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吉娜 | 普通话霸权：中文尊卑背后的权力较量
这种默认普通话等同于中文，并赋予普通话使用者颐指气使、要求他人遵从的权力结构，就是我所称的“普通话霸权”。
谭吉娜（Gina Anne Tam）是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三一大学现代中国历史副教授，兼任女性与性别研究中心的联合主任。她曾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公共知识分子研究员和威尔逊中国研究员。她著有《方言与中国的民族主义，1860-1960》（Dialect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860–1960，剑桥大学出版社，2020年），该书荣获伯克夏女性历史学家会议最佳图书奖。她的作品发表在多家同行评议的期刊以及《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异议》（Dissent）、《洛杉矶书评》（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和《国家》（The Nation）等主流刊物上。她目前正在撰写一本关于战后香港女性与社会运动的书。
“讲国语！”
2023年秋天，在澳门的一场演唱会上，粤语流行天王陈奕迅正借着间奏聊起他的创作心得。突然，几位观众打断了他的独白，要求他从母语粤语——澳门当地的主要语言——切换到国语，也就是全国通用的官方语言普通话。陈奕迅停了下来，立马展开了一场多语言的小演讲，训斥那些胆敢对他指手画脚、妄加干涉的人。他用英语、粤语、普通话和泰语为多元语言表达辩护：“我就喜欢用任何我想要的方式和语言说话！”（Huang 2023）
陈奕迅很快意识到，这些要求里透着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他调侃道："‘麻烦你说国语’就比较好听一点……你可以要求‘唔该’，‘请麻烦你’”…… “难不成David Bowie来开演唱会，你也要求他讲国语、讲广东话？”他暗示，这种理直气壮的态度背后是一种想当然的权力意识。他和观众都心知肚明，大多数人不会对以英语为母语的表演者大呼小叫，要求他们换一种语言表演。但在这些观众看来，粤语使用者应该讲普通话。对他们来说，粤语不过是中文的地方变种，而官方语言普通话才是恰当的交流工具。
正是这种理所当然的态度，让说普通话的人在中文世界里，无论是在工作场所、学校，还是媒体上，总期待听到普通话——这不仅仅是个人偏好，更是结构性的问题。这种期待，是由一系列体制、法律叙事构筑而成的，它们支持并强化了普通话作为“唯一”中文的地位。可别忘了，普通话绝非中国唯一的语言。中国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不同的中文方言和语言，每一种都有独特的语法、词汇和文化底蕴，更不必说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等非中文语言了。但这些语言却未能享有与普通话同等的地位。所以，很多人认为，所有中国人都应该讲普通话。他们被各种直接间接的方式潜移默化地灌输，普通话才是唯一的中文，其他语言都不重要、不强势，甚至是不算“活”语言——只是在地方文化遗产中占个位置，而不是用来真正交流和表达的语言。
语言霸权
这种默认普通话等同于中文，并赋予普通话使用者颐指气使、要求他人遵从的权力结构，就是我所称的“普通话霸权”。“霸权”这个词涵盖的范围很广，但无论是国家、语言还是身份，成为霸权的一方，通常意味着拥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比如，“美国霸权”指的是美国能够迫使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屈从于它的意志；“霸权男性气质”指的是那些能让男性在女性和其他男性面前保持主导地位的特质。说到底，霸权的核心在于权力——它所赋予、保护并维持的权力。这也是一种结构性的力量，不仅仅是个人对他人的影响，更是确保某些群体对他人规训和控制的体系。
谈到语言霸权，最常被提及的就是英语霸权。英语霸权是真正的全球性霸权。正如水村美苗所写：“从未有过一种如此规模的通用语言，能无远弗届、遍布全球，凌驾于所有其他语言之上。” （Minae Mizumura, 2015: 40）因此，说英语的人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光凭会说英语就能在全球畅行无阻，享有物质利益，还能理直气壮地要求机构和个人迎合他们的语言需求。雅各布·米卡诺夫斯基（Jacob Mikanowski）也提到，英语“充满了野心：它是通往教育和国际商业世界的金钥匙，是家长的梦想和学生的噩梦，区分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工具。它无处不在：从全球商业、互联网、科学、外交，到星际导航和禽类病理学。它所到之处，留下了一连串的文化惨案：方言被压制，语言被遗忘，文学被扭曲。”
英语霸权不仅依靠语言本身的力量，还受到其他权力体系的支撑。例如，它与全球的白人至上主义紧密相连。在中国、韩国和日本，众所周知的潜规则是：白人英语教师通常比非白人教师更受欢迎，薪资也更高，即使后者是英语母语者。英语霸权也得益于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好莱坞电影因为与英语和美国文化的紧密联系，拥有举足轻重的全球影响力。
英语霸权与普通话霸权
英语霸权与普通话霸权在很多方面其实仍大不相同。普通话霸权并不是全球性的（有意思的是，现在在中国学英语的人数几乎与美国学英语的人数相当）。由于普通话的影响力在地理上相对有限，因此它的影响范围也局限在更少的语言和方言上。
不过，英语霸权为我们理解普通话霸权的运作方式提供了参照。首先，和英语霸权一样，普通话霸权也是结构性的。普通话是全中国学校里的唯一教学语言，标准普通话除了少数例外情况外，还是电视、广播，甚至社交媒体上的主要语言。在大陆，很多职位都要求应聘者普通话流利，尤其是教师，必须在普通话考试中取得高分才能找到工作。（Wang and Yuan 2013）中国庞大的审查体系也在不遗余力地维护普通话霸权，打击使用其他中文语言的新闻主播，甚至警告社交媒体用户要用普通话交流。（Borak 2020）更重要的是，这种结构性力量已经延伸到了全球。世界各地的机构，从知名大学到联合国，都认可了中国政府在普通话问题上的立场，支持其关于普通话作为唯一标准中文的立场。（UN n.d.）结果是，这种结构很快就影响到了个人层面：以普通话为母语的人，往往能享受到这些体系带来的优待，比如更容易获取资源，在某些职位上更有竞争力，沟通上也比其他语言使用者遇到的障碍更少。
