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乡金宝圩说起——《丁学良回忆录》摘录
这就是我出生后的尚未全景消逝的 “陈旧世界”，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这对我的成长至关重要。
丁学良（口述） 戴志勇（编审）
丁学良（1953年—），安徽宣城人，中国政治社会学家，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澳洲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通讯研究员，兼任浙江大学等高校的荣誉教授或顾问教授。
戴志勇，资深媒体人，原《南方周末》高级编辑、评论员。
这部回忆录的第一集，讲的是我怎么成长到13岁的。这期间最主要的经历是1958 – 1962年的中国大饥荒，这场大饥荒是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死人最多的饥荒。在切入这个中国三千余年才遭遇一次的特大人伦悲剧之前，我要先讲讲时间和空间上的一些大背景。这些地理的和人文的背景元素深深影响了我的性格和品味、我的价值观念、我的生活习性、我的学业和事业、我的政治行为、我的家庭与后代、我处理与海外华人社群和与更复杂的非华夏世界的交流。我所讲的内容，部分来自于阅读，但更多的是来自于小时候听老辈人代代口传的故事，这也是口述史中有突出价值的一部分。1984年8月离开中国以后，我遇到很多海外华人，其中多位也跟我讲了一些令人难忘的故事，间接的甚至直接的跟我出生成长的地方相关，也多次补充和纠正了我早年的无知及误解。
我出生的地方叫金宝圩。这个圩字，很多外省市的记者在采访我时都是第一次听见。按照现在的行政划分，它属于安徽省宣城市（地级）宣州区（县级）下属的一个镇。这个镇，现在叫水阳镇。我小时候，与县属下的镇同一级别的行政机构叫人民公社，也就是中共历史文献里定义的 “政社合一” 架构。在金宝圩里面，当时一共有四个人民公社，分别是水阳、雁翅、裘公、杨泗。最容易记住的就是水阳，它在四个公社里最大、最有名、经济状况最好，也是交通上最便利的。杨泗公社最偏僻最穷，它紧挨着一座山，名副其实的穷乡僻壤。裘公有个小地方叫老坝头，是金宝圩内圈的水道交通关口，我出生在老坝头这个小村子里，但很早家就搬走了。
宣州区以前叫宣城县，后来宣城变成地级市，就把宣州这个古地名给用上来指称原来的那个县域。我小时候管辖宣城县的是芜湖专区，它是地级单位，仅次于省，1965年时管辖一市八县，包括芜湖市和芜湖（湾沚）、当涂、郎溪、泾县、繁昌、宣城、广德、南陵等。芜湖非常有名，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米市之一。泾县在政治和文化上都非常重要，它是宣纸的正宗产地。外面只叫宣纸，因为纸是通过宣城这个文化重镇输送出去的。
在现代中国政治上，泾县有大书特书的地方，在中共历史上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王稼祥就出生在这里，他后来做过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在长征路上把军委主席的头衔让给了毛泽东。泾县是皖南事变的发生地，在江泽民时代起过重大作用的曾庆红也出生在这里，他是新四军的后代，老爸是皖南事变的幸存者。等到曾庆红当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最可靠的大内总管，他就在全党发起继承和弘扬 “云岭精神” 的活动。据说，云岭就是泾县大山里曾庆红出生的小村子。泾县历史上就知名，因为它跟李白有关，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我在我的口述作品社会文化史里讲了这个典故。[1]
