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义奇 | 直行终有路，何必计枯荣——“五四”时代的伟大使者王光祈
刊于《人文中国》总第四期
成都市区东部东大路旁有座狮子山。说它是“山”，其实是龙泉山余脉东山逶迤在平原边缘的浅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狮子山早已不见踪影，代之而起的是四通八达的道路和鳞次栉比的高楼小区。高等学府“四川师范大学”便坐落其间。川师北大门外，即：如今劼人路一带，几十年前还是大片荒坡，散落着许多堰塘和坟茔。现代著名作家李劼人先生的故居“菱窠”就建在堰塘边，这堰叫“菱角堰”，面积约有数十亩，四周均被浓密的芭茅草和杂树包围着。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去过“菱窠”的叶圣陶先生再次去寻访李劼人，竟反复询问当地乡民，才找到去路。由是可见这一带曾经的荒凉。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菱角堰早已被填塞，荒坡坟茔也被铲平。昔日荒凉的土地上延伸出了宽阔的道路，生长出来许多高耸的楼宇。其间一个名为“东门市井”的商业街区，每日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吸引了大量游人前往。然而，没有人知道，在这繁华热闹的地下，曾经埋葬着一个伟大的先驱。他就是“五四”新文化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和中国现代音乐理论的奠基人王光祈。
王光祈的墓地在菱角堰东岸，与李劼人的故居隔堰相望。抗战时期，日寇为消磨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对我国抗战大后方进行了无差别狂轰滥炸。成都自1938年11月8日首次遭受日机轰炸后，到1944年11月止，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遭受轰炸竟达31次之多。在这期间，市内的许多机关、学校以及普通居民纷纷迁往郊外避居。李劼人也在狮子山菱角堰边买了一块地，修建了简易的疏散房，取名为“菱窠”，意为菱角堰边的窠巢。
“菱窠”建成后，之前存放在李劼人家中的王光祈骨灰也于1941年冬被安放于菱角堰畔。可是后来，由于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迁到了狮子山的沙河堡，周遭的荒坡也被占据，王光祈墓地不能幸免地遭到了毁损。李劼人说王光祈“只剩下一堆骨灰葬在沙河堡菱角堰周太玄先生私有的坟地上，被洼地灌溉的水渠，被前航委会剩下的一堆烂草房糟蹋得无法整顿”。[1] 据张秀熟回忆，1950年他在“菱窠”听李劼人讲，周恩来很关心王光祈骨灰的安置情况。李劼人曾打算把光祈迁葬到另外一个地方。但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没有提上日常。后来李劼人也去世了，迁坟一事便不了了之。
时间又转瞬到了七十年代初，中国到处都一片混乱，残存的王光祈墓地竟被彻底铲平，坟前那块凿刻精美的墓碑幸好在李劼人去世前请人搬进了“菱窠”，终于得以保存下来。
1981年7月13日《成都日报》副刊“锦水”发表了一则短讯《一通风格典雅的墓碑》。文章称，墓碑长1.6米，宽0.7米，正面四周是芙蓉花朵组成的花环，碑额的圆圈上有五线谱符号，中央一行阴刻的大字是“温江王光祈先生之墓”。该文作者郑光福告诉笔者，那墓碑是他们从“菱窠”的篱笆墙下挖掘出来的。
这是四十多年前，成都文物普查时被发现并保留下来的纪念王光祈的唯一实物。此碑现保存于四川音乐学院的碑亭中。
诗人之孙
温江距离成都大约20千米，如今是成都的一个区。农耕时代，温江是成都平原上一个富庶膏腴之地，自古就有“金温江银郫县”的说法。温江的得名，有种说法是川西高原的雪水，经过都江堰流经此地时冷水就变温了，适宜种植水稻。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新津宝墩等4000多年前的遗址中，都发现有炭化稻谷，似乎证明了这个传说。
富庶之地常常也是人杰地灵之乡。王光祈（1892—1936字润玙，亦若愚）就出生在这个以金为喻的沃土上。
然而光祈本人却是在穷愁之中长大。
王光祈和众多四川人一样是“湖广填四川”移民的后代，其先祖从湖南入川后定居于温江。至清乾隆年间，王宏信在温江和崇庆州元通场开了两个锅厂，王家遂步入了小康之家。于是光祈曾祖父王谦光转而求取功名，参与华阳县的院试，成为生员。祖父王再咸（字泽山）于咸丰二年（1825）获得举人功名，到北京参加礼部考试落榜后，滞留于京，诗酒自娱，豪放不羁，成为京师名士，被聘为八旗子弟教授。后来相继出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赵尔丰兄弟均为其门生；而且两江总督曾国藩、山东巡抚丁宝桢还先后礼聘其为幕宾。大清同治十年（1871），王再咸病逝于北京，留有《泽山诗钞》二卷存世。在民国的前一年，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发表了十首游戏诗，题名为《都门窑乐府》，引得青年李劼人读了一遍又一遍。后来才知道，那位去世多年的诗人王泽山，其孙子就是自己中学的同班同学。随后李劼人又了解到，京城名士王泽山，除了一部诗集之外，竟没有任何遗产留给儿孙。
