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卓鹏 ｜ 金庸之死与中国大众文化正典时代的终结
刊于《人文中国》总第四期
2018年殊不平静，这一年仿佛在天遥地感之中一大批文化名人纷纷离去，这种密集的告别令人在抚膺唏嘘之余渐次习以为常，只是金庸先生一经离世，便给世人以“胸中一震”之感，如落红成阵一般，撩拨起了国人情势汹涌的、关于私人与历史的诸种心情。从个体心灵的深切追溯到关乎文化的慧命相续，金庸先生的故去所产生的文化震慑以至超越了季羡林先生，显然予人以“国魂”已失，“国师”已去的悲切感受——然而这其中所蕴含着的，是关于历史与时代的某种美好的误会。
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警惕的香港武侠小说家，到国家级领导人深切悼念的文化巨擘，金庸先生的声名与其作品在大陆将近四十年的传播，彻底完成了其从“逆流”到“主流”的蜕变。尽管出于邓公的曲授，金庸先生的小说作为实施“文化开明”政策的一部分得以在内地出版，而武侠小说自带的所谓“怪力乱神”的气质，自然难逃大陆主流意识形态的道德审查——其中的背景支持，源自于积淀几十余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传统与其精神自洁的严厉要求。在世人纷纷“躲避崇高”之前的早期市场社会中，金庸先生式的武侠小说及相关影视作品虽浅而易解、乐而多趣，却是“复归”的五四之魂所严厉鄙视的对象——至少从形式上来看，它大悖于中国新文学所念念不忘的精神传统，处处充斥着陈独秀等学界领袖所怒目的“反题”——它“雕琢”满眼如古典文学、“不问俗务”如贵族文学、“超逸”高举如山林文学，多用典、常对仗，“规避今世”、模拟古人，嗜侠嗜剑，似乎绝无近世文学关乎人生社会的“文明进步”精神。以此为鉴，在理性批判精神尚蔚然成风的80-90年代，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实则并没有被规划在国内精英书写与精英意识的悦纳范围之内，成为了显在的地下文学与边缘文学：尽管被日趋频繁的辗转翻阅，在奔向四化的历史通途中，它仍然是“慵懒青年”和“失足青年”的标配，是有为青年在“读者来信”中作猛烈批评时的基本标示，以至这种尴尬窘境的改观，其实是在新千年初期央视改编播映《笑傲江湖》和大陆举办“华山论剑”之后才渐次转化，最终转危为安，蔚为大观。中国新文学的传统，在严厉审查和抗击一切“陈腐”的复古情怀的同时，念兹在兹着其感时忧怀的“科学精神”与怜恤生民的“为人生”的可贵情结，以此为凭，“科学小说”（鲁迅先生语）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自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正题”与“正典”，籍由它们决定着现代民族国家的灿烂想象和“新民”的宽阔胸怀——现如今，内地科幻文学在不致沉沦之中孤军奋战，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于尴尬和蹙迫之中渐次僵滞，欲说还休，金庸先生的作品元力充沛，大行其道，这既是金庸先生的应得之幸，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某种悲哀。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这种悲哀，得自于其对于“改开”中期二十余年中国大陆精神史书写和干预的失效，是文学面对时代错综时的悻然离去。文学对于近世以降的市民社会与现代民族国家的观照意义之重要，并不是梁公、胡适之等文化先贤所谓的蓄意炮制以趁私欲的“阴谋论”，而是明示了现代社会精神图景的潜在变换：现代社会的世俗化（客观意义上的）意味着古典时代形而上学做精神主导趋势的终结抑或失效，社会生活的历史性豁然纷呈，对于世界理解的时间性与人之境遇的“此在”特征增强，文学艺术作为对情感—情结的卓然有效的承载，逐渐成为理解活动之中的关键一环，因其对人生的“此在”的真切揭示而获得了与信仰—伦理对话的权力。文学与时代精神意识的密切关联连及前者对于后者的殷切记录（理想的状态下），在一定条件下会使得文学的典籍意义渐次显现，也增长了文学关于对自身的典籍化的想象，文学的典籍化倾向为文学带来的超越精神与观照意识，自然使文学摆脱了纯粹的“愉情遣性”与“描摹世情”的窠臼，并最终达致某种垂范的作用。