芜湖地区在1959年曾管过十九个县。感到最委屈、不愿意跟我们这些县排在一起的就是绩溪县，胡适的故乡。他们认为不应该属于芜湖，因为芜湖不是徽文化的核心。徽州人是很保守的、自豪的，以传统为上。其实，以前的文房四宝全在宣城。因为经济变动和战乱，文房四宝才从这个地方往外蔓延。湖州做的毛笔叫湖笔，它的根是宣笔，早先在宣城做的。中华老字号胡开文的创始人叫胡天柱，是最有名的清代徽墨业的四大家族之首。胡雪岩的夫人也是从那儿出去的。有一段时间，宁国县也属于芜湖专区。有人开玩笑说，中国有两个国，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宁国。其他县城从来不敢把 “国” 变成自己的名字，唯有宁国县胆大妄为。
这就是我出生后的尚未全景消逝的 “陈旧世界”，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这对我的成长至关重要。但这些历史文化的典故，我也是好多年以后才知道底细。小时候我讲不清楚为什么周边会有那样的环境，遇到那些故事，为什么有些村落的本地人那么粗野可恶。现在回忆起来，小时候的我遇到的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现象，极富有深意。比如，一直到五、六岁，我发现身边的成年人始终不觉得金宝圩跟周边的那些乡镇是一个整体；金宝圩的民众认为自己在宣城独一无二。我小时候目击的、体验的这种独一无二，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金宝圩是周边至少两三个县范围内最富裕的一块地方，它是芜湖地区的和安徽省的最重要的粮仓之一。第二，从方言来讲，只要出了金宝圩，发音就不一样，许多字眼老乡说出口，你也写不出来。第三，很多生活习俗、待人处事的风格也不一样。这种独一无二的原因有些容易解释：金宝圩的四个人民公社那时人口就超过了10万，可能达到12万到15万。这么一大块地方全部给围了起来，与外界交往少少。我1979年8月到复旦大学念研究生之前了解到，当时全宣城县人口是83万人，金宝圩就已经超过20万人了。
用这个 “圩” 字做地名的区域主要在长江中下游，湖北、江西、江苏跟安徽交界处，都有。我从美国回来后到中国内地多处去开会，特别留意过这个现象。在广东也至少遇到过一个带圩字的地名，但不知道怎么念？好几年以后才有人告诉我，在粤语里，这个字多数时候念作“墟”，含义是乡下的交易市场，与我们老家的用法不搭界。金宝圩千百年来是大粮仓，得益于它的地理条件的特殊。英文中有一句谚语：Geography is destiny，地理就是命运。在金宝圩的南边，走下去又有几个小圩。紧挨着金宝圩的是养贤圩，往南边再走下去，就变得越来越穷，靠近裸露出贫瘠黄土地的丘陵地区了。那些地区只能种山芋和玉米，大米和小麦都不行。早先养贤圩有严重的血吸虫病，但金宝圩没这个问题。它有自己独立的水系，没有被外来的水系污染，非常了不起的自我生态保护。金宝圩的北边，再过去就到了长江主流。紧挨着金宝圩旁边的河叫水阳江，是长江的支流，历史上它的上游叫宛溪。东汉时期，宣城叫宛陵。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唐代大家的诗歌中，经常用到这些地名。在水阳江的东边，是江苏省的高淳县，那里也有一个圩，叫 “相国圩”，我们小时候听说它叫 “相公圩”。