王泽山有一儿子名王展松（字茂生），系同治年间温江县秀才，一度赴京在清廷内阁任职，后辞职回乡经营锅厂，却因经营不善，遂转租他人，自己则外出兼营小生意。1892年8月，王茂生在旅途中，不幸病逝于隆昌县一家旅店。此时离他的儿子王光祈出生还有两个月。所以李劼人说：“光祈是遗腹子”。
光绪十八年八月十五（1892.10.5），王光祈出生在县城西门外一个以古蜀鱼凫王之名命名的鱼凫镇小河村。此地如今已融为温江主城区，更名为柳城街道通桥社区。当地政府在小区的绿化带上立有文化地标，一块红色的花岗岩石碑上镌刻着“王光祈故居”遗址几个字，并附生卒年和简介。
由于家贫，幼年时代的光祈不得不替别人家放牛。小小孩童时常骑在牛背上，缓缓地漫步在田埂荒原或河流岸边，大地的天籁给幼年光祈作了音乐的启蒙，这期间他学会了吹奏箫笛之类的民间乐器。史学家周谦冲对光祈的牧童生活有一段生动的文字：“光祈为牧童时代的生活，对他终身学业的倾向，也许有极大的影响，在骑牛背，闻天籁的时候，光祈一定是一个大自然的欣赏者，或许在那个时候就埋下了他嗜好音乐的动机”。[2]
尽管家道中落，王家却仍不失风范。光祈母亲罗氏出身书香门第，对幼年光祈的教育从未放松。母亲勤劳，与人做手工赚钱补贴家用，西门外的锅厂出租，终有微薄收入维持母子俩生活。母亲每有空闲时间便教光祈读书识字，背诵诗文，是光祈的文化启蒙老师。光祈也聪明好学，进步很快。有一次母亲出一上联：“以天下为己任”，光祈眼睛溜溜一转就对出了下联：“视富贵为浮云”。这样的教育，使光祈从小就埋下了家国情怀的文化种子，而幼年艰苦的生活更磨砺了他吃苦耐劳的坚强意志。
光绪二十七年（1901），光祈九岁，母亲将家搬至西门外麻市街，以便送他到附近三官庙私塾就读。老师是颇有学问且思想进步的蒋春帆。光祈在这里不仅学到了知识，也接受了进步思想的洗礼。有一次，蒋先生以“观古鉴今”作上联，要求学生对出下联。光祈立即就答以“除旧布新”；先生再出“运筹国策”，光祈亦答“还我河山”。从此，蒋先生对这个聪颖的学生格外青睐。不久，光祈转学到城里社学巷杨根培家私塾附读，成了贺玉珊的弟子。贺先生也是温江名士，是诲人不倦的饱学之士。
光祈在私塾读到十四岁时，祖父王泽山的受业弟子赵尔巽忽然从北方给母亲罗氏寄来一封信，称光祈必须到成都去进新学堂。不久又适逢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得知光祈母子贫困，为报师恩，遂于光绪三十二年（1907）将光祈母子接进省城成都，送光祈进了胡雨岚创办的第一小学堂。赵尔巽还要求光祈每周交一篇作文去，由他亲自批改。
丙班的“怪人”
一年后，光祈以优异成绩从第一小学堂毕业，随即考入了当时著名的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丙班，与郭沫若、李劼人、周焯（太玄）、魏嗣銮（时珍）、曾琦、蒙文通等成了同学。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各自领域内鼎鼎有名的人物。
为确保光祈母子经济来源，赵尔巽从成都四十八家当铺的罚款中，划拨了一千两银子，分别存入两家最大的典当商铺中，以获取每年四十两银子利息供光祈母子生活；同时，为光祈前途计，赵尔巽还出资为光祈捐了一个“同知”前程，相当于为光祈提前买到了一个正五品的官职。捐官是汉武帝时期就开始形成的一种以金钱谋取前程的制度，到清代发展最盛，官位明码实价，使许多有钱人获得了进阶的机会，却也给官场带来了贪腐的恶习。捐官花的钱，得在当官后找机会捞回来，从而形成了官场腐败的恶性循环。但赵尔巽此举，实为解决恩师之孙的后顾之忧。
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学制是五年，开设的课程不仅有经史、国文等传统课，而且有理化、数学、博物、英文、体育等课程，毕业生可以不再经过考试就直接升入高等学堂文理本科，因此分设中学实际上是一所大学预科学校。全体学生必须住校，每日按时起床睡觉，违规者会受记过处分。学生每学期的学费是五元，食宿杂费二十元，每学年由学堂发给学生蓝洋布长衫两件，青毛布对襟小袖马褂两件，漂白洋布单操衣裤两身，墨青布夹操衣裤一身，皮底青布靴两双，平顶硬边草帽一顶，青绒遮阳帽一顶。寝室是四至六人居住，每人一间干净白木床，卧单、枕头都一应俱全；寝室内还有衣柜、储藏室供放置箱笼，照明的菜油锡灯盏每天有小工专门打理；每处寝室还有人工自来水盥洗所，冷热水具备，连洗脸盆都由学堂提供；此外，讲堂和自习室到冬天还烧有大火盆，有学生日常所用纸笔墨砚。