文学的典籍化倾向，实则有悖于伽达默尔式的诠释学理路（亦即“文本”是处于理解活动的无限的链条之中并作为中介物使“传统”与“当下”进行对话的），然而对于当下国内的情境却显的“持之有故”——新近二十余年的大陆现当代文学（大致除却路遥先生、刘慈欣先生的作品外），一向缺少同历史“传承物”进行良性对话与对其承续的自觉，导致元典匮乏和元典不立的晦暗局面，加之对于新文学传统的“正典”和“正题”的或公然或暗自的偏离，二十余年的文学史历程，多变为对时代纷纭的匆促演映以及“用灰色描写灰色”的平庸言行——纵使如王朔主义和二月河先生的“帝国话语”这般煊赫的文学现象，较之金庸先生的谱系性作品，依然是一种对于时代记忆与精神的断代性的塑造，少有文化的迁延绵长之感，并因其历史相对主义的本性而被渐次消耗——遑论郭敬明先生逐渐以商业为目的所创造的“青春期独语神话”。
新近二十余年大陆文学对于其社会精神史干预和书写的失效，使得其文学品质持续处于一种“中气不足”的浑噩境界，相对于只能作为“文化症候”自立的上述作品，金庸先生的小说因其恢弘的人文气象与精微的世像观照，在大陆已然登峰造极的、异化的世俗化运动中显的品貌卓绝，以其横绝独放之态，巍然成为了毋庸置疑的、现当代通俗文学的经典以至“元典”。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盐碱地境况”使其怪枝横出，邪典频传，既失却了新文学的宿题，也遗忘了“时间开始了”的共和国年代的清刚之气与澄清之志——当“时间开始了”逐渐有“时间的沉沦”之虞时（自然之后实现了其自身的拯救），金庸先生作品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却并不意外的给予大陆社会其久已生疏的古典气脉与情结。
这种文化气象，是大陆激进的平民主义文学传统所生疏的——在其现代知识体系的重构过程中，基于时代的痛点与敏锐点，新文化运动的精英领袖们选择了激进的平民主义作为文化—文学改造的基本纲领和策略，却无法解决他们的论述中所存在的无可避免的矛盾——梁公、陈独秀、胡适之先生所盛赞的“粲然可观”的近世文学（元明清小说、戏曲等），作为民间文化这一“小传统”的精神代表，毋庸置疑的受到了古典庙堂意识和传统国家主义文化这一“大传统”的影响（在一定情形之下，“大传统”甚至完全涵盖了“小传统”），正如刘献廷所言，”（“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之《诗》与乐也；未有不好演史说文者，此性天之《书》与《春秋》也。”尽管“小传统”不可避免的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但“大传统”对于“小传统”中的精神—情感书写的影响，小如措辞，大至意境，至深至远，对于这种激进的文学—思想主张之后潜在的实践的空白与苍白以及文学建构过程的艰辛，新文化知识分子或多以精英话语或精英叙事涵盖之（正如金庸先生所言，现代白话文学的经典作家[诸如巴金、茅盾等前辈]实则是以欧化的汉语句法和体式创作中国的故事，而与古典小说的体例式样大异其趣），或最终走向一种以“乡土辞令”代言国家主义意志的延安道路。
“激进的平民主义”作为“小传统”，为欧化精英主义和新文化主义所竭力发掘，力图以下克上的方式开天辟地出一个无出其右的现代国家想象，这种想象虽有初来的新鲜活泼与野趣盎然，最终成为一种新的道德辞令。这种内在的龃龉之所以持久存在，是因为几十年以前的中国现代知识体系依旧要求坚守其自身的意识形态性，一旦时过境迁，它便与“平民主义”之间显的如许离德离心，并忘却了自己最初的姓名。“激进的平民主义”最终没有成为大陆现代知识体系的“大传统”，而这种现代知识体系也在外在的激化中不断变异，在对既往的遗忘中走向形式的“新生”：在最古老的陆地上有着最新颖的世像，也阙如着关于古典的真魂，中国新文学传统中的“大传统”（无论是西方的抑或是传统的）的阙如，深蕴着中国新文学自我言说的深自尴尬以至渐次衰微。