金宝圩的历史对我们那一代人、更不用说上几代人，都是口述史为主，最早要从三国说起。我们那个大区域横跨当今两三个省，都属于东吴。孙权主政东吴国刚上位时韬光养晦，没敢称帝王，只是吴侯。西元222年孙权被抢先称帝的曹丕册封为王，到西元229年孙权才自称帝。孙权还是吴侯头衔时就有心拓展自己的地盘，当时他最怕曹操挥兵南下。东吴有资历最高的四员上将，孙权的父亲孙坚去世时向这四位大臣托孤，其中有一人名叫丁奉。后来，孙权委托他做一件大事，让他想办法从北方魏国走私良马过来。在那年代良马等于现在的坦克或装甲车，南方没有良马，只有耕田拉木车的水牛。走私过来的良马怕它们跑掉，也怕人家来偷盗抢劫。良种马变成批量战马需要经过繁殖和训练，得找一块合适的大范围地方，丁奉就找到后来称之为金宝圩的这块大地方。三面环水，一面紧挨着山，山至少有几百米高，马跑不掉，外面的人也翻不过来，士兵很容易站岗守卫。从那时起头，丁奉就率军在这片区域修堤坝造围场，围起来以后养战马，这样同时也促进了农耕经济，给当地百姓的生存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用现在的官话来说，丁奉引进这片区域的是新质生产力，或者说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大项目。这便是我们小时候听到的金宝圩最初的来源。孙权后来称王称帝，事业兴旺，成三国鼎立之势，跟这个大项目很有关系。因为圈养良马，开田种粮，就能做起富国强兵的事业。
丁奉的故事在我们那个地方代代相传，老农们把他当做金宝圩的开山之祖来敬拜。丁奉是孙权养马场的总管，等于是现在部队的总装备部部长。在金宝圩正中间的双庙大队以前有两座庙，一座叫 “总管庙”，专门敬献给丁奉的。我们小时候每年中秋节都要去朝拜，香火旺盛。一直拜到1966年夏秋之际，闹起了文化大革命，老庙就被当成封建迷信给破坏掉了。农民们敬拜了一千多年，说毁就给毁掉了。
丁奉对金宝圩特别重要，但他毕竟只是一个养马官。在当时的政治秩序下，他的地位并没有那么高，没有封侯晋爵，世世代代的当地民众怎么就把他当成一个神来祭祀？深究下去，这里面包含着一些中国乡土文化很有意思的元素。丁奉是金宝圩开天辟地的首席设计师和总工程师，他经手的大项目对世世代代的金宝圩人有生死攸关的牵连，在民俗的演变中，他慢慢地就具备了神性。类似的人神还有几位，譬如关羽和妈祖。汉人还喜欢把自家的祖先当成神拜敬，但邻居们并不认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神跟人很接近，容易相通。它有超越性的维度，并不像犹太教基督教那样，在神和人之间是隔绝的异质状态。明清之际来到中原的欧洲传教士，为此也大动脑筋，企图用当时的汉人能够妥协地接纳的方式，崇拜基督教教义界定的至上的神。[2] 在这个意义上，汉人习惯于 “造神”。这导致中国文化的伦理、价值观基础跟中东兴起的几大宗教文明很不一样。它给中华圈子的统治者、混世狂徒提供了一把极其实用的政治意识形态梯子，他们一碰上有机会或者努力制造机会，把神的外衣套上自身。我们接下来要讲的 “大饥荒” 和 “文革”，与这种易于“造神”的政治文化传统很有关系。
可能马上就有人会说，你看，这是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相比的一个大缺点。但东方西方这对概念也不要弄得僵化。我在美国做现代化比较研究时发现，东方西方这对概念的相对性很强，对我们东亚来讲的西方，对欧洲来讲却是东方，因为地球是圆的。欧洲早期受到的文明影响，很多来自于中东地区，两河流域对他们来说是东方，对我们华夏中原来说是地道的西方。
从丁奉被神化这个实例来看，在中华文化里，人与人的关系，的确远超过神与人的关系。早期的周公和孔子也强调人跟天的关系，但后来就慢慢演变成一种所谓的 “内在超越”，人的本性中内含着天之所命，人能够通过格致诚正，修行成为圣人。佛教也是如此。中东兴起的几大宗教也进入了中华本土，但后来的影响都不如佛教。[3] 佛教教义里，在人跟佛之间的界限也不是绝对的，佛陀就是一个彻底觉悟了的王子，他本质上也是人。这很符合中华传统，没有神与人之间的本质差别，没有一种 “外在超越”，这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基本特色。我们本土的神都非常重视人、重视草根、重视民间，甚至就是对人的现实生活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变成了神。像丁奉这样的神，他是人性的、通人情的。
