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岩 ｜ 中国病人：作曲家王西麟这辈子
王西麟诉说苦难，有一种特别的感染力。虽然戴着助听器，他的耳朵还是很背，说话近乎咆哮。说着说着，下巴抖动，一行老泪滚出来，他用手背擦拭。
2011年冬天，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每天下午去他家里听他讲述自己的人生，故而对他的家有特别深的印象：那是一栋建于1980年代的红砖居民楼，他家在四楼，套内面积大约五十几平。采光不好，但是收拾得窗明几净。通往阳台的窗户被改造成一个多宝槅式的花架子，几盆吊兰长得很好。老式沙发和两只宜家风格的躺椅上都铺着洁净的浴巾。陈年的演出海报张贴在墙上。写字台上扔着一柄放大镜和一副老花镜。钢琴挨着写字台，作曲家转过身去就能弹钢琴，再转过身来，就能写字。熨烫平展的西装、大衣、围巾，用衣架挂在衣柜的扶手上。
有时候，钟点工来做饭，小屋被浓郁的醋香充满。房主的“老西儿”本色尽显无遗。此时再回味王西麟那些融汇了秦晋民间音乐元素的交响乐作品，会越发觉得其质朴、有力。
它们来自“土壤”，但不限于“民族风”。它们精致严密，但诗意并没有被严密的乐思窒息。沉重和轻盈、人生不可承受之重和刹那的超脱、欢愉，完美地交织在一起。第一次在北京音乐厅听王西麟的作品演奏会，连我这个音乐白丁都被深深打动。
王西麟是一个“愤老”。对“主旋律”音乐、对音乐教育、对学术腐败、对热点时事，都有自己的想法，并且经常诉诸文字，四处投稿，四处被拒。话题敏感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与文字相比，他的音乐实在是高级得多的语言。经过音乐的过滤，所有的偏狭、抱怨、激愤都被剔除干净。难怪他的同行说他的作品像舍利子。
相比王西麟的音乐，这篇记录他经历、行状的小文实在拙劣。稿件见报后，有读者评论说，王西麟的经历是知识分子苦难的精神史。我想，苦难值得尊重，但比苦难更要紧的是苦难结晶物的品相、质地。以这个标准衡量，年过七旬的王西麟是个好艺术家，也是一条汉子。
2011年11月19日，第五次个人专场音乐会结束，作曲家王西麟把“江南春”饭馆的服务员小王送回住处。这天下午，75岁的作曲家在中山音乐堂的大厅里接人、发票、合影的时候，小王替他拿包、拿大衣。王西麟没有学生，唯一的女儿在外求学。“江南春”离他家走路不到3分钟。
送完小王，王西麟拖着患退行性劳损的双腿，爬上四楼的家，就着白开水吃了一块干饼子。独坐良久，又喝了两杯红酒。
海内外乐团不断发出创作邀约，作品演到了罗马、巴赛尔、科隆、柏林、旧金山、福冈、台湾、香港……但在北京，王西麟却依旧是一个孤独的人，“想找个人说话都难”。最寂寞的时候，他会找出《鲁滨逊漂流记》的碟片，看另外一个孤独的人怎么过活。
暗夜之中唯一一朵花的绽放
音乐会余音在耳。
《殇——之三》精致严密，46件弦乐器织成一首片层丰富的追思曲。《喜剧的对话》用筝、琵琶、笙，惟妙惟肖表现小民擂鼓喊冤、大老爷拍惊堂木的情景。这个以“喜剧”命名的作品有一个沉重的主题：“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太谷秧歌交响组曲》是一幅三晋风俗长卷，闹翻天的社火、泼辣热烈的秧歌、抽抽噎噎的哭声…单簧管的旋律恬静得有如人的呼吸。似乎是薄雾的清晨，乡间小路上走来一架马车。路边的树叶已经飘落，马的鼻息变成白色雾气，车把式沉默不语。突然悲从中来，四支圆号错落，大锣哐哐苍苍，哭坟的民俗小调变成铺天盖地的悲怆。潮水一样的声音退去，一支巴松呜咽许久。在这部山西晋中文化局的委约作品中，王西麟想探讨作曲家和民族音乐的关系：“挪威的格里格、匈牙利的巴托克都吸收了民间音乐的营养，但他们是创作，不只是采风、改编。”
《钢琴协奏曲》在激烈的对抗中开始：一边是整支乐队，一边是一架钢琴。中国戏曲中的板鼓节奏被改造成棒打和鞭笞，贯穿整个乐章。钢琴在低音区铁镣拖地一样撞击琴键，长号和大号锐利，木管像拉响的警报，继之以钢琴一连串的高音呐喊。疾风骤雨过后，秦腔和蒙古长调变成钢琴的独语。长夜如斯，一个人静坐。渐渐地，第一束光射进来。音符在高音区流动，像解冻的河流。弦乐次第出现，黄河中游民间音乐执拗、婉转的旋律游弋其间。弦乐群的声音越来越轻，钢琴的声音却越来越清澈明亮，最后以如歌的琶音飘在乐队的叹息之上，越飘越远，像暗夜之中唯一一朵花的绽放。
他一生只写创作过两个快乐的作品
2010年8月25日，写完《钢琴协奏曲》的最后一个音符，王西麟流下眼泪，四个月的创作时间，好像死过一回，终于到了完结的时刻，华彩炫技被弃之不用，取而代之的是加上弱音器的弦乐背景，钢琴在这个背景之上汩汩流淌。
三个月后，《钢琴协奏曲》的音符在苏黎世奏响，泪水迸出苏立华的眼眶：一个作曲家用生命谱写的音乐终于可以被世人听到！苏立华觉得那仿佛是黑暗中的一个人，在他周围方圆几百里内，只有针眼大的一点亮光。那人朝着亮光奔跑，虽然最后死在黑暗里，但他从没绝望。
“王西麟一生只创作过两个快乐的作品，一个是《云南音诗》，一个是《钢琴协奏曲》，写第一个作品的时候他还年轻；第二个曲子，欢快只存在于结尾的那一瞬，那是绝望中的一点希望。”苏立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迟至2008年，在古典音乐界工作多年的苏立华才知道王西麟，而且还是因为德国科隆室内乐团的首席黑管演奏员告诉他：你们中国有个叫王西麟的作曲家，值得关注。