光祈在这里遇到了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先生，如校长刘士志，是老同盟会员，英文教习杨沧白也是辛亥革命元老，修身教习王铭新是保路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国文教习刘豫波是学富五车学者。这些先生既传授给了光祈知识，也给他进行了新思想教育。而同学中也有一大批人杰，很多人后来都取得了大成就，如郭沫若成为了大学者兼革命家，李家祥（李劼人）成为著名作家兼实业家，周焯（即周太玄）成了生物学家，魏嗣銮（时珍）为数学家，蒙文通是史学家；李言蹊考入北京大学，白敦庸、王稽亚考入清华后又赴美国留学，胡选之考入德国汉堡工业大学，后任国民政府兵工署秘书长，杨樾林从日本留学归来后在青岛一纱厂任总工程师；还有魏崇元、曾琦等成为了政治家等等。这批同学堪称人才济济，星汉灿烂。王光祈与他们朝夕相处数年，相互学习，相互影响，从而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然而刚进中学的光祈却并不合群，性格孤僻，穿着也土气，与城里的学生比较实在太不受人待见。李劼人曾回忆，当年的王光祈，头上留一条拇指粗细的发辫，靴子或鞋子都要穿顶大的，长衫短卦照规矩是褦褦襶襶的；经常喜欢一个人在自习室里读书，而且还不时鼓起眼睛，遥望窗外的天空。王光祈这种与同学的隔膜状态，令许多人最初都有点讨厌他，李劼人在心里称其为怪人。直到有一天，李劼人发现这个冷僻的怪人居然能作诗，顿时感到很惊诧，也很佩服。之后两人渐渐有了交情，多了吃茶喝酒聊天的机会，以致于发展成为终生的好友。
由于大家都对古典诗词感兴趣，同学之间最爱做的事便是结伴游览成都的名胜古迹，并且时常围坐在一起作诗唱和，玩文字游戏。郭沫若回忆说，“在同学如要闹什么什么文字上玩意儿的时候，或者撞诗钟，或者对神仙对子，或者次韵杜甫《秋兴》八首，大抵总是在一道。”[3]
丙班人才济济，许多人日后之能成为国家栋梁，是与老师的教导有密切关系的。丙班的教员大多是为人正直、学富五车，且不乏进步思想的时代名流。李劼人就曾经热情洋溢记述过他们的几位老师。正是这些先生对于王光祈等诸多学生的成长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当然也有极个别令人讨厌的旧式人物，如刘士志去世后接任监督之职的都永和（字静阶），绰号都喇嘛。此人不仅思想保守，刚愎自用，而且对上谄媚，对一般学生却不知教导，只用高压。郭开贞犯了事，他要严惩，当知道郭的兄长比自己更有势，立即就换了一幅面孔。李劼人在长篇小说《暴风雨前》中，对都喇嘛的丑态恶行有十分生动的描述。王光祈、魏嗣銮在都喇嘛治下，因为思想进步，曾于宣统元年被挂牌惩罚：“王光祈、魏嗣銮，桀骜不驯，不准住校，监督示。”[4] 光祈、嗣銮都是外地人，不住校将在何处安身？无奈之下只得托人求情，委屈自污，但心中却充满愤怒。
宣统三年（1911）五月二十一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随即声势浩大的四川保路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此前，成都各学堂已经历过一次“国会请愿运动”，罢课持续了数日，后被军警以武力干涉而平息。但这次运动正如郭沫若所说，学生们接受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政治训练。随着保路运动的迅速展开，各行各业都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分会，大中小学自然不甘落后，王光祈与同学们非但积极参加了罢课行动，还上到街头高唱保路歌，进茶馆戏园去做宣传鼓动。学生们的爱国行动，自然受到了学校保守顽固势力的打压和刁难。李劼人就遭遇了一个绰号“漩翁”的老朽先生的训斥，而王光祈和魏嗣銮则差点被开除学籍。
四川保路运动是由立宪党人领导发动起来的，其历史意义固然是巨大的，它直接引发了武昌起义的发生。但由于立宪党人自身的软弱，致使新成立的大汉四川军政府无力掌控全局，最终导致了1911年12月8日东校场士兵哗变，即史称“成都兵变”。成都市区所有的银行、当铺、商铺以及富裕人家被乱兵洗劫一空。赵尔巽为光祈存在两家当铺生息的千两白银顿时化为乌有。光祈家又一次陷入了贫困之中。光祈母亲不得不搬回温江居住。
1912年，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因为办学经费不足而停办，此时距丙班学生毕业还有一年时间。于是尚未毕业的这批同学便被悉数转入成都府联合中学堂。四个班的人合成一个班，足足有二百人，是为成都府中第九班，即新乙班。两百人挤在一个教师听课，其学习效果可想而知。后来郭沫若、李劼人都曾撰文对都喇嘛的所为表示过愤慨，称中学最后一年几乎是在混时间，因为已完全没有实质性的学习任务了。
群英荟萃的丙班就此成为历史。许多年后，从这个班走出去的学生大都成了享誉华夏的英才，光祈便是他们中杰出的一位。