三国纷争以后，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可能东晋南渡的人偶尔路过发现这里有这么好的一大块地方，既不怕旱，也不怕涝，于是就成为大面积的农耕基地。金宝圩的设计有点像四川的都江堰，是古代人很了不起的对大自然的理解和基于这种理解的土木建筑、水利工程智慧。从南部一走近金宝圩，就是东门渡，是周边所有渡口中最重要的一个。它紧挨着那座荒山，一遇大雨，东门渡下的水势最急最高，山上溪水夹着泥土冲下来，势不可挡。发大水时，好几条支流汇聚到东门渡，把上游不怎么宽泛的水阳江顿时变成一条浩瀚的大江，几乎看不到对岸。我们小时候弄不明白，为什么东门渡紧挨着金宝圩，却不属于宣城县管辖，而是芜湖县（即湾沚）花桥镇的领地？文革期间我们那儿把两个县十几万民兵动员起来的一场械斗（虽然开了一个头，却没有爆发成全面战争，详见本书第二集），启发了我：这是上层政府对水利要害资源的分而治之，预防一个行政区域垄断这样生死攸关的资源。
发生水灾时东门渡及周边最危险，金宝圩在这里有一个最宏伟坚固的大闸门，当地人叫它斗门。南方农村里度量水稻和米麦的器具是一个竹子编的斗，斗门的形状跟米斗一样，下边窄小，上面宽大，很有深度。斗门的下部越来越收得狭窄时，它正面承受的水压越来越小，圩埂大坝更加安稳。这样的生态水利理念很先进，流体力学和固体力学的知识都应用到了。金宝圩四周有几个大渡口，还有很多斗门，跟古代城墙门的构造原理类似。这些保护金宝圩的斗门不是木头做的，是专门找来的然后加工过的巨大青石板。平时这些斗门滑落到底部，严严实实关着的，保障金宝圩里面的水系内循环。什么时候提升起斗门是个重大的决策，那时没有机械化的设备，必须组织人力和畜力协作，才能把巨大的斗门缓缓提升起来。圩埂大坝的底部有多深，我们到了旱季才能大概看到。圩埂大坝上部最高的平面到底部，至少有四、五层楼高，上面可以并排开三辆卡车。这是一千多年累积下来的。为什么越来越高？是因为生态农业的内在需要，金宝圩里面的黑色淤泥是非常优质的原生态土壤，不断地被深挖、利用，圩外面的水阳江河床历年被泥沙垫高，迫使金宝圩自我提高圩埂大坝。
金宝圩四周的众多斗门何时开闸，开哪几个闸，半开还是全开，持续开多久，要全面考量，不敢贸然拍板。在两种情况下，斗门一定会被提升起来开闸引水或放水。一种是金宝圩遇到多年不见的特大干旱，内部的水资源不够用了，斗门会提起来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把外面水阳江的水引进来，有时要靠水车。第二种情况是遇到引发内涝的特大降雨，把农田甚至农村房屋都要淹没时，就要把水放送出去。斗门就是一个巨大的调节器，双向使用，对抗旱涝。金宝圩的水系跟外面大部分时候是隔绝的，里面那么大的面积，四个公社加起来有十几万人，就靠着它生产生活。圩里没有多少步行道路，都是水面，以小船代步。从这家到那家，从这个村到那个村，基本上都是靠小船，只能载两三个人到七八个人。这跟浙江绍兴的水乡很类似，鲁迅的小说也有相应的描述细节。金宝圩里面的水系是世世代代人工挖出来的，不是自然的河流，它们不叫河也不叫江，叫沟。早先都是窄小的水沟，世世代代挖呀挖呀，就挖成了很深的水道。这些沟纵横交错很规范，像棋盘一样。为什么要挖那么深？这就是前面提到的生态农业的必须环节。金宝圩的农民只用两种肥料来保丰收，一种是人畜的粪水，二是淤泥，农民每年冬季要用专门编织的竹子夹器把沟底部的淤泥夹捞上来，里面的腐烂微生物是天然的良肥。农民会先把淤泥抛扔上岸，动作很优美。我小时候看得很带劲，羡慕大人们有力气。沟边岸上就是农田，淤泥抛扔上去后，等它晒半干，水渗下去后就比较轻了，农民就把泥巴分块挑走，均匀分布到田里施肥。金宝圩年年丰收，种出来的粮食和蔬菜瓜果美味诱人，靠的就是这个老办法。于是，沟就被挖得越深越宽，最深最宽到什么程度？你很难想象到的。少数的沟有十多米深，每年都有人和牛淹死。金宝圩的中心地带，水面的两边基本上看不到对岸。如果刮大风，小船不敢开过去，容易翻船，人没法游上岸。从工程学的角度来讲，这就是一千多年里世代相续挖出来的人工大湖泊。