在荷兰音乐频道唱片公司（Channel Classics Records）任驻华首席代表的苏立华马上搜集王西麟的资料，最容易找到的当然是曾经被国内国外交响乐团在二十几个国家的三十多个城市上演过几百场的《云南音诗》。云南人苏立华惊讶于王西麟乐思之敏锐：他从没去过云南，只是听过几首云南民歌，却把云南的味道抓得那么准。
见到王西麟本人，苏立华才知道：这位几乎没有公开出版过唱片的作曲家创作过七部交响乐、五部交响组曲、十部交响诗、十三部室内乐作品和若干声乐、器乐作品。按他本人的标准，通俗浅显的《云南音诗》充其量是“成名作”，而不是“代表作”。
王西麟请苏立华听自己八年之前创作的《第四交响曲》，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音符顿时充满整个空间，苏立华惊讶地发现：当年年写下《云南音诗》欢快音符的年轻人已经变成了中国的肖斯塔科维奇。
2009年，瑞士“文化风景线艺术节”艺术总监尤里安·库依曼请苏立华为来年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艺术节推荐一位作曲家，苏立华毫不犹豫地说出了王西麟的名字。尤里安·库依曼听过王西麟作品录音、读过他的总谱，经巴塞尔小交响乐团全员投票，慎重地向王西麟发出创作邀约。
王西麟决定借这个机会，写一部钢琴协奏曲，把它献给自己的钢琴老师陆洪恩。
无标题作品的标靶和主题
1957年在上海军乐学校训练班，陆洪恩曾教过王西麟半年钢琴课。多年以来，他对王西麟来说只是一个淡淡的影子，除了谦和之外，王西麟对他的钢琴老师没有更深的印象。1971年，作为“内部专政人员”已经在山西炼狱八年的王西麟“串联”到上海。昔日的同学悄悄告诉他：陆洪恩被枪毙了，死的时候仪态从容，高喊“赫鲁晓夫万岁”。王西麟不敢接话，也不敢深想。
2008年，一个叫刘文忠的陌生人寄来一本陆洪恩传记。不久，王西麟接到陆洪恩长子陆于为的电话，问能不能写回忆自己父亲的文章。王西麟颇为难：我跟陆先生接触不多，恐怕回忆不出太多，但×××、×××和×××，他们跟陆先生学过两三年，何不请他们写？
×××、×××和×××都没有写文章，2010年，王西麟却在报章上读到陈丹青的一篇短文，回忆他15岁的时候跟几百个同学一起，在电视直播上看对陆洪恩的公审，然后跑到延安西路转角，等着刑车开过。刑车被钢板封闭，少年们不知道哪辆车中押着被击落下腭的陆洪恩——他曾冒天下之大不韪直言“工农兵应该向贝多芬学习，而不是贝多芬向工农兵学习”。
用什么样的音乐追思陆洪恩？2010年的春夏，王西麟像一匹困兽，在五十几平米的家中反复踱步，深夜给远在德国的女儿和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打电话、发短信，诉说创作中的焦虑。
“八十军棍打得我冲天愤恨”，林冲误入白虎堂，一边被棍打一边甩着长发高唱，京剧《野猪林》里的名唱段在王西麟大脑中一闪，他立刻跑到梅兰芳大剧院，买回一大堆京剧CD，看袁世海、李少春、看《野猪林》《李慧娘》……
接着，秦腔的旋律也出现出来。自幼及壮，王西麟一直在黄河中游的陕甘晋一带生活，看过很多秦腔老戏。年幼的他对《游龙戏凤》一类贵族戏不感兴趣，对偏偏对苦戏记忆犹新，成年以后，这些来自低处的声音成为经常在他潜意识里涌动的河流，“越老越派用场”。“那些遭罪的人、被陷害的人，唱着叫着就被杀了。他们的哭腔特别厉害。”王西麟印象最深的是《走雪山》。一家人被魏忠贤所害，就剩下小姐和老仆曹福，两人爬过大雪山投奔亲戚，老仆冻死了，小姐一声“老曹福……”满腔的悲愤从丹田拔入云霄。
这些或悲愤或铿锵的声音，给王西麟以灵感：“我常想，‘风萧萧兮易水寒’当年是用什么调子唱出来的？今天的语言跟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呼喊是一样的。”
乐队排山倒海地渲染鞭打，钢琴是屈死的冤魂，中国戏曲特有的“复调”——绕弦和紧拉慢唱将两者啮合在一起。在所有的地方戏里，山西梆子以唱腔极高著称，像朔风黄土一样粗粝，像汾酒一样浓烈绵长。王西麟把蒲剧名角阎逢春的唱段做交响化的处理：引入更多的声部，对核心旋律进行变奏，在不同音阶上参差奏响。一时间千炮齐发，万箭钻心，旌旗烈烈的秦晋古风变成现代公民的呐喊……
四个月的时间，草稿积了厚厚一叠，橡皮用掉八九块。有时候他整天关机，害怕任何声音的打搅；有时候他趴在写字桌上睡着，被钟点工捅起来吃饭；没有钟点工的时候，十根油条、两盒凉面就是他一天的伙食。他像刚学作曲时一样艰辛、勤奋，他向朋友抱怨：已经够忙了，还要买菜、吃饭，到医院看牙……
从学生时代起，王西麟就秉承无标题创作的原则，他不希望音乐成为“中心思想”的注脚。他把正在创作的作品命名为《钢琴协奏曲》。这个毫无指向性的名字，其实有一个明确的靶心——创作于1970年的《黄河钢琴协奏曲》。
创作于1970年的“黄钢协”从抗战时期广为传唱的《黄河大合唱》改编而来。当时，《黄河大合唱》的词曲作者光未然和冼星海已被打成文艺黑线。钢琴协奏曲既要借鉴《黄河大合唱》的音乐素材，又要跟原作拉开距离，在第二乐章加入“信天游”的引子，在第四乐章加入《东方红》《国际歌》的旋律，“创作者做了最大但仍然是有限的努力，但‘黄钢协’充其量是改编，而不是创作，是‘弹合唱’‘弹歌’。”很多音乐人私下表达对“黄钢协”的不屑，王西麟却把实话大声说出来：“‘文革’在中国结束已经34年了，和《语录歌》一样代表代表‘文革’文化的《黄钢协》至今仍在演奏，中国音乐界四十年拿不出一个新作品？这是我们所有人的羞耻。”面对不同的听众，王西麟曾大声疾呼，人们要么沉默，要么微笑。
