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 | 在复杂社会变迁中穿梭的眼睛
厦门大学青年学者的英文论文集《家庭、组织与文化：现代化中的社会适应与变革》在美出版
在中国社会经历深刻变化型的当下，观察微观世界如何回应宏观巨变变得尤其有价值。
正是在这种语境下，由世界华语出版社新近推出的英文论文集《家庭、组织与文化：现代化中的社会适应与变革（Family, Organization, and Culture: Social Adap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ization）》应运而生。本书由厦门大学的四位青年学者每人贡献的一篇力作组成，借助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学与管理学的跨学科视角，对四个看似分散实则彼此嵌套的社会现象，对中国人“活着”的细节，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分析——农村家庭生产方式的变迁、企业员工的工作满意度、野生菌生态系统中的人菌协作关系，以及佛教寺院中骨灰供奉的文化实践。四篇论文从微观切入却直指宏观，勾勒出一幅现代社会中“人如何适应世界”的图景——
农村不再是单纯的农业生产场所，家庭不再是封闭的血缘共同体，食物的生产与消费跨越了地理与伦理的边界，死亡也不再仅仅是个人终点，而成为社会记忆与身份延续的节点。从亲属制度到殡葬仪式，从野生菌的消费链条到工厂的组织气候，中国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重新组织。本书通过四个互不重叠却隐隐互通的研究个案，精确地捕捉到这些结构变动中的文化实践细节，展现了一个多面向的社会系统如何在断裂与重组中形成新的韧性与秩序。
一、凌新霞：从“家庭生产”到“市场角色”看劳动价值的再生产
凌新霞的研究《乡村工厂：家庭工业如何重塑长三角社会与经济生活》回到中国乡村社会最基本的生产与家庭结构上，从福建地区长期追踪的田野资料出发，描绘出家庭生产方式在现代化转型中的路径变化。她指出，传统家庭作为生产与生活的统一体，正逐渐被市场劳动体制所重塑：家庭成员的身份不再仅仅是儿子、媳妇、母亲与长者，更是“工人”“消费者”“劳动力”乃至“候鸟”农民工。
凌氏的分析不仅呈现出性别与代际之间的张力，更重要的是，她提出“家庭”在现代化转型中并非一元被动接受者，而是具有强烈适应性的制度单元。在劳动力转移、村庄空心化、照护体系再配置的过程中，家庭生产制度展现出自组织的重构能力。这一视角回应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方式主导社会关系变革的经典理论，同时也延续了林耀华关于“宗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的弹性”之观察，具有鲜明的中国本土社会学继承意味。
二、王浩骅：组织气候与应对方式与现代人工作的心理底色
王浩骅的论文《人的适应：应对方式对组织气候与工作满意度的中介作用》聚焦于现代企业中个体的心理适应问题，通过一项包含问卷调查与统计建模的实证研究，探讨了组织气候、员工应对方式与工作满意度三者之间的中介机制。他指出，在高度不确定的工作环境中，个体感知到的组织支持、领导风格与人际关系质量对工作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而应对方式（coping style）作为中介变量，起到了调节与传导的关键作用。
该研究在理论上回应了韦伯对现代组织理性化趋势的预警：人在科层结构中逐渐变成“齿轮”与“文件”，但与此同时，正如人本主义心理学所强调的那样，人的主观感受与适应策略也变得尤为重要。王浩骅将这一宏观趋势与微观心理机制结合，提出组织改革不能仅停留在流程优化层面，更应注重员工的心理生态。这不仅是一种理论建构，更具现实紧迫性，在“内卷”“裁员”“社畜”成为职场关键词的今天尤为贴切。
三、李瑞琪：人菌关系的多物种民族志开启生态学的新社会想象
李瑞琪的《伴侣物种：多物种视角下的人菌关系》是一篇具有突破性的多物种人类学论文，聚焦于云南野生食用菌与当地人类社群之间复杂的共生关系。从“松茸因菌根共生才能在极端环境中生长”这一生态事实出发，作者逐步展开：野生菌不只是地方经济的重要资源，更是地方知识、文化认同与记忆传承的载体。
李氏深受罗安清（Anna Tsing）“末日松茸”式资本—生态—人类交互模型的影响，但又刻意避开对“资本捕获”的悲观叙事，转而关注日常生活中人与菌的文化共创与生态联结。在她笔下，食用菌不仅是商品、营养来源，更是“伴侣物种”（companion species），它们与人类共构了生态系统的文化意义。这种“菌丝般的联系”，正是人类重新思考与非人世界关系的一种新伦理，回应了霍林关于生态系统复杂适应性机制的理论，也具有当下气候危机背景下的重要启示。
四、仇文硕：死者安顿与现代性调适——一次骨灰供奉的人类学重访
仇文硕的论文《入寺为安：以南普陀的骨灰供奉为个案的人类学研究》以厦门“南普陀功德楼”为田野场域，探讨了寺院在城市丧葬系统中的功能重塑，展开一项深具人类学厚度的研究。他回到林耀华《金翼》与《义序》中的“精神结构”分析传统，提出现代社会并未剥夺宗教仪式的意义，反而通过骨灰供奉这一看似边缘的实践重塑了家庭、死亡与城市之间的深层联系。
论文指出，南普陀功德楼不仅是“安顿亡灵”的宗教空间，更是流动社会中个体与祖先再联结的一种现代机制。特别是在城市扩张、土地紧张、殡葬商品化趋势显著的当下，寺院通过仪式、功德观念与空间再造，将亡者重新纳入公共记忆与文化伦理之中。这种“宗教－市场－社区”的三元交织机制，不仅构成佛教人类学研究的新议题，也为理解中国城市现代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当下价值：一部关于“如何活着”的中国式社会学读本
《家庭、组织与文化》不是一本抽象的社会结构分析著作，它更像是一份对“如何在现代性中活得安稳、有尊严、与自然共处”的多声部回答。这样一部英文论文集，以其来自田野、却面向世界的姿态，提供了一种有根的中国式社会学视角。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年轻学者并未陷于抽象理论的空转或者生搬硬套，而是将理论与中国现实、地方经验紧密结合，在多重断裂与延续之间探索适应之道。他们所依赖的，是一步一脚印、亲身进入社会肌理的田野功夫。无论是走入寺院中记录功德楼如何成为祖先安置的新空间，还是沿着菌农的山路追踪野生菌的生态网络，又或是在企业中面对面访谈员工的心理压力，这些研究不仅传递出强烈的现实关怀，也展现了学术研究对时代细节的敏锐捕捉力。它们提醒我们：理解一个正在变化的中国，必须回到那些日常生活的“深处”。正是在这些被忽视的角落，转型的真正面貌才悄然显影。
值得关注的是，本书实现了“零时差出版”——这些论文在刚完成不久，尚未被中文学术圈充分吸收与流通之际，便以英文形式完整地面向国际学术界开放。这种几乎同步进入英语世界的出版机制，不仅打破了长期存在的“先中文、后翻译”路径依赖，也让中国本土社会研究视角的第一手材料与理论探索得以在全球知识生产体系中占据主动位置。在当代中国社会快速变动、经验资源高度丰富的背景下，这种即时性的学术传播机制，为建立真正对话的全球社会科学，提供了实践上的路径与制度上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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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Organization, and Culture: Social Adap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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