我们小时候每年冬季过年之前要做一件大事，就是围沟捞鱼。围就是事先商定，沟尾的这一段是你们小组的，那一段是他们小组的，小组之间的水面用竹子篱笆划界分开。每组成员总人数大体一样，家家户户都有份在沟里面捞鱼。鱼并不完全是人工的，也有野生的在里面。我小时候最激动人心的经历之一，就是冬天看大人们在深沟里捞鱼，小孩子在旁边很开心，又叫又闹，又滚又爬。农村里的娃娃不怕冷，光着脚，有的还光着屁股。大人们捞出来的鱼，多数是一两斤大的，偶尔能看到非常大的，两个成年人用扁担抬着，鱼尾巴还会拖在地上。碰上这么大的鱼，幸福得不得了，要放鞭炮庆祝，这意味着年年大有余。除了过年前各个生产队统一安排捞鱼，还有一种鱼获是不用等到过年，平时就可以尝试的，叫叉鱼。这是我小时候最最神往的 “看现场侠客用武”！这些叉鱼的人要眼力敏锐，有很大的臂力，必须是20岁到40岁左右的中青年村民，太嫩生的不行，太年长了也目力臂力不济。一条小船上通常只有两个农民，一个划船，一个挥舞鱼叉，船不能大，一大就会有船行的声音吓走了水下的鱼。我这样的小孩要上船看他们用武，得央求再三。
鱼叉的杆子是细长毛竹经过烘烤后有弹性，不会折断。三叉尖的部分是金属手工敲打出来的，至少有七八寸长，白光闪烁，尖锐也有韧力。很像三国演义里的吕布那个三叉戟，形状更简单一些。小船在二十多米宽、几米深的沟渠里滑行时，有经验的叉鱼人看着水面上的气泡泡，能约莫估计出来水面下边有多大的鱼。太小了的鱼，鱼叉瞄准叉不着，只有到了一尺长以上大的鱼，才能被叉住。鱼叉杆的末梢最细最柔软，至少有两尺左右长，始终紧紧握在操作者的手里。鱼叉甩抛出去的时候，速度飞快，叉鱼者若是不能把细长的梢部抓住，一旦脱手，前功尽弃。鱼叉是没有用绳子系住的，全凭手上的感觉，没个五六年练不出来这个本事。我小时候羡慕得发痴，不知道自己哪年才能练成这个手艺。我们那个地方的农民认为，钓上来的鱼不好吃，把水抽干抓到的鱼也不好吃，叉上来的鱼最好吃，因为它刚才还在游水。
夏天除了叉鱼，我们小时候经常光着屁股去沟对岸偷邻村农家的西瓜，有时还有香瓜。靠近本村子这边的我们不敢偷，都是从沟里游到对岸去偷。如果被大人发现，会追过来拿竹杆打，我们就潜水从沟道逃回过来。过年时，所有小船都挂上了彩色的条幅，大家驾船带着礼物相互拜年。当然，我们一定要到总管庙里去上香。金宝圩经过了一千多年的演化，已经达到传统农耕社会的天人合一和谐状态，是真正精致的生态农业。我离开家乡后，无论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是在周边的东南亚、东北亚、南亚，到欧美和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没有看到别的地方跟它一模一样。可是由于21世纪以来的商业化急剧变迁，现在的金宝圩里面早先的生态系统全被改变了（客气话），直白说就是被毁掉了。养殖业（养珍珠，养螃蟹，养大虾，养黄鳝）养各种各样的商业水产，是总祸源，把四通八达的沟道都给截流，拼命朝水里施放激素和抗生素。十多年前我回去过一次，看看四边，走走村庄，听当地村民说，他们也不敢喝沟里的水，因为沟道周边的土壤里被施放了太多的化肥、农药、机动车的废油。听过这些，我后来再也不想回到我的出生地了，只能让历史的金宝圩像古代山水画一样珍藏在我的记忆里。