男儿立志出夔门
中学毕业前夕，光祈与同学们曾相互约定，无论如何，毕业之后都要走出四川，冲出夔门，到上海或北京去继续读书。1912年底，原丙班的同学都毕业了。不久，一些家境富裕的毕业生，有的升入了高等学堂继续深造，更多的人则离开了四川，甚至辞别了故国，如郭沫若在被省内外高校先后录取后，均未前往就读，而决定去日本，考入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而周太玄则在1913年去了上海就读中国公学。另一些家境贫寒的同学，如王光祈、李劼人等则只能暂时留在省内等待时机。
1913年春，王光祈应曾琦之邀，前往重庆，共同编辑《民国新报》，试图以此为契机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此时正值民国初年，国内时局混乱，各种思潮令人眼花缭乱。光祈思想一时无所适从，只能常常与报馆同仁吟诗消遣，期间据说曾创作《望明月》三十首，遗憾没能流传下来。
同年夏，《民国新报》因经营不善而倒闭，失去工作的光祈回到成都，再次受雇与一家报馆，并任主笔。但思想依旧苦闷，生活仍然贫困。李劼人回忆此时光祈的生存状态：“眼睁睁看着别的同学，出省读书的，到高等学堂读书的，到社会上找着了事的，而怪人虽在一个无聊的报社编稿子，但只有一碗小菜饭吃，日暇无聊，便来找着我，少城公园茶铺里一坐，相对无言，连谈女人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久报馆关门，他就挟起一个小包裹一径跑回了温江。”[5]再次失业后，为节省开支，光祈将家人迁回到乡间破旧的草屋居住，靠妻子罗次屿做针线活和自己偶尔到好友崔干臣所在的私塾代课维持简单基本生存。但更大的不幸又降临，这一年，母亲病故了，失去亲人的痛苦将光祈一些推到了人生的最低谷。苦闷、悲伤成了他此生最不堪回首的记忆。只有在和儿时朋友赵君凯、崔干臣、彭云生、曾远侯、文九耕等人的交往中，通过诗歌唱和，谈论国事，方能激起光祈的兴趣。朋友曾远侯在写给许孟余的诗中称赞光祈道：“润玙旧相识，遣词潘陆美。”
王光祈交友向来是非分明，绝不与豪绅纨绔子弟为伍。有一次，光祈与文九耕等相约去温江东宫寺游览，当地袍哥头目的侄儿“郭九娃”硬要强行同游。席间，众友请光祈赋诗助兴，郭九娃则当面嘲笑光祈。光祈怒不可遏，当即口占一诗：“抢吃堪称郭九娃，眼如圆镜箸如叉；常将一筷拈三片，惯用双拳隔两家。饮尽翁头余白甑，舔干盘子现青花；酩酊醉罢翩翩去，斜依栏干掏板牙。”将郭九娃的丑态吃相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引得席上众人哈哈大笑，郭九娃则羞愧得满脸通红无地自容，从此再也不敢找光祈的不快。
失业在家的王光祈，只能把自己的情感寄托于古人的文学作品中。在此期间，他认真研读了陶渊明、谢灵运、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韦应物、柳宗元、吴梅村、龚自珍等诸多大家作品的思想与艺术成就，尤其是深入探寻了古典诗词格律，这为他的古典文学修养和后来从事音乐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深厚的基础。
中学毕业后的王光祈，一度思想是极其苦闷的，而这一段苦闷的时光也是他思考人生，探索未来的开始。之后，他决定走出夔门，去仰望宇宙的星空。
1914年初，王光祈带着一部《杜工部全集》和仅有的一块半大洋盘缠离开家乡。妻子抱着不满三岁的女儿（不久便患天花夭折）送丈夫到温江东门的长安桥畔，因为经济拮据，一家三口仅在一个豆粉摊上买了两碗豆粉，算是给远行的光祈饯行。从此，夫妻父女天各一方，阴阳两隔。
光祈与同学曾琦（字慕韩）相约，在成都望江楼码头登上前往嘉州的木船。别了，成都！别了，温江！光祈在心中默默吟诵着故乡的诗句，随着江流东去，从此不再回头
船到泸县，光祈和曾琦特意登岸去看望了李劼人。老同学在异地相见，令李劼人喜出望外。此时，李劼人正在泸县衙门担任教育科长，自然是尽地主之谊，热情款待老同学在小城暂住，光祈便趁机在此充当了临时文书，因为来此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筹集出行的盘费，离开成都时的一块半大洋，此时只剩下两文了。李劼人做教育科长，薪酬也不高，只能力所能及地帮助好友。
十数日后，三个朋友相互告别。临行，光祈和曾琦劝李劼人一同离川，李劼人却因在此任县知事的舅父的关系和盘缠问题，一时不能成行。而光祈却信念坚定，一定要离开四川。在泸县期间，他就给上海的同学周太玄写了一封长信，述说他心中的苦闷，陈述了他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种种见解和改造旧中国的理想，也表达了为国献身的热忱。周太玄后来在《王光祈先生与少年中国学会》一文中谈到这封信：称光祈“表露了许多惊人而可贵的，对于那时的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许多见解。他的结论是要彻底打破现状，创造新路子，用现在的名词来说可谓非常左倾，这是我和他同学五年以来，对他第一次的认识。”[6]周太玄收到此信，顿时感到，“那纸上的热流静静地流进了他的心坎，就像一只受过重创的鸟突然啜饮了甘露。新的活力被激发起来，逐渐摆脱了那种昏昏然的麻木状态。……仿佛在这时他才更清醒地意识到生命的价值，知道怎样去实现他的价值。”[7]