自修者，从红专到白专
“这部作品可以被列入任何一个世纪的上乘之作。他的技术，使人无法相信他大部分时间是一个自修者。”2001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吉姆·考特听过王西麟的《第四交响曲》之后，做出这样的评价。
从1960年代起，王西麟就是一直是一个刻苦的自修者。直到今天，75岁的他还在学英语，尽管也许一个星期才能记住几个单词。
这位自修者跟音乐结缘完全是一个偶然。1949年7月，西北野战军从西安向新疆进军，路过甘肃平凉。散学回家的平凉中学学生看见传达室门口站着两个穿黄军装的男人，一个拉提琴，一个拉手风琴。看热闹的孩子围了一圈，胆大的受到鼓励，上前又唱又跳。王西麟也去拨动乐器，他在教会小学玩过手风琴，也识五线谱，格外显眼。当天，两位军人把他带回兵营。晚上，王西麟想回家，军人却说：回去就出不来了。
瞒着家人，13岁的王西麟穿上军装。父亲死后，家道愈加衰落，出去一个人就减少一份开销。
在王西麟遥远的童年记忆里，父亲王缄三当过岐山县县长、当过胡宗南部保安处的处长。家里有他穿军装、扎武装带、配短剑的照片。1945年之后，失业的王缄三流落到甘肃平凉。平凉地方虽小，风水却不错，西北赋闲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聚集此地——这是王西麟在1964年“社教运动”中知道的，人们挖掘他的反动根子时经常会说“平凉是匪窝”。
“匪窝”盛行秦腔，逢年过节连天演戏。《三滴血》《滚钉板》《走雪山》……每每是苦情戏给十来岁的王西麟留下最深的印象。平凉有些小书店，王西麟经常去站读，契诃夫、高尔基、巴金、胡风的文章、碧野的小说……
在平凉，父亲的营生是贩卖布匹。生意不好，傅作义的堂兄傅静斋从旁指点：何不投奔我堂弟？大家都是山西人，你又做过官……王缄三穿过六盘山，从平凉坐车到兰州，从兰州到宁夏，从宁夏到张家口，1948年年底终于找到了傅作义。有人说他做了绥远崇礼县的县长，但王西麟认为父亲充其量是一名勤杂人员，他寄金圆券回家的信封上印着“张家口敌伪财产管理委员会”。
不久，张家口吃紧，傅作义派嫡系35军去支援，却在新保安被解放军全歼，后勤人员王缄三死在乱枪里。因为丧父，在西安上医学院的哥哥一度自杀，出院后变得沉默寡言。因为家贫，王西麟一度失学半年。
在部队文工团，因为学历高——上过初一，王西麟被委以弹手风琴的重任。多年以后，他认为这是继当兵之后，老天对他的另一次垂青：弹手风琴要识五线谱、懂得和声，而这是以后进修必备的基础。
1952年，解放军要成立军乐团。西北野战军第11师从冯玉祥旧部里招揽了一批军乐教官。很多军乐是从西方古典音乐的经典乐曲里化过来的，音乐品质相当纯正。世界向王西麟打开一扇更大的门，聪颖加勤学苦练，他很快脱颖而出，当上教战友乐理的小教员。
1955年，解放军在北京成立中央军委军乐指挥专科学校，一个师选一个人，19岁的王西麟成为当然的人选。一到北京就赶上了“肃反”，但“肃反”并没有在听《曼弗雷德交响曲》时簌簌落泪的年轻人心中留下太多阴影，每有空暇，他就钻进学校的资料室，听贝多芬一二三四五六交响曲、德沃夏克的《自新世界》、格里格、阿依达……四年学制过去四分之一，他已经觉得学校的水平太低，学不到什么东西。校方一边批评他“个人主义”，一边秉承“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把他送进了水平高一些的上海军乐学校。在那里，王西麟碰到了陆洪恩。
半年之后，政策有变，上海军乐学校解散，学员只能各回旧部。王西麟心有不甘：学音乐学了好几年，音乐学院的门槛有多高啊？开夜车写出一首《青年战士进行曲》，他去投考上海音乐学院，一考即中。
1958年，王西麟是“上音”有名的积极分子。谁都知道作曲系有一个穿黄军装的大个儿，劳动卖力，对学校受旧时教育，穿高跟鞋、抹口红、上台演奏一摆一扭的教员一千个看不惯。
如果不是1960年发生的三件小事，王西麟还会“又红又专”很多年。
这一年，他的姐姐被打成右派，遣送到新疆劳改，来的信字写得非常潦草，跟弟弟要红糖、要草纸。虽然在“三年自然灾害”中，王西麟完全无法想象那封信从新疆辗转寄到他手上所历经的艰辛。暑假，大部分同学下乡劳动，学院的两个尖子留下来学琴，不久从国外拿奖回来，一见面，王西麟自觉矮了一大截。他爱上一个钢琴系的姑娘，去表白，却被对方一把推开。王西麟大为羞愧，独自在公园淋了一夜雨，进校之后一直膨胀的政治优越感第一次被业务上的自卑感击败：因为对方在被称作“上音之花”的钢琴系学习。“一定要学技术，没有技术寸步难行！”冷雨钻进脖领的时候，王西麟对自己说，他发誓在毕业之前写出一部交响乐。
要写交响乐，先要写一部四重奏。大四下半学期，王西麟用三个月研究四重奏的技术，用25天写出三个乐章的《弦乐四重奏》，从此，王西麟再也没法“又红又专”了，他迷上了作曲。他渴望成功，相信只有个人奋斗才能自己救自己。《四重奏》的成功证明了在创作之前先独立解剖大师的作品，掌握技术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自学之路。王西麟一生的苦修从此开始。