金宝圩历史那么悠久，老辈人给我们讲了半传说半野史的故事多多。我家位于水阳江的西边，现在那里还有一个亭子，叫梓潼阁，历朝历代都在维修，是大江西边的最高建筑。我们小时候水阳镇上的房子都是一层的，但那个亭子至少有五层。我为什么对这个亭子念念不忘？是因为在父亲生病转院到宣城县医院之前，我们家被暂时安排在亭子里住过两三个星期。春季夏季和初秋常有雷暴，这个亭子没有避雷器，特别招雷，很危险。我看到亭子顶部闪电频频，又近距离，吓得腿抖。那时也没有电灯，我们点的是煤油灯。我生怕暴风雨来了以后，把家里的煤油灯给吹倒在地下，脚下都是陈年旧木板，一起火就统统完蛋了。我一生怕雷暴，小时候的经验是深层背景。到现在为止，一打雷我就吓得不敢出门，也不愿意住高层建筑的顶层，幼年的恐惧记忆不衰减。
这个亭子是怎么来的呢？据说孙权还没有当吴侯时，他哥哥当吴侯，他母亲是吴国太。孙权是个孝子，“生子当如孙仲谋”嘛！吴国太忽然得了重病，有天夜里，梦中孙权看到面前出现一位白发长者对他说，令慈这个病要想痊愈，你要在这里修一个亭子，亭子建成之时，吴国太的病就大好了。第二天孙权就下令修建亭阁，不久吴国太康复，亭阁自此成为江边一景。因为我们乡下落后，至少在1960年代之前梓潼阁都没有安装避雷针，它本身又是木结构的，被雷火毁掉过很多次，最后一次被火烧掉，已经是在21世纪了。现在看到的是新近重建的。
在水阳江的东岸，正对着亭阁的位置，建有一座塔，叫龙溪塔，以前老辈人也说是孙权时代的遗物。但依据后来的考证，这座砖石结构的塔来历更可靠。目前看到的塔比目前看到的亭阁古老得很多，因为砖石塔能够抵抗火灾，寿命长远。亭阁在河的阴边，塔在河的阳边，古人讲究阴阳搭配。
从金宝圩往北边去的燕翅公社那个地方走到半途，有一块巨大的灰黑扁平石头，上面有马蹄痕迹，老辈人说，这是当年张飞纵马追敌时留下来的。还有一个传说更神奇，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老家距离我们也不远。据说，他的军队即将征服南京时，朱的首席军师刘伯温路过金宝圩，看到这里的圩埂那么高，调剂水的斗门很坚固也能运转灵活，他受到很大启发。心想这个金宝圩除了是重要的粮仓，还是土木建筑的样板，能够为马上就要定都的南京城提供参照。刘伯温仔细考察了斗门结构，随后就把南京城的几个主要城门按照金宝圩的斗门格式改造了一番。
金宝圩的口音，属于很古老的东吴口音。出了金宝圩到了养贤圩，就不是吴音了。从九江到南京，到我们这一代，近代史上经历了清兵南下、太平天国起义等几次大屠杀。三四百年前，清朝入关后征服中原，有嘉定三屠、有扬州十日，江南的士人抵抗得很厉害，从安庆到南京沿江都发生过规模不等的屠杀。清朝中期的南京又成为太平天国的都城，湘军悍将曾国荃攻打南京时，沿着长江一路打下来，这一带反复发生了拉锯战。太平天国最后的几个王中，以忠王李秀成的战略战术最高明，他跟天王洪秀全讲，要守住天京也就是南京，必须守住安庆。守不住安庆粮食就不够，而且从安庆到南京，湘军的水师能够浩浩荡荡东征。所以李秀成最重要的战略要地是安庆，从安庆到南京这一段，来回拉锯战打打杀杀。曾国荃的外号是曾剃头，安庆、芜湖、宣城、郎溪、广德一带死的人难以计量。把太平天国镇压完毕以后，这一大片区域能走路的男人基本上都被杀完了。河里都是尸体，爆发瘟疫后死人就更多。后来，清朝政府就组织从湖北和苏北向长江中下游强迫移民。移民的动力是朝廷需要人口农耕，这里的水田又多又好。好在清兵南下和剿灭太平天国这两次大屠杀都没有影响到金宝圩里面。它太偏离城市了！但是金宝圩的周边尤其是往水阳江的上游走的丘陵地带，大部分是移民，他们的口音很杂很粗鄙难听，金宝圩里面的老百姓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金宝圩里的农民用的那些字眼，我后来才知道是很早以前流传下来的。比如说，他们夸奖某某人很 “小义”，我小时候一直不懂这两个字怎么写？问大人，也讲不清楚。后来我琢磨，小义的参照面就是 “大义”，大义是指政治上的气节立得住，大是大非不含糊，小义就是为人处事立得住、懂礼节、不贪心、有分寸、不会害人、做得好。农民用的这些字眼非常典雅。