告别了李劼人，光祈带着在泸县临时做文书工作挣到的六块大洋再次登船。路过三峡时，光祈怀古抒情，写下了六首《夔州杂诗》：
今夜孤城外，悲风战马嘶，猿声过峡断，人语入舟低；蜀刀仍荆棘，秦军自鼓鼙，居民苦行役，闭户水东西。
白帝城边树，春来处处深，征吴存大义，入蜀系天心；髀肉今难抚，夔巫日又沈，遥怜东逝水，终古尚阴阴！
万里瞿塘水，滔滔怒不平，中原远逐鹿，竖子竟成名！千载忧难已，深宵剑自鸣；直行终有路，何必计枯荣！
不知云外路，已作峡中人，水落鼋鼍怒，风微日月真；野花迷古渡，幽草送残春，独有青城客，劳劳滞此身。
两崖如壁立，一线漏青天，乔本临风倒，苍藤带雨悬；乾坤浮不老，云雾暗相连，祗合同僧住，时携买酒钱。
雷声才着壁，风已过夔门，四面奇峰乱，千年怪石尊。江湖如有讬，舟楫漫招魂，无限浮生事，凄凉未忍论。
这其中第四首“千载忧难已，深宵剑自鸣；直行终有路，何必计枯荣！”尤能表达了作者追求理想的决心和勇气。
正当上海的周太玄担心光祈因经济困顿而不能出川时，“他竟自和一个洗脸盆，一部杜诗，出现于吴淞火车站了。”在沪上与周太玄短暂聚会后，光祈去了北京，本若指望赵尔巽为其谋个生计，但老赵埋怨他仓促而来，之前没先告知，一时无法安置。于是光祈去了青岛，等他再次返沪时，已是贫困交加，身上的布衫和脚上的布鞋都破烂不堪，整个人可谓形容枯槁，连好友魏嗣銮都差点认不出来，不禁问道：“光祈兄何止如此？”这次重返上海，光祈与周太玄、曾琦、魏嗣銮几位同窗好友讨论中国的出路，展望自己的未来人生，过了一段难得而愉快的时光。是年夏天，光祈终于等到赵尔巽召唤，不得不依依惜别众友，返回北京去读书。
在赵尔巽帮助下，光祈来到北京清史馆做书记员，月薪八个大洋。虽然寓居在北池子一间狭窄的小屋内，但基本生计总算得到了保障。于是在同年秋，心中始终惦记继续求学的王光祈，顺利考入了中国大学专门部法律本科，攻读法律，悉心研究《国际公法》和《中国外教史》，还利用在清史馆工作的便利，深入研究了清政府与各国签订的种种条约。
初到京城时，光祈的思乡情绪是很浓的。每每想到自己寄人篱下，心中就十分难受，时常以作诗来排遣心底的苦闷，表达对黑暗现实的忧愤。在《寄内》一诗中，他曾写道“万里依人计已非，百年出没寸心违。”在《送友人赵三去江南》二首诗中，也有“车马临发百感侵，天涯何处寄春心。蜀中杜宇声声唤，唤到江南春已深。”思乡之情浓郁，由是可见一斑。
这段时间里，光祈精神十分痛苦，中秋节与朋友黄迁锐等北京陶然亭，两人谈古论今，以诗言志，光祈写道：“西台痛哭谢皋羽，东观淹流定远侯；投笔声威传万里，临风泣泪亦千秋。”通过对凿通西域的班超和南宋爱国诗人谢翱的赞颂，表达了诗人对当下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
中国大学的学习是紧张而艰苦的。光祈一方面要完成清史馆的工作，另一方面要研习大学的各课学业。所以他在中国大学的学习完全是半工半读性质的。难怪郭有守会说王光祈“是勤工俭学的前辈”。
在中国大学半工半读期间，王光祈还先后兼任了两份报馆的工作，一是应刚到京的周太玄之邀，参与《京华时报》的编辑和采访；另一个是担任成都李劼人任主笔的《四川群报》驻京记者。这两份新闻兼职，使光祈每天都得关注北京发生的大事件，或写成新闻，或写成时评发回报馆。张勋复辟时，王光祈写了大量的文章发回成都，在四川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四川群报》被查封，李劼人重新创办了《川报》，光祈仍然是驻京通讯记者，采写并发回了大量有关新思想新文化的文章，为新文化运动在四川的蓬勃开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18年，王光祈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从中国大学毕业。是年夏天，他从北池子搬到南池子磁器库8号，与北大四川同学会的林德扬、郭有守、黄秉礼同住，这是处于译学馆南面一条小巷西迤南的后院，没有门牌号，但木牌上写着“蓬庐”两字，环境比北池子好了许多。正是在这里，光祈经陈淯（字愚生）介绍，认识了李大钊，之后又与陈独秀、高一涵等人有了密切交往。在与这些先进知识分子的交往中，王光祈的思想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提高。也正是在这里，他创造了少年中国学会，出版了《少年中国》杂志，[8] 为“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化贡献了重要的力量。
融入“五四”洪流