落难山西，管不住的嘴
四支竹竿立起，破布周遭一围，几盏汽灯在风中摇曳。台底下两堆火，看戏的人坐在土疙瘩上，前心烟熏火燎，后心被山风吹得冰凉。那是1970年代晋东南的深山沟里，白天只能唱样板戏，老百姓不爱听，地方戏套样板戏的唱词，腔都变了。土剧团要吃饭，只能钻到最偏僻的山沟里，半夜搭台，只要有戏听，下大雨老百姓都不走。
一颗明珠土内藏 千年未曾放豪光
我是南朝一员将 大破幽州落番邦
《乾坤带》里杨八郎的唱腔让王西麟悲从中来。他钻出人群，裹紧破大衣，爬到附近的山包上。向下看，铿锵的锣歌被风吹得走了样，鬼火一样的汽灯仿佛随时都会熄灭，台上的悲欢离合让台下看得发痴。
“陈子昂大概就是这样，‘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关汉卿大概也是这样吧。”那一刻，身处晋东南大山中的王西麟觉得一千年的悲怆都在自己身上。转眼之间已是下放山西的第10个年头，刚过而立之年，牙却已经掉了一颗，希望尚不知在几千几万里以外的地方。
厄运是从1964年开始的。
1962年，王西麟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央广播交响乐团。到岗即失望，乐团以伴奏和为广播节目配乐为主，根本不搞交响乐。1964年，“给领导干部下楼洗澡”的“社教运动”进入尾声。经领导一再启发，年轻的创作员终于没忍住，在学习了一夜毛主席著作的基础上，自以为有理有据地批评中央广播局“民族化、群众化、广播电视化”的文艺方针。
厥词一出，先是开除共青团，下放郊区劳动一个月，继而被定性为“内部专政人员”。劳动大会小会批斗，全团侧目。批判异常猛烈，28岁的王西麟在会上吓得瑟瑟发抖，自觉自愿地深挖自己的“阴暗心理”：看到红颜色和毛主席像都害怕，睡梦中父亲的幽灵突然出现在床头……越交代越糟糕：此人不能在北京的喉舌部门工作，下放山西。
“三千个农民才能培养一个大学生，我太糟糕了！”带着洗心革面的决心，王西麟来到只有三四十人的雁北文工团。没有钢琴、没人识五线谱，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五年书白念，王西麟重新拉起手风琴，拉的无非是《十二把镰刀》《大海航行靠舵手》。周围没有一个朋友，却要实心实意地把每个人当作好人，给他们讲课，给他们打饭、打洗脚水、扫地、扫厕所；扛最沉的道具箱子，爬上浮土寸许的土礼堂横梁挂幕，“四清”拼命表现，争当五好队员……白天干苦活赎罪，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做复调的习题。“再也没有路可走了，业务千万不能丢”，王西麟告诉自己。
曾经批评交响乐“民族化”的王西麟，此时认真地学起民间音乐，用以歌颂党的三面红旗和当地的先进事迹。《藏寨大合唱》共七个乐章，有前奏、有尾声，配器讲究，旋律雄浑，在当地传唱一时，它的作者却越来越看不到希望。
转眼到了1965年的冬天，下放了整整一年，回北京的事却都没人提，王西麟开始整宿说胡话，大喊大叫，被确诊为“神经官能症”，住进医院。
住院住到第六个月，文革开始，王西麟的档案被公布，人们很快知道他曾经攻击过党的文艺方针、隐瞒过成分，是被北京的单位开除的。一队人马冲到医院，把病人拉回揪斗。戴高帽、挂黑牌、大会、小会、文斗、武斗……折腾半年之久，大串联开始，王西麟被革命群众暂时遗忘。他趁乱坐火车跑到太原，惊讶地发现：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漫画贴在太原土黄色的大街小巷。
在省歌舞团，革命群众发现一个不知从哪里跑来的大个子，会拉手风琴、能指挥、会作曲，并且在派系争斗中为本派说过话，遂拉他入伙。王西麟风光了好一阵子，一度在“五一广场”指挥大合唱。有革命干将帮忙，他甚至一度调出自己的档案。1955年“肃反”运动的结论赫然写道：王西麟同志1949年9月参加我军，工作积极肯干，对他的父亲的历史并不清楚，是逐渐了解，逐渐交代的……
档案在手，隐瞒成分的说法不攻自破，王西麟拿着这份法宝回到北京要求平反。可“清理阶级队伍”在这时开始了，王西麟又被卷回大同。1968年秋天，工宣队进驻文工团，大字报再一次铺天盖地：王西麟写的《藏寨大合唱》是毒草，他把劳动人民愉快的劳动写得沉重不堪；王西麟教我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让我对着空虚的茫茫大海歌唱……
1968年10月28日，夜里十一点左右，一个低沉的声音自门外传来：王西麟出来！王西麟穿上裤子，趿拉着鞋，刚走到门口，就被黑布蒙上眼睛，跟着，毛巾塞进嘴里，麻绳倒捆起双手。黑布让人觉得恐怖而窒息。毛巾把唾沫吸干，嗓子瞬间冒火。被三五个人推搡着，王西麟在户外绕了好几圈，夜里十二点左右，一行人走进一个安静的房间。“脱裤子，脸切墙站好！”一声大喝，审讯开始。两个小时之后，他的下肢皮开肉绽。
大同呆不住了。王西麟把从北京带来的四个喇叭的收音机以60块钱的价格卖给一个罪状略轻的“牛鬼蛇神”，穿上最结实的一双破皮靴，准备伺机而逃。逃到哪里去？十几岁当兵，一想到要当盲流，王西麟就心惊肉跳。
