观。持有同一种价值观的人联合起来。这包括很多方面，如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再次，人们解释公共事务。即使人们掌握同样的知识和持有同样的价值观，还是需要人们以同样的方式认识公共事务。由于公共事务涉及利益分配，人们的看法可能不同，于是，解释公共事务也是人们取得一致意见的一种方式。解释让人们采用同一种方式理解国家。当人们达成一致时，社会或国家内部就已形成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

第三，人类通过表示态度来组织国家。给与为社会或国家做出突出贡献者荣誉是社会或国家表示态度的方法。由于人们之间的血缘关系淡化，做出突出贡献者需要给与报偿。由于社会或国家往往无法等价报答做出突出贡献者，给与荣誉作为替代。于是，有能力的人乐于为社会或国家做出突出贡献。人们无法通过给与荣誉的方法来激励家养的动物做出更大贡献，尽管人类能鞭策动物多做贡献，因为动物不使用语言。表示忠诚也是一种国家组织的方式，因为忠诚意味着上级和下级的垂直合作（当然，忠诚有时也是人与人之间的水平合作）。但是，要让忠诚真正成为一种态度，需要先使用语言表示忠诚或确认忠诚。不忠不需要使用语言，因为不忠已放弃合作。表示支持或反对也是组织国家的一种方法。不像原始社会里人们的利益一致，因为血缘关系保证人们的利益一致，但是，在失去血缘关系保证的国家内，人们的利益可能不一致。于是，人民需要公开地对国家的管理的方方面面表示支持或反对提醒政府保证保护所有人的利益。如果所有这些表示态度的语言现象都能出现，在国家内就形成了人们的共同利益。

第四，使用语言的人能做出承诺。 于是，人们通过互相做出承诺来组织国家。人们通过订立契约来进行合作。商业契约非常典型。订立契约的人会履行契约。人们进行社会交换和避免风险。由于人类能做出承诺，他们会订立竞争的规则。人们订立规则，然后再竞争。于是，他们能通过有规则的竞争鼓励人们发挥自己的专长为社会做贡献，而不再无序竞争破坏社会。也就是说，在有规则情况下，具有专长的人能得到更多回报或得到重用。于是，有能力的人辈出。体育竞赛增强人的体质；诗歌比赛、钢琴比赛、数学比赛、建筑设计比赛等激励人们培养自己的特殊专业能力。这都有利于社会建设。能做出承诺的人还建立各类政治的或社会的组织。国家变得有序。没有承诺人类就无法组织国家。承诺还包括誓约。人们宣誓确立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这也是组织国家的一种表现。例如，加入一个政治组织可能需要宣誓。公职人员就职时可能需要宣誓。法庭上作证时可能需要宣誓。有时，人们以上帝的名义或革命的名义或国家的名义宣誓，这无疑提升了某种意识或组织的权威。这都是国家组织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国家的掌权者和人民之间也可能互相做出承诺，以便于有序地组织和管理国家。互相做出承诺的人彼此之间具有共同利益。

第五，使用语言的人能发布命令。赤裸的命令是确立国家组织起来的最初形式。命令代表掌权者与民众之间的语言的和心理的以及物理的互动。但是，没有语言，就不会有这类互动。如果人类对命令做出解释，也可能增强命令的效力。如为命令提供辩护。如果人们接受这样的辩护，命令就更加有效。如果设定某种程序，也可能达到这个目的。例如，当人们举行仪式来确立掌权者的地位的时候，掌权者变得神圣。神圣的掌权者具有更强的权威。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说明这个道理。法律是更高形式的命令。订立法律的特定程序就是增强法律权威的一个手段，因为程序保证订立法律遵守公平的原则。法律因此通常获得更多的民意支持。订立法律需要立法机关的同意，而立法机关通常代表人民的利益。先订立法律，然后再执行，等于订立了一个契约。如果法律至高无上，所有人无一例外地服从法律，所有人都会认同法律，这就代表社会内部形成了共同利益。

第三部分强调语言是保证国家合理化或合理性的最基本手段。国家合理化或合理性指实现自由、平等、和平、民主和正义。

自由就是语言表达的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等都是语言表达自由。人们无法在物理互动中实现自由。人们的物理互动基本上就是冲突。人类只能在语言互动中实现自由。人类天然地享有使用语言的自由，他们也应该享有语言表达的自由。当人们使用暴力手段改变社会时，他们很快失去语言表达的自由。当人们放弃利用暴力来改变社会的时候，人们就必然享有语言表达的自由。人们无法通过语言来限制他人的语言表达的自由。当人们的语言表达互相冲突时，他们仍享有语言表达的自由。当人们互相争论时，他们需要服从理性的裁决。所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但是，言语的争论并不影响人们享有的表达自由。如果说人类社会互动只有两种形式：物理的互动和语言的互动，那么，物理的互动的结果是强制，而语言的互动的过程和结果都是自由。