此外，和英语霸权一样，普通话的权力和影响力也会因情境不同而变化。普通话使用者的社会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在的地区、交流的环境，以及他们的经济地位、口音、方言背景、家乡、年龄、性别等个人特征。在某些情况下，普通话的广泛影响力也可能受限；例如，在南方某些地区，不会说当地语言的普通话使用者可能被视为“外地人”，因此遭受歧视或不信任。而在中国西部，普通话霸权的运作方式更为严酷。在那里，多数人根本不讲中文，普通话的推广不仅依赖于教育和媒体，甚至伴随着暴力压制。使用自己母语的非汉族人经常被怀疑有政治不忠或颠覆行为。（Roche 2024；Çaksu 2020；Buckley 2018；Shepherd 2023）这些例子清楚地表明，普通话霸权的种族化程度有多深，其对汉族和非汉族的影响方式截然不同。
抵抗
不过，和英语霸权一样，普通话霸权也不乏挑战者。在整个中文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人挺身而出，反对将普通话视为唯一重要的中文。有些抵抗是以公开的形式出现的。比如，2024年初，屡获殊荣的导演王子逸在谈论她以香港为背景、由妮可·基德曼主演的剧集《外籍人士》（Expats）时表示，她流利的普通话让她能以“内部人视角”看香港，因为她能听懂日常对话。（Deng 2024）但当她因忽视粤语在香港的统治地位而遭到批评时，她在推特上称粤语是“濒危语言”，其重要性比普通话“微不足道”。这一言论立刻引发了粤语使用者的强烈反弹，大家不仅质疑她对香港语言环境究竟有多少了解，还强调个人、机构和团体该努力确保普通话霸权不会吞没这座城市。（Tsui 2024）有些人指出，粤语电影业发展得还是不错。作家阿龙·麦克尼古拉斯（Aaron McNicholas，2024）还提到，过去几年里，香港偏重普通话教学的学校数量大幅减少，粤语又重新成为主要教学语言。而且，全球不少知名大学也开始设立粤语课程，从斯坦福大学到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再到旧金山城市大学。（Selig 2023）其实，反对普通话霸权的不仅仅是粤语使用者。在那些挑战普通话霸权极其危险的地方，也有人勇敢地站出来。例如，2020年内蒙古发生了反对削减蒙古语教育的抗议活动。（Watanabe 2020；Atwood 2020）
此外，还有一些更巧妙的方式抵制普通话霸权。在中国，尽管有网络审查的风险，人们依然继续使用普通话以外的语言创作内容、视频和音乐。（Zhang and Guo 2012；Chu 2022）在海外，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展示语言的多样性。比如，获得奥斯卡奖的电影《瞬息全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呈现了一个在粤语和普通话之间自由切换的家庭。（Kwan and Scheinert 2022）还有一部新剧《孙氏兄弟》（The Brothers Sun），讲述了一个在台北和洛杉矶之间生活的家庭，剧中的角色将台语、粤语和普通话混合使用。（Wu and Falchuk 2024）无论官方如何定义，这些作品都展示了中文社群真实的多语言面貌。
打破语言霸权的枷锁
尽管如此，普通话霸权依然无处不在。对于像中国这样强大、致力于维持其影响力的政府来说，想要挑战这种霸权确实是难上加难。不过，我们必须意识到，虽然霸权是结构性的问题，但人们对它束手无策。毕竟，这些结构都是人创造出来的。面对结构和体制，我们每个人都多少有反思和应对的主动权。正如米卡诺夫斯基所提醒的那样，语言霸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危险的观念：“一种语言适用于所有场合，因此单一语言是某种‘正常’状态。” （Mikanowski 2018）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不让这种观念成为理所当然。
本译文的英文版原载于Global China Pulse（2024年四月18日）。本文参照了作者在其著作《方言与中国的民族主义，1860-1960》（Dialect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860–1960，剑桥大学出版社，2020年）中的研究，以及她于2023年发表在《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上的文章《我们的根源相同：中文语言古老性叙事中的霸权与权力》（Our Roots Are the Same: Hegemony and Power in Narratives of Chinese Linguistic Antiquity）。
原文地址：https://thepeoplesmap.net/globalchinapulse/mandarin-hegemony-the-past-and-future-of-linguistic-hierarchies-in-china/
注释：
Atwood, Christopher. 2020. ‘Bilingual Education in Inner Mongolia: An Explainer.’ Made in China Journal, 30 August. madeinchinajournal.com/2020/08/30/bilingual-education-in-inner-mongolia-an-explainer.
Borak, Masha. 2020. ‘China’s Version of TikTok Suspends Users for Speaking Cantones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ng Kong], 3 April. www.scmp.com/abacus/culture/article/3078365/chinas-version-tiktok-suspends-users-speaking-cantonese.
Buckley, Chris. 2018. ‘A Tibetan Tried to Save His Language: China Handed Him a Five-Year Sentence.’ The New York Times, 22 May. www.nytimes.com/2018/05/22/world/asia/tibetan-activist-tashi-wangchuk-sentenced.html.
Çaksu, Ali. 2020. ‘Islamophobia, Chinese Style: Total Internment of Uyghur Muslims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lamophobia Studies Journal 5(2): 17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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