潜逃不成，处境更糟。从1968年年底到1969年年底，整整一年，“地富反坏右”们胸前挂着黑牌，被一根绳子牵着，从一村跋涉到另一村，从一县跋涉到另一县。天还不亮，大地一片肃杀，方圆几公里只有一列蝼蚁一样的人在冰封的河流上彳亍而行。每到一处，他们先被关进一间小屋，在满屋臭屁味中等待凌辱的开始。批斗时的经典站姿是“喷气式”。一个小时、三个小时、六个小时……汗水吧嗒吧嗒掉在地上，冷不防后面后人踢膝盖窝，坏分子一下子趴在地上……有时要站在条凳上做高难度的“喷气式”，条凳窄，人的重心前倾，一上去就是人倒凳子翻，像狗一样被人驱赶着满地爬。
没过多久，跟王西麟一起被揪出的三个人中的一个精神失常。王西麟开始反抗，可结果却是挨打的次数越来越多，下手越来越重。门牙被打掉了，左耳丧失了30%的高频听力。
长治，千重万重的门
1970年年底，命运的翻云覆雨手出其不意地伸来。晋东南地区的司令员要搞样板戏，但晋东南歌舞团没有一个人会看谱，有人点拨：大同有个能人，北京“掉”下来的，已经管制起来了，不过不是右派……司令员手一挥：这个人我们要了！
临近年关，雁北文工团去平陆县办学习班的卡车即将出发，连人带行李已经装车完毕。突然有人面无表情地在车下喊：王西麟！下车！行李扔下来！
事先已经听到消息的王西麟知道，他的调令，在最后一分钟，来了。有人被压在一层层的岩石地下，不知道怎样才能透一口气，有人却一句话就把千重万重的门打开。从大同到长治，要坐一天火车、一天汽车。到站的时候，王西麟蹲在马路边，呜呜痛哭：34了，命运又把他抛到了一个尘土飞扬，举目无亲的小站。
来接站的人似乎相当热情，一口一个“网劳四（王老师）”。卸下行李，王西麟成了样板芭蕾舞剧《白毛女》的乐队指挥。经他一阵点拨，过去因建制不全，发不出声音的乐队很快就吹出响亮的曲子。灰头土脸了7年，王西麟又在人群中找到了跌碎已久的尊严。
1970年代，一批有音乐才能的“破落子弟飘零户”汇集到长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翁文灏的侄孙、阎锡山大老婆的外孙、北京、天津、上海乐团的下放子弟、能拉提琴、能把五线谱看得很溜到的知青……王西麟是他们的头头。
排练小型歌舞演出，排练样板戏，从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到《黄河钢琴协奏曲》、……创作若干后来看是“说假话的音乐”，王西麟忙得不亦乐乎。又能搞业务了，还能跑到北京上海去看样板戏，甚至有权把会拉大提琴的“反革命分子”后代调进歌舞团！
丁玲也在长治，她的崇拜者去看她，带回一张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旧唱片。当时王西麟已经是“自由民”了，丁玲还是反党分子。听着原本属于丁玲的“贝九”，王西麟心头一阵热一阵冷。
很快，团里一位上海姑娘对王西麟表示出有明显的好感。但王西麟不想谈婚论嫁，“一成家就拴住不能走了”。一个有情一个无意，拖拖拉拉三四年，有人来通风报信：王老师，你还不着急啊，×××和人往大街上走去了。
王西麟着急了，去找姑娘谈话，“一说，她马上就过来了。”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广播乐团的指挥聂中民介绍王西麟认识了李德伦，李德伦读了王西麟在六七年前创作的《云南音诗》和《第一交响曲》，有意把他调到太原或西安大一些的歌舞团去。
从1972年到1977年，王西麟的档案在西安、太原的文艺团体转了好几圈，没人愿意接收一个“内专分子”，不管他多么有才。
王西麟彻底绝望了。“算了算了，哪儿也不去了，我不过是想搞交响乐，不让搞就算了，我就在长治当中学教师好了”，以头撞墙之后，他喃喃自语。
在心如死灰的38岁，王西麟结婚了。几天之后，夫妻俩人就开始吵架，丈夫还是想走，妻子却觉得：长治不错，自己已经是舞蹈队的小头目，丈夫在团里也受尊重，何必折腾？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垂天之云……”，一人独坐，背着庄子的《逍遥游》，王西麟经常流下又咸又凉的眼泪。
文革结束：叫不醒的人
1978年的冬天，李德伦从中牵线，王西麟调到北京歌舞团。身上的黄棉袄还是1956年，上军乐学校的时候，部队发的。妻子说，快脱了吧，一件破棉袄，穿了22年。
棉袄可脱，噩梦难逃。多少个夜晚，王西麟梦到自己跋山涉水，上天入地，却怎么也到不了北京。心惊肉跳地睁开眼，发现自己正躺在北京的一栋筒子楼里，才长舒一口气。
1981年，王西麟参加黄健中和陈凯歌执导电影《一叶小舟》的拍摄。全剧组的人都知道：王作曲晚上睡觉大喊大叫，跟人辩论，有事件、有人物、有情节、有高潮……他们非但不叫醒他，反而在他床头围了一圈，看他叫喊，长久作为笑谈……
从1980年代起，中央乐团的前键盘手梁和平就是王西麟为数不多的莫逆之交之一。1990年代，有了家用DV，梁和平开始有意识地记录长他18岁的老友。
在梁和平的影像资料里，十次有八次，王西麟是语无伦次的。“他特别敏感，别人眼神言语中一丁点的不信任都会被他捕捉到，他就极力想把话说明白，嗓门越升越高，话越说越急，越说越乱……”梁和平回忆。
那是王西麟的典型症候：情绪极易亢奋、焦躁，与人稍有龃龉，就仿佛回到百口莫辩的挨整时代。
北京是回来了，可14年的青春一去不复返。14年，别人可以做多少事情？每次经过心目中的交响音乐圣地——中央乐团，王西麟自惭形秽得头都抬不起来。可是他很快发现：文革十年，除了几个样板团排了几出样板戏，别人也没做什么事情。1978年，中央乐团的指挥韩中杰挖掘新人新作，居然选中了自己1963年创作的《云南音诗》。