理解事件是需要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的——金庸先生的离世使我们感受到他的意义不只限于“通俗武侠小说的魁首”：他的写作历程同时是具有（深湛的）古典学养、情结与胸怀的知识分子创作现代白话文学的典范，作为地摊文学境况的武侠小说在他手中彻底走出了个人的穷通利达，走向了揭示“中华价值”的深广世界。作为地摊文学意义上的武侠文学，既是中国传统游民文学（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的衍生物，又是游民文学的“滥生品”：游民文学之中的个体英雄主义为其所渲染夸大，同时它亦失却了前者与中国官修史传文学的内在联系——游民文学即是在史传的编年纪事与伦理评断之中发掘出关于自身敷演“英雄传奇”的标志性特点，其行为背后是“小传统”对于“大传统”的借鉴。这种借鉴背后，其实是对儒学传统的观澜溯源——自孔子考订《春秋》起始，中国传统历史叙事即是儒学传统的意识形态凭借，即通过编纂史书确立学统（文统）、以儒学评介历史（辅佐对于“天道”的确信）树立道统、以道统为指示谏议政统。史传文学的修编深系着三统一统的宏愿，意旨不可谓不深，中国传统游民文学濡染其中，虽不免进入“忠臣良将”的言说套路，却自带恢弘之气，相对于流落至地摊文学的武侠文学，根基尚深——这即是“陈陈相因”之弊。金庸先生创作的最大特点就是他以独立知识人的“道统”的意识，重构近世武侠小说视域偏狭的图景，在其创作过程中，虽有风格意象之变，却依旧意脉贯穿，章法井然，先成谱系，遂成大观，其中虽有尖锐强烈的讽喻令读者不可规避（如《笑傲江湖》《鹿鼎记》），作者却使反讽深制于其作品系列整体的正喻结构之中，充分的体现了其作为知识文化精英的游刃有余之态，金庸先生以“道统”统御其新派武侠作品的行为，充分体现了其“以道自任”的士文化心态（尽管现实中的金庸先生不免有政治的博弈与权衡，但这种基本的精神是不变的）。这种“以道自任”的心态，在殊为颠簸漫长的现代史语境中显的颇为复杂，在其如繁花似锦的创作书写中又显的极为烂漫、有力与奔放。作为“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的海宁查氏之后，金庸先生深得“读书种子”的古典文化传统；作为父亲罹难于政治波澜、自身进京求仕未果而端居香港的职业政论家，金庸先生又无愧于身体—精神双重流亡的“遗民海客”身份，故国之思催发文化想象，隔岸观照便于评论锋芒，坐落在作为曾经的“东方铁幕”前沿的香港社会，基于武侠文学自身的时空特征，脱离于大陆臻于成熟的国家主义现代知识系统以及环绕其身的诸种想象，金庸先生选取了“文化”而不是“理性”作为其小说建构的基本背景，可以说是作为传统精神之遗族的习惯使然。
士作为“社稷之隶”与“社稷之仆役”，是中国古代独立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初貌和原型，士对于中国文化的效力用命之功，以及其理性批判和文化创造的活力，虽见诸于史籍，却是作为精神传说存在着。士的古典精神，在传统的“大一统”格局之中被渐次湮没，在现代国家主义的知识体系之中逐步成为一种暧昧的言说，而在金庸先生的江湖世界中，“士”的激荡魂魄一扫“儒教”累积世代的拘束以及“儒生”生命世界的枯疏，以游侠的形式活跃在广阔的代码空间之中，既风情俊爽，亦复刚健沉雄，没有了“不得志独行其道”的现实龃龉，而是以武林盟主的名义，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在金庸先生的笔下，“侠”获得了一种近乎“主体”身份的自由，这里面既有战国游士的不侍常主、以道自任、道尊于势的沉稳姿态，也有庄子和魏晋名士关乎生命哲学的洒脱迹象，金庸先生笔下的主要人物，多“越名教而任自然”，或“明其道而不计其功”，实则是金庸先生作为士的精神的斑斓呈现，同时也暗示着士的身份在历史进程中的多重演变和堆叠：作为“文化士大夫”的承继者，金庸先生秉承了这个群体兼政治实践—艺术创造集团的悠久传统，在小说中铺陈政治的隐喻并构行艺术化的人生（金庸先生的现世生活也是政治化、艺术化并行的），以致儒释道兼备、表里互浸、内外莫辨难测；作为近世中国社会“士魂商才”的秉持者，金庸先生的小说又能洞明世俗人心，接纳并提携市民阶层的情感，或与之揶揄周旋（《鹿鼎记》），或以“情”使其有余悲余哀余叹余怨，不致流落于“枪棒脂粉”的苟且之流；作为一位现代报人（广义的现代知识分子）和政论家，金庸先生有着独立的身份意识与对于现代政治的批判性思考，伫立于香港这块政治飞地，视角极多，格局极大，同时背对中土神州，面朝“夷狄”海外，以“文化”自适，以小说写当世《春秋》，既有“独孤”之意，复有“笑傲”之谈，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大开大阖。“士—士大夫—儒商—现代知识人”这一层层的良性累积，宛如一招“飞龙在天”，打出了一个真力弥满、意旨遥深、人格完整的儒家之魂，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的武侠境界，相比较于大陆现代知识体系与文学系统的现实状况，高下立判。在这种文学的努力之中，武侠小说重新连接了中国的文史传统，在“天理”与“道统”（以及后文要言说的“情深”）的驱力之下产生着延绵不绝的意象。