李劼人在《五四追忆王光祈》一文中，满怀深情地回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与王光祈关系密切的三件事：一是发起工读互助社，二是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三是发行《每周评论》，并作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这是对王光祈“五四”新文化的重要贡献简略而精准的概括。
1918年5月，北洋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军趁机大大强化了对我国东北的军事占领。留学日本的雷宝菁（字眉生）、张尚龄（字梦九）愤而罢学回到北京，与王光祈、周太玄、陈淯一起商议救国之道。光祈认为，仅有一腔热血救不了中国，必须要先做一些扎实的基础性工作，为此他提出了建立少年中国学会的愿望：“应早日集结有志趣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经过磨炼，成为各项专门人才，始足以救国建国各种实际问题之解决。”[9]周太玄后来回忆当年这批热血沸腾的青年聚集在一起的终极目标是“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10]为此光祈为少年中国学会草拟了会规和大纲。同年6月，曾琦也从日本归来，光祈将建立少年中国学会的想法告诉了他，得到了曾的热烈响应。但两人意见产生了分歧，曾要以“少年意大利党”模式，光祈则认为十九世纪的“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在当时视为少年者，在今日吾人视之，亦老大意大利，老大德意志而已”。“吾人所创造非十九世纪，十八世纪之少年中国，实为适合二十世纪思潮之少年中国也。”争论的结果是，大家都赞同王光祈的观点。于是这年6月30日，王光祈、曾琦、周太玄、陈淯、张尚龄、雷宝菁六人在北京顺治门外南横街岳云别墅张文达祠开会，商议正式筹备少年中国学会，大家推举王光祈为学会的章程起草人，组建筹备处。不久李大钊又加入进来，筹备人数遂增加至7人，仍然由光祈担任筹备主任兼会计。此后，王光祈便一心赴在会务工作中，起草了著名的少年中国学会文件《吾党今后进行意见书》。
在少年中国学会筹备期间，王光祈一面忙于学会会务，一面准备大学毕业，同时还给各报写稿赚取生活费。这年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学生赴欧参战队进行手续之商榷》，为《每周评论》写了社论《国际社会之改造》等重要时政评论。也在这期间，经李大钊介绍，王光祈与青年毛泽东认识了，之后在少年中国学会学会成立前，毛泽东便以会员的身份参与了会友的活动。李璜从上海来京，王光祈又把他介绍给李大钊、陈淯、邓中夏、毛泽东、赵世炎、易克凝等认识。在与这些人的交谈中，王光祈首次提出了建立“工读互助团”的设想，后来竟然在中国青年中掀起了一股工读互助的热潮。
1919年是王光祈特别忙碌的一年，也是他必将载入史册的一年。一月，因周太玄、李璜即将赴法留学并组建巴黎通信社，遂电邀光祈去上海商量少年中国学会会务问题；二月，又受聘于北京《晨报》，与瞿秋白一道编辑报纸；随后又参加邓中夏等人组建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四处发表演说，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期间他往返于京沪两地，相继为《晨报》写了《学生与劳动》《俄罗斯之研究》《朝鲜革命与内蒙骚乱》《什么是“善”》《读梁乔山先生与某君论社会主义书》《社会主义的派别》《劳动者的权力》《司法独立与教育独立》等一系列文章。同时，还为李劼人的《川报》发回了数十篇新闻和通讯稿。
“五四”运动爆发时，正在北大旁听的王光祈，参加游行并且亲眼目睹了赵家楼的大火。富有职业敏感的王光祈当天下午便通过电报局，向成都发回了消息。李劼人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遂以最大字号将这一消息发表在《川报》头版显著的版面上。随后，李劼人又不断以显著的位置大版面地刊登有关“五四”运动的消息、通讯和时评。“五四”运动开始在成都学生中发酵。从5月4日至16日，王光祈总计向成都发回了五十多篇报道。至17日，王光祈的又一长篇通讯又寄到了，在这篇通讯文中，光祈详细分析了“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过程及未来走向。李劼人为这篇通讯添加了富有鼓动性的小标题，配发了长篇按语。文章见报当日就引起了巨大震动。据高师学生张秀熟晚年回忆：“成都高等师范的学生们正在早膳，工友送来了《川报》，一人登上桌子，高声朗读，顿时似乎火山爆发了，群众嚷成一片，食堂变成了会场，一致通过拍发通电，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运动，声讨北京卖国政府，要求罢免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呼吁全国各界一致拒绝巴黎和会签字。饭后，学校致公堂前面广场，聚集了各校学生数千人，商量对策，当日即展开游行讲演；向督军、省政府请愿，通电各省各县并共起反日救国，并一致通过反对仇货运动。”[11]随后几天，运动迅速扩展到工商各行业，全省90余个市县相继出现了罢课、罢市、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货的活动，最终迫使四川督军熊克武致电北京，要求中央政府拒绝在巴黎和会文件上签字。