老了整整15岁，在流火的1978年夏天，王西麟终于在中央乐团的新作品音乐会上听到了《云南音诗》的第一个音符。不久之前，他在排练厅中试奏自己的作品，不小心把粗糙油印乐谱掉在地上，低头去捡的时候，做过无数苦役的双手不住颤抖。可是现在，掌声像除夕夜的爆竹，清脆热烈，毫不迟疑，持续不断。在掌声中，王西麟上台，那是他生平第一次被介绍给中国音乐界。
3个月后，《云南音诗》被安排在民族宫大礼堂作为“国庆音乐会”的曲目正式公演。3年之后，全国首届交响乐作品评奖，《云南音诗》得了一等奖。虽然半年之后才拿到应得的五百元奖金，王西麟布满二十年愁云惨雾的脸上第一次有了笑容。
按照中国逻辑，“得奖作曲家”的身段应该立刻不同，但王西麟脑子里完全没有这根弦。知道音乐学院有国外专家的讲座，他从北三环骑到西二环复兴门，跟大学生一起听讲。“学习情报”不准确的时候，等他骑到音乐学院，讲座已经开完。一旦知道谁手上有大家名作的总谱，王西麟会找各种关系，把谱子偷偷复印到手。
当时还是中央乐团键盘手的梁和平记得，自己当年迷即兴演奏，整个乐团的人都说他弹的是噪音，偶尔来团客串作曲的王西麟却对他的录音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北京的风毕竟与山西不同，文革甫一结束，各种新鲜理论扑面而来，王西麟突然发现：很多东西自己都不会！世界交响乐早已翻过古典音乐那一篇，而自己仅有的一点现代音乐的知识还是上大学时候看的几部苏联电影的配乐，工作以后在资料室里听到的马尔蒂努《第六交响曲》、阿什卡伊《弦乐和定音鼓的交响乐》……
42岁那年，王西麟开始自学现代作曲技巧，勋伯格、巴托克、斯特拉文斯基、潘德列斯基，12音技法、音块理论、无调性、简约派音乐……在创作于1982年的交响组曲《太行山印象》第四乐章《残碑》里，12音体系已经运用自如：乐队铺垫出冷峻的背景音，巴松呜咽吹出的哭坟调子，似乎随时都会被冰冷的空气冻住、被凛冽的山风吹散。这段音乐的灵感来自1970年代，王西麟在长治最偏僻的乡下看梆子老戏的经历。
学习、创作。除此之外，女儿是唯一的寄托。为了学钢琴，女儿无数次挨爸爸的狠揍，早已不睦的夫妻关系雪上加霜。妻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干得有滋有味，丈夫认为舞蹈终归是碗青春饭，她应该极早学音乐、学文学，以便向编导转行。她响应不热烈，他认定她是安于现状的小市民。争吵越来越多，越来越凶……
中年苦涩，疯子的歌
王西麟品味中年苦涩的时候，年轻的第五代作曲家已经在六部口的北京音乐厅，开起个人专场音乐会。谭盾、瞿小松、郭文景、何训田……谁拉到钱谁就能开。
每一场音乐会对王西麟都是不小的刺激。他把年轻人的乐谱拿来学习，固然羡慕，可也不满足：年轻人会很多新技术，但其中也有不少“小杂耍”。那不是王西麟想表达的东西。“我铆足了劲，想把自己文化上的苦说出来！”王西麟回忆。
1985年，北京交响乐团从北京歌舞团独立出来，需要一个开门作品。王西麟主动请缨，不被理会。离演出只有一个月的时候，原定的作品流产，王西麟临时救场，用一个月的时间写出交响诗两首《动》和《吟》。
《动》是快板，《吟》是慢板。《吟》的灵感来自大同石窟，1960年代下放雁北歌舞团，王西麟去看过那些举世闻名的佛像，不过他看到的不是温柔敦厚、极乐大同，而是完全相反的东西：大佛高高耸立，慈眉善目，小佛不及人的手掌大，围成一圈，佝偻着背，抬起莲花宝座。“这就是人间社会：大官、小官、大佛、小佛、等级森严，我就是被莲花宝座压在底下的那个……神界跟人界一样……”，王西麟对自己说。
12音体系在《吟》中得到了娴熟的运用。乱哄哄的铜管表现出庙堂的阴森，原本低沉的木鱼变奏成成神经质的高音。善男信女进庙烧香，脸上的表情似哭似笑……顷刻之间，管弦齐奏，那是黑夜中鬼魂造反的喧嚣。
王西麟想写一首疯子的无调歌，这样的意图自然无法直接表达，于是叫《吟》。没人知道《吟》的创作动机，但在当年的新作品评奖中，还是有人听出它是“伤痕音乐”，不能参评。
王西麟自己知道，《太行印象》《动》和《吟》属于小试牛刀，他憋着劲，要写一部更大的作品。这作品最初的创作动机出现在1968年。王西麟被人压着，挨村游斗，尝尽屈辱，心里想的却是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跋涉的十二月党人。要为苦刑犯写一部大悲剧！多年以来，这个念头在王西麟的脑海里时隐时现，但一直苦于技术不够，直到1986年到1988年，陆续得到几件法宝：波兰作曲家潘德列斯基的《为了52件弦乐而做的挽歌——献给广岛殉难者》和他的《第一交响曲》、约翰·亚当斯的管弦乐作品《和声学》……。
溽热的1-9-8-9年夏天，王西麟闷在福州的一家小客栈里，潜心研究《为52件弦乐而做的挽歌》。这个只有8分26秒的作品尝试用传统乐队表现电子乐队的效果，12把小提琴发出极高的声音，与中提、大提低沉的轰鸣形成强烈反差，仿佛世界末日一般。在潘德列斯基之前，没人听过这样的音乐。
现代作曲的记谱方法完全变了，五线谱被或粗或细的黑杠取代，黑三角朝上朝下……每个记谱符号的含义、乐谱中或长或短的理论提示，王西麟都要字典来查。弄通文法，分析乐理……王西麟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写成一篇论文。多年以后，他把这篇论文拿给潘德列斯基看。潘氏惊奇地发现：这位中国同行的分析跟自己的乐思高度吻合。