讲起来，这些旧风气旧习俗叫人很感怀。对于出生的这个小地方，我到1970年夏季快要离开水阳了，才明白大体上是怎么回事。我出生的地方老坝头，小时候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叫。在金宝圩当了将近两年的知识青年，我内定要被上调到宣城县革命委员会作为革命接班人培养，得问清楚老坝头是什么意思，才弄明白。原来因为金宝圩很大，水域被分成了上坝和下坝，中间有一条十几里长的大坝隔开，有利于调节水流防洪排涝。我出生的小村子刚好是上坝和下坝的分界点，所以就叫老坝头。所有的小船越过上坝和下坝，没法从水面上划过去，得像拔萝卜一样，从中间这个宽坝上拉过去。所以宽坝上就有一块非常光滑的船道，也没什么建筑材料铺垫，就是用人工的办法压得比较结实一点。有些要拉过坝的船比较大，上面塞了货物，很重，得好几个人吆喝着拉，像长江上面的纤夫。所有从这儿过去过来的船，船夫都要在这地方歇一下，喝口水抽一袋烟。这个村子很小，就几户人家。沈从文写的故乡湘西，也有很类似的场景。我们家老早就搬走了，因为我父亲是当地最有名的郎中，老坝头交通太不方便。水阳镇的管理单位要在镇上开一个服务全金宝圩的公家的医疗站，让我父亲当站长。于是，他头一次开始领工资了，一个月有接近30块钱的工资。所以从那时起，我们家既不算是农村里的，也不算是城里人，还没有城市户口。
1949年以后，我父亲的郎中手艺越来越吃香，服务供不应求。中共建立地方政权后，做了一件靠谱的事情，颁布了一个保护耕牛的法规，金宝圩里力气最大的耕田拉物工具大水牛成了有特别身份的生灵。1950年代，农村里对小孩子们进行革命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让他们提高警惕，防止地富反坏分子对耕牛下毒手。阶级敌人搞死搞残一条水牛，对农业生产和集体经济的破坏，要比整死两个劳动力损失更大。我父亲是金宝圩那一带最好的郎中，除了给人看病，还要给水牛看病，特别受到镇政府的重视。我们从老坝头的茅草屋搬迁到水阳镇上，翻身了，被分配了一座老房子。对这座房子，我的印象依然深刻。按现在的看法，这老房子是第一流的文学艺术家度假的地方。水阳镇上的房子不能占用太宽的房基地，圩埂堤坝上的地面辐宽绝对不能被压缩，否则不仅影响交通运输，也影响发大水时的抗洪救援。所以房子前部的三分之一在圩埂上，下面是土地，房子后部的三分之二在水面上，底下打粗木桩支撑起来。房子后部的尾巴上有个小木梯子延伸下去到江面上，不许小孩下去，担心掉下去给江水冲走淹死。家里用水洗衣服、淘米、洗菜，都是在房子后半部的水面上。在陆地面积的前部是中堂，房子正中间最大的那一块，接待客人、家里供天地君亲师的牌子，都在这里。这座大半在水面上的房子颇有一些诗情画意。
金宝圩的土地非常金贵，平时绝不允许挖圩埂把土壤运回自家，这是破坏水利的现行反革命罪。我们从小养成了对土地感恩的情意，家里不大的地面油光发亮，之前不知道住过多少代人了。我父亲调到镇上以后，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从那时开始，我们就不依赖农村里的粮食，主要吃供应粮，杂粮很少，大米为主，夏季也有一点小麦面。
[1] 丁学良：《酒中的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9月第一版，第十一讲。
[2] 柏理安（Liam Matthew Brockey）：《东方之旅：1579 – 1724 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第一版。
[3] 参阅许理和（Erik Zurcher）：《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