如若其作品只是对于“道统”意识的贯彻的话，金庸先生大致也只是一位“理学批评家”或“儒家机械历史论”的贯彻者，只是金庸先生的作品向来不是历史论文——在力呈“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之时，它们也无不动情的观照着“怜我世人，忧患实多（六神磊磊语）”，对“情”做着重叙写的武侠作品并不鲜见，但金庸先生作品之“情”既能“出乎其外”又能“入乎其内”；既能“黯然销魂”，又有达观之势，这其中深蕴着真正的文化精英书写的悠游旷达之态，它们展现的并不是一个写作者与世浮沉、犹疑多变的焦躁心理，而是一个深蕴“士精神”的现代知识人宏阔内心世界的丰富“变题”——无论是最为广义的“上感九庙焚，下悯苍生忧”（在前面已有论述），或是多与“隐逸”相关联的潇洒情致（饱含士大夫“游艺”的文化情结），还是“有情皆孽，无人不怨”（释道思想），无不出于其纵观宏深的、内在的天地精神。但如若至此金庸先生也便止于“小说哲学家”，而非世人眼见言传的“情感宗师”，金庸先生也便只是梁羽生先生的翻版——金庸先生的高超之处也便在于此，他在其作品中真正的尊重并构塑了具有现代个体意识的角色，并使之成为之后香港市民社会（以至内陆市民社会）进行私语意义上的自我情感—人格想象的基本界域和典范。
在“传统”的形而上学理念中，情感只是理性、信仰和伦理的附庸；在“世俗化”的现代世界里，情感不仅渐次与后者齐驱，还有以至上升为“本体论”的意识形态诉求，现代历史诠释学也无不严肃的意识到了关于“内在经验”的重要价值——而以“浪漫主义”著称的武侠文学深得其理。金庸先生作品中的情颂、情衷以至情本位的话语言说，有着关乎情与理的妙合无垠：近世的历史科学不免压抑了其他价值诉求的自由活泼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的问题成了认识论的问题，即历史科学如何在历史中成为可能的问题，”（伽达默尔）而历史不仅有关于“理性”的客观化进程——现代历史的叙事中还着重强调着“生命”，于此金庸先生小说中的“情深”颇具狄尔泰式的诠释学意味——历史科学不尽然是历史本身，“生命”才是一切历史认识理应围绕的核心问题，在对于这种内在经验的强烈关注之中，不是历史意识而是生命活动本身便兼备了真实的全部的价值意义——甚至形如郭襄式的凝望与眷恋表明，即使是当下的某一瞬间也对于生命具有完整的意义。“情真”作为一种生命意识有权力被纳入历史意识之中，前者在这种活动之中有一种独立性，它使得理解活动“既是前定的又有机会，既有意义又有力量，既有意义又有现实，”（伽达默尔）——无论是桃花岛上参玄、襄阳城头烽烟，抑或是华山顶处诀别、思过崖上缱绻，都有这种生命意识与历史意识的互携并举。“情感—情真”甚至改变着传统江湖文学书写的恶劣品行，并馈赠其“澄澈天开”的新的历史面貌——金庸先生的武侠作品甚至彻底改写了传统游民文学的“暴力崇拜”的格局，“情感”不复是被污名化的“邪淫”，使其从游民社会的偏激诉求之中跨入个性意识与个人身份的恢弘的重构与营造，在这种重构和营造之中，市民社会中的独立个体以此确立了关于身心安顿的想象的界域。
（故）汉自得天下以来，尝欲善治而不得善治，失之于当更化而未更化。”（董仲舒）文化常基于深厚，政治建立在文化之上，近世以降的中国时常是“临政而愿治”，殊有“更化而善治”的宝贵时光，其筚路蓝缕，虽挨挨挤挤，却依然是“盘中走丸”，虽横斜圆直，却大致有着基本的体统。如今面对悍然的“文明的冲突”，却使人暗生“丸恐出盘”的隐忧，作为整个所谓亚洲价值的摇篮，我们当今的世情面对的却是“无谈话能力”的窘境，致使社会成员悉数处于部落式的、组团的相竞独语之中，与此相携的是游民心情的社会化与混世主义的横行，以及关于个人私语的、诸种内在的孤岛。阿伦特强调，私密性只能是隐晦隐含的，它不能在公共领域显形，“文明的冲突”是以身份为凭借的利益之争，也是身份的标示之争，当西方为其“主体”而意图明确的寻找“敌人”的时候，一个异化的市民社会却面临着其世俗文化正典无以为继的境况——在儒墨兼备、义气千秋、儿女缱绻、名士层楼、江湖庙堂、一统江山秀的宏阔格局中，我们可以完成“文化的超越”与现代心灵的隐秘的联结，在实际之中，我们是否又可以像金庸先生一样，维系基本的文化的持重与守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