正式开始创作，王西麟的脑海里整日翻腾各种声音、画面、事件：
1975年，他在晋东南歌舞团的公用电视里看到的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被苏联驱除出境；1987年读到的《古拉格群岛》；肖斯塔科维奇用《第十三交响曲》再现俄国妇女在冰天雪地里排几个小时的队买菜；闻一多在《静夜》中发出的呐喊：“静夜！我不能受你的贿赂。谁希罕你这墙内尺方的和平！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俄国作曲家穆索尔斯基创作的四幕歌剧《鲍里斯·戈都诺夫》里，疯子跟沙皇的对骂；扬州八怪笔下的疯汉，一身烂絮，首如飞蓬，唯独双眼雪亮；罗丹的雕塑《老娼妇》展出，年轻的姑娘不敢看。她乳房干扁，满脸皱纹。这座又名《欧米尔》或《她曾是一个制盔匠的妻子》的雕塑委实是一部大历史，不再“贝九”之下……
这一切，都被王西麟凝固在《第三交响曲》里。
1991年，王西麟自筹资金开了第一次个人专场音乐会，《第三交响曲》在这次音乐会上首演。在第三乐章《慢板》，王西麟用乐队和低音长笛配合成功地表达了他多年的人生体验：寒夜好像被冰冻住了。
北京现代音乐的阵营正式接纳了这位55岁的作曲家。
音乐会后不久，王西麟离婚了。
《第四交响曲》，不该说的话
梁和平是个有心人。这位中央乐团的前乐手、崔健团队的前键盘手爱用家用DV记录身边的朋友。他记录下来的影像资料里有一场古今中外不会再有的音乐会。
在王西麟五十几平米的家中，瑞士小提琴手Egidius Streiff站在局促的客厅兼书房里拉琴，王西麟坐在沙发上，用一张嘴代替整个乐队，“嘀嗒嘚，嘀嗒嘚”地替他伴奏。三五听众围坐四周，一曲终了，人们鼓掌，作曲家和小提琴家彬彬有礼地谢幕、返场。
1999年，台湾交响乐团团长陈澄雄邀请王西麟创作一首交响乐，表达他对即将过去的二十世纪的看法。这是王西麟《第四交响曲》的由来。一切顺利，北京市文化局也很支持，甚至给王西麟供职的北京交响乐团划拨了40万经费，要为王西麟办一场个人专场音乐会，在音乐会上将演奏《第四交响曲》和《小提琴协奏曲》等若干曲目。北京的思想界、理论界对这场音乐会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中国青年报》的编辑卢跃刚专门在中国音乐学院为王西麟张罗了一次百余位京城思想界名流参与的座谈会。
在会上，王西麟放了10年前创作的《第三交响曲》，之后即席演讲。一个满肚子学问却长久谋不到教席的人，一张嘴就刹不闸。在自己浑然无知的时候，王西麟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20世纪最大的悲剧是共产主义被人们苦苦追求又无情抛弃……
第二天，王西麟一到乐团就被告知：王老师，文化局让您去开会。“不去，马上要排练了！”王西麟低头走进排练厅，却发现：指挥谭利华没来，说是生病住院。
演出在即，救场如救火，王西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面给朋友打电话另找指挥，一面撸胳膊挽袖子打算自己客串。指挥棒抬起又落下，乐队阙然无声，没有一个乐手响应。王西麟这才回过味来。
文化局催开会的第十二道金牌又来了。王西麟临时叫来已经抵华，为《第四交响乐》做准备的瑞典小提琴手Egidius Streiff、自己在《中国日报》社工作的加拿大裔太太、作曲家瞿小松的妻子吴澜，驱车前往文化局。吴澜当时在为瑞典的机构拍一个关于中国音乐家的纪录片，此时她冒充王西麟的外甥女，提着摄像机，走进文化局执法科的办公室。
一行人做好了据理力争的准备。王西麟质问“为什么不让我演”，跟女公务员发生争执，对方一度要叫保安，被追问叫保安干什么之后，又讪讪收声。
10分钟谈话很快结束，音乐会被取消了。坐上回程的车子，激动过后的王西麟开始难过。两三天之后，好友梁和平接到电话：晚上你带着机器来，我们家有一场音乐会……
2001年，中国爱乐乐团邀请“20世纪最后的作曲大师”“活着的贝多芬”潘德列斯基来京演出。王西麟在上海音乐学院上学的女儿知道这个消息，打电话回家：潘德列斯基来了，你想办法把你的曲子拿给他看，让他评价一下，你的水平到底如何，如果他不赞赏你，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王西麟辗转打听到潘德列斯基在王府井君悦饭店的房间号码，拨通，用结结巴巴地英语对潘德列斯基说：你还记得我吗？我是王西麟，我最近写了一首交响乐，可以请你看看吗？
第二天通电话，潘德列斯基兴奋地说：“It’sgreat！come！come！（作品很棒！快来！）”潘氏向王西麟允诺，他会说服中国爱乐乐团由他本人演出此曲。王西麟大喜过望，可是过了几天也没有下文，后来知道，“爱乐”不愿冒此风险。作为补偿，潘德列斯基给王西麟写了一封角逐严肃音乐格莱威米尔大奖的推荐信。信寄出去的时候，评选已经截止了。
《第四交响曲》雪藏4年。2004年，由王西麟的学术知己、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杨立青在“上海之春”音乐会悄悄上演，一年之后，CCTV3《音乐人生》为王西麟录制了50分钟的专题节目。2006年，北京文化局找到王西麟，提出为他办一场个人音乐会，《第四交响曲》在京首演。