“五四”运动是历史的转折点，它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了新的高点，使中国由此进入了新时代；“五四”的大火是一个伟大的象征，它烧毁了旧世界，照亮了新世纪的航程。“五四”所撞响的中华民族救亡的警钟，直到今天还回响在人们的耳畔；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自由与平等的精神，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的重要思想遗产。无论当今人们如何评价这段历史，“五四”运动对于中国人思想启蒙的功绩是无法抹杀的。诚如“五四”运动的参与者罗家伦所言：“五四以前的中国是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是天机活泼的动的中国。五四运动的功劳就在使中国‘动’！”[12]
几十年后，李劼人在《五四追忆王光祈》一文中说，当时“成都真是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三个重点之一。其余二个自然是北京和上海。北京比如是中枢神经，上海和成都恰像两只最能起反映作用的眼睛。”[13]那么一百多年前落后闭塞的西南成都，凭什么能和京沪这样的文化前沿比肩呢？当然是因为成都出现了一批杰出的新文化人物，而王光祈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五四”运动的凯歌声中，1919年7月1日，筹备了一年的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回回营陈淯寓所正式宣告成立了，学会的信条为：“奋斗、实践、坚韧、俭朴”；宗旨是“本科学之精神，为社会之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少年中国学会”的创意的确源自于玛志尼的少年意大利。梁启超曾经在《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中说：“求其爱国者之所志所事，可以为今日之中国法者，莫如意大利之三杰。”[14] 梁启超关于少年中国的理想，直接影响了王光祈、周太玄、曾琦、雷宝菁、张尚龄等一批爱国青年。但王光祈们要借用的仅仅是少年意大利的形式，实质是要创造二十世纪的少年中国，用王光祈的话说，便是“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创造适合于二十世纪思潮之少年中国。”[15]
少年中国学会总会设于北京，在成都、南京、上海、巴黎设分会，会员遍布上海、天津、广州、湖南、湖北、山东、山西、陕西、安徽、辽宁等省市，以及德国、美国、英国、日本和南洋等地。会员由刚成立的42人逐步发展到122人。学会编辑《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并出版了大量图书，切切实实推进了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建设。而这些都仰赖于光祈卓有成效的组织工作，他因此而被会员尊为学会的灵魂人物。孟寿椿曾说，少年中国学会之能维持两种定期刊物，且精良作品不少，都由于光祈的督促之力，还由于他东奔西走，联络会员情感，会员也感于他的诚恳而彼此亲近如兄弟。[16] 蔡元培当年更是给予了少年中国学会高度的评价：“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的言论，他的行动，都实质的很，没有一点浮动和夸张的态度。”而这些都是与王光祈的努力分不开的。
遗憾的是自1921年7月，南京年会后，学会成员在关于社会主义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共产主义者，如赵世炎、恽代英、张闻天、邓中夏、刘仁静等加入了共产党，而提倡国家主义的人，如曾琦、李璜、左舜生等则组建了中国青年党。王光祈不主张共产党暴力革命，也反对青年党的国家主义，仍然坚持少年中国学会纯正的学术研究地位。所以曾经有会员想请王光祈出面弥合两派的分歧。然而，两派观点已经到你死我活地步，加之光祈远在德国，已经难以调和内部矛盾。