人类无法通过使用暴力来实现平等。当有人利用暴力来实现社会的经济平等时，暴力必然意味着一部分人强迫另一部分人屈服。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没有平等。至少是政治上不平等。一种不平等取代另一种不平等。人们只能通过语言来实现平等。由于所有人都能使用语言，语言的表述对所有人开放。例如，书籍对所有人开放。由于人类使用语言，他们能利用书籍存储知识。所有人都能通过读书获取知识。获取知识的人能提升自己的社会价值。于是，他们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可能帮助他们打破社会等级秩序。例如，考试的竞争代表着一种平等的原则。行政管理体系官员内部有等级秩序，但是，考试做官却可能是抵消这种不平等的一种平衡方式。法律是一个语言表述过程。但法律体现一种抽象的原则，即不论当事人的具体身份，法律一视同仁。于是，人们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选票也是一种语言表达方式。这是一种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方式。由于每位选民持有的选票的影响力无差别，这也是人人平等的表现。人们只能在语言通讯过程中实现平等。只有所有人都不质疑的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显然，当人们通过暴力实现平等时，会有一部分人不认可这样的平等，于是，这样的平等不是真正的平等。

人类只能通过语言实现和平。动物不使用语言，所以，动物世界里永远不会有和平。但是，人类可能实现社会或国家内的和平，因为他们使用语言。人们使用语言时，能进行交换。交换就是实现和平的基本方法。进行商品和服务的交换的时候，人们彼此依存。由于互相需要，人们就不会使用暴力进行一次性的掠夺。所以，孟德斯鸠说商业或贸易导致和平。在封建社会时代，人们互相掠夺。但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人们不再互相掠夺。宪法的本质是人们的权利和义务的交换。一个人享有一项权利，就意味着对他人负有某种义务。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也是如此。统治者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但要为被统治者服务。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镇压和反抗，而是互相合作。轮流执政就是执政机会的交换。当两个政党竞争国家权力时，承认所有政党都有执政机会，就是获得多数选票的政党执政，人们避免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战争状态。英国历史上出现过一个长期国会的现象。长期国会的出现可视为一种宪政危机或类似的危机。但是，英国政党后来选择轮流执政，从此国内再无内战。

设计集体语言通讯是实现民主的技术条件。民主就是一个集体语言通讯过程。街头的和平示威、民意调查以及选举和公投都是集体语言通讯过程。实施民主需要利用各类媒介。这些媒介可能非常复杂。实施专制或专政可能不需要使用语言。也可能不需要使用媒介。统治者可能直接使用暴力维护自己的统治。所以，民主的本质是语言，而专制的本质是暴力。这不是说专制的统治者永远不会与人民通讯，而是说统治者最终所依赖的是暴力。在民主制度下，统治者依靠人民的支持，而人民的支持基本上就是民意的表达。民主就是人民利用语言来管理国家，而专制则单方面地依靠统治者手中的强制力。

语言也是保证实现正义的一个条件。正义有两种形式：程序正义和分配正义。但是，如果没有程序正义也就没有实质上的分配正义。程序是一个延长的语言通讯过程。例如，下级机关做出的决定可能需要上级机关的批准。这就是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就是一个延长的语言通讯过程。其实质是上级监督下级。上级更能保证下级的决定合理或公正。换言之，由于一个程序将一个决定在更大范围内暴露在公众或代表公众的权威的监督之下， 公众监督或更高层级的监督保证公平和正义。由于公众集体监督或有更高层级的监督，任何决定就不可能以权谋私。于是，延长的程序就是保证公平和正义的制度设计。

根据这样的研究，我本人根据政治哲学的思路提出的有关人类社会演化的所有说法或观点归根到底就是语言进步主义。人们在语言通讯过程中建立自己的社会，人们也通过他们自己使用的语言实现社会的进步。人类社会的一切进步都是人类自己使用语言的结果。一切人类文明史都是人类在使用语言的情况下创造的历史。或者干脆说，一切人类文明史都是人类使用语言的历史。暴力无法推进社会的进步。如果有人认为能够通过使用暴力来改造社会，语言就无法真正发挥其作用，结果一定导致社会的退步。由于人类使用语言，他们走出了原始社会。人类从此借助自己使用的语言来建构自己的文明社会。语言不仅仅是人们互相通讯的手段，而且是建构文明社会的基础条件。看看人类使用语言的同时必然要利用媒介就能说明这一点，因为在语言的要求下媒介又在一切方面建构社会而且促进社会进步。国家就是一切媒介合并形成的一个实体。一切的一切，原因也在于：语言已预设人类社会演化或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整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