有人在网络上发表评论：“第四”非但不美，听的时候甚至给人痛苦的感觉，但这些都不能掩盖作品的艺术和社会价值。正如德国作曲家艾斯勒评论勋伯格的音乐“有一种绝望的基本音调”，并“不使人舒服，不崇高”。勋伯格“没有使他出生的社会秩序变形，他没有将它美化，他没有给它涂脂抹粉。他在他的时代面前举起了一面镜子。镜子里所照出的是不美的，但却是真实的。”
王西麟对不会四大件作曲技术，不能读总谱的纯文字乐评并不看重。2008年，《第四》在罗马演出，一位意大利雕塑家对他说的话却长久被他引为知己之论。《第四》里面有三个人：有爱心的人、愤怒的人、怀疑的人。
尾声，打不死的主旋律
《第四交响曲》的一波三折既不是王西麟音乐生涯中的的第一出，也不是最后一出悲喜剧。1980年批评“聂耳冼星海道路”，1988年在专业期刊上撰文检讨毛的文艺路线，都曾让他错失可能受重用的机会。以他的学识，在国内音乐学院多年谋不到一个哪怕是讲师的教职。
1990年代，王西麟教过一个“黑学生”。音乐学院的年轻人上门拜师，王西麟几十个课时教下去，学生们有些把课堂笔记整理拿去在学术期刊发表，有些在王西麟的辅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有人连续三次在国际作曲大赛中拿到名次，但极少有人在公开场合说自己是王西麟的学生，论文中也绝口不提王西麟的名字。他们的导师仍旧是某某学院的某某某教授。
2005年，俄罗斯作曲大师索菲亚·古柏多琳听到王西麟的作品《四重奏》和《铸剑二章》，赞誉有加。同年10月，王西麟出乎意料地接到《人民音乐》和音乐家协会的座谈会邀请，这样的邀请他已经多年没收到了。每位与会者的桌前放了一页纸，当日的讨论主题清楚地写在上面：深入开展主旋律创作。
一看这个题目，王西麟的血就往头上涌。2002年，某第五代知名作曲家应广东省委宣传部之邀创作了大型交响乐作品《东方红日》。这本是一件创作者本人都未及多想的应景之作，却让王西麟大为愤怒。当时他刚结束在香港的演出，一到广州就从报纸上读到对《东方红日》的大幅报道：全乐共四个乐章，第一乐章《东方红》、第二乐章《春天的故事》、第三乐章《走进新时代》、第四乐章《国歌》……
“我的眼睛立刻红了，好像一个重重的耳光打在的脸上。”王西麟三次把索尔仁尼琴写给大提琴家罗斯特罗包维奇的信抄下来，寄给《东方红日》的作者“通常，为了艺术的艺术是存在的，但这偏偏不是俄罗斯的传统。在俄罗斯，这种艺术不会留下感激的记忆。这是因为我们国家有着另外一种传统，即我们总是要求本国的天才置身于人民的苦难之中。”
三封信不见回声，王西麟才在《人民音乐》撰文，文章甫一刊出，立刻引来对方的唇枪舌战：日丹诺夫式的思维，用死人的白骨打人，干涉他人创作自由……
《人民音乐》杂志社和音协的座谈会，让王西麟想起三年前的论战，在头脑中盘旋了几年的话脱口而出：苏联和东欧解体，证明个人崇拜是搞不得的；一个领袖一首简谱歌的时代早该过去了；主旋律是音乐名词，旋律音乐是诸多音乐品类中的一种，现在却成为社会主导文化的代名词……
此言一出，一位老作曲家第一个站起来反对：领袖人物是有功劳的……王西麟回击：领袖人物的功过跟搞不搞个人崇拜没有关系。
又一位作曲家温和地开腔：平时我跟西麟交流很多，但他的这个观点我持保留意见……。
因为反对母校作品评奖中的不公，王西麟得罪了相知多年的朋友，上海音乐学院八十周年院庆的时候，他是座上宾，受邀创作院庆音乐会的压轴之作，八十四周年院庆，已经被排斥在外。甚至恩师丁善德的纪念会资料上罗列弟子的名字，他的名字也被白纸条覆盖。
从2001年起，潘德列斯基的一纸推荐信让王西麟逐渐被国际音乐界熟悉，国外乐团一个接一个地发来创作邀约。每次演出回来，王西麟都兴奋把自己的见闻感受发给同业，但很少有回音。
2010年，最新作品《钢琴协奏曲》和《喜剧的对话》在瑞士刮起中国音乐的旋风，王西麟满心希望，回国之后会有人请他讲学，他甚至打电话毛遂自荐。一家权威音乐学院的掌门人明白无误地告诉他：我们不敢请你讲，一年遭蛇咬十年怕草绳。你的作品可以听，话就不要说了。
“王老师，你应该向肖斯塔科维奇学习，把真话放到音乐里，为了生存，在生活中可以说假话。”朋友苏立华多次相劝。
王西麟摇头苦笑。“寂寞孤立是强大的，人是软弱渺小的，偶尔两者的力量对比会发生逆转，但瞬间即逝……我的微弱的不甘不屈都是被迫的，那是很无奈的悲哀。”
“我的第一交响曲首演是37年之后，莫扎特仅活了36年！1997年创作的交响合唱《国殇》迄今14年还没首演。第四第五首演是五年后，已经算是最顺利的了。到现在为止，我们国家还没给我正式出版过一张唱片。”在网上看到国家大剧院重金约请三位国外作曲家来华采风、作曲，王西麟又忍不住发出一声喟叹。
2011年年尾，在第五次个人专场音乐会举行一个月之后，王西麟意外收到了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清华大学学生会的演讲邀请，这是十年未有的事情。
每次不过五六十个听众，王西麟却要悉心准备好几天。在清华的演讲，安排在周日的晚上，教室很冷，王西麟从7点讲到10点，放录音、演讲、问答……两个学生给他看了两样东西，让他大吃一惊：一是早就被他自己以往的1980年代创作的器乐流行作品的塑胶唱片；一是从网上搜集的各种关于他的信息，A4纸打印，有目录，两公分厚，很多资料王西麟自己都没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