至1925年底，少年中国学会终因会员分裂而停止活动。
但无论如何，少年中国学会是汇集了二十世纪早期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后来都成为了各个领域的顶尖人才，王光祈、周太玄、李劼人、朱自清、宗白华、田汉、郑伯奇、许德珩、舒新城、杨钟键、卢作孚、魏嗣銮等等均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而张闻天、毛泽东、赵世炎、沈泽民、恽代英、张申府、杨贤江、刘仁静等共产党人，更是以暴力革命实践改变了中国。早期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无论政治倾向如何，他们都秉持着一个共同的理想，那就是以改造国民的途径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王光祈为此提出了学会的两大任务是复兴民族文化，改造民族生活。即所谓民族复兴运动，民族生活改造运动。
少年中国学会虽然只存在了六年，但它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而王光祈作为少年中国学会最早的倡导者、组织者和灵魂人物，他被会员尊为“少年中国运动的领袖”是当之无愧的。
2023年12月3日 于成都古望川原
[1] 李劼人《五四追忆王光祈》，《李劼人全集》第7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47页。
[2] 周谦冲：《王光祈与现代中国文艺运动》，《王光祈先生纪念册》，王光祈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1936年12月，第64页。
[3] 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李劼人选集》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第7-8页。
[4] 中共成都温江区委宣传部、成都市温江区档案馆编：《王光祈生平事业年表》第13页。
[5] 李劼人：《诗人之孙》，《李劼人全集》第7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13页。
[6] 周太玄：《王光祈先生与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先生纪念册》，王光祈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1936年12月，第20页。
[7] 刘恩义：《周太玄传》，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第46页。
[8] 郭有守：《若愚在蓬庐》，《王光祈先生纪念册》，王光祈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1936年12月，第27页。
[9] 王光祈：《少年中国之创造》，《少年中国》第1期，1919年7月。
[10] 周太玄：《关于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五四时期的社团》（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第1版，第536页。
[11] 张秀熟：《五四运动在四川》，《五四运动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872页。
[12] 转引自蒙木：《五四风云》“五四亲历者说五四”，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2月第1版，封底。
[13] 李劼人：《五四追忆王光祈》，《李劼人全集》第7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45页。
[14]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饮冰室合集》之十一， 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1版，第2页。
[15] 王光祈：《本会发起旨趣及其经过情形》，《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3期，1919年5月1日，第17页。
[16] 孟寿椿《五四运动时代王光祈先生的奋斗生活》，《王光祈先生纪念册》，王光祈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1936年12月，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