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佐仁 | 清明忆亲人
值此物欲横流、铜臭熏天之世，兄弟阋墙、对簿公堂、六亲不认之闻不绝于耳，回望那个年代之亲情人伦，方知何为真挚厚重，何为世道人心
杨佐仁，历史学者，美国世界孔子基金会主席。长期从事中国历史与儒家思想研究，关注孔子思想的当代阐释及其在全球语境中的传播与影响。其研究主要围绕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及其现代转化，致力于推动孔子思想在跨文化交流中的理解与对话，在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播领域均有持续实践。
又到清明时节，又起思亲之情。2017年，我曾撰写《清明忆慈严》一文，追忆母亲之恩，竟引动社会共鸣；2018年，复作《清明忆慈父》，追念父亲之德，亦得众人关切。今岁清明，再执笔端，写下这篇《清明忆亲人》。此番所忆，非是生身父母——那自是至亲至爱，血浓于水——而是一位影响我一生轨迹的亲人。我们并无血缘之系，非属直系亲属，然其待我之情、我待其之敬，竟逾寻常骨肉之亲！值此物欲横流、铜臭熏天之世，兄弟阋墙、对簿公堂、六亲不认之闻不绝于耳，回望那个年代之亲情人伦，方知何为真挚厚重，何为世道人心！
这位亲人，姓王名庆善，我尊称他为“大爷爷”。
大爷爷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三日（1902年），卒于1983年3月5日，享年八十有一。其家位于北京崇文区西草市胡同，一座狭长幽深的小院。入门即是中国评剧院之道具仓库，其家仅蜗居两间斗室，逼仄拥挤，然温馨满溢。我父亲每逢年节，必带我前往叩拜。彼时，父亲必行跪拜大礼，我则随侍在侧。寻常周日，亦常随父亲往访。大爷爷与我父亲促膝长谈，似有说不尽的心曲；大奶奶静坐一旁，或沏茶，或备饭，默默倾听。我年幼懵懂，只在院中或门口嬉戏玩耍。稍长，便看顾家中四姑、三姑两位中学生温习功课。三姑尤为令我印象深刻——那是一位美丽温婉的女学生，如春日玉兰，静雅端庄。
大爷爷浓眉大眼，身量高大，逾一米八五，堪称仪表堂堂。父亲曾告诉我，1928年，大爷爷年方十六，自京城归乡，探望南王家村之父母兄长。而我们北台上村，正是大爷爷的外婆家、老娘家。论起亲缘，大爷爷的奶奶，正是我们杨家之人，我父亲的老姑姑。故王庆善爷爷较我父亲长一辈，父亲尊称其为“大叔”。
那一年，大爷爷回村探亲，听得外婆家杨家众人口口称赞，说我父亲乃读书之奇才。彼时父亲家境贫寒，无力供读，每年唯冬闲三月，入本家一位爷爷之私塾，谓之“冬学”。虽仅三月之读，其学业竟远超那些日日登堂之同窗。村中私塾先生乃招远名士，人称“康瘸子”，虽腿足不便，然学问精深，声名远播。这位康先生四处宣扬：我父亲乃其执教生涯中所遇最优异之生徒，且是“最全面”之优异！先生百思不得其解：此子日日劳作于田间，仅得三月闲读，何以如此拔萃？大爷爷在村中闻得老娘家众人对我父亲之盛赞，遂生怜才之心。他将我父亲唤至跟前，温言相商：“你可愿随我赴京，谋一出路？”父亲闻言，喜出望外，当即应允。
就这样，王庆善大爷爷将我父亲从山东招远之穷乡僻壤，带至帝都北京，安置于自家那两间斗室之中！
父亲曾向我追忆：初至京城，在大爷爷家中寄居半载，随大爷爷学习皮毛生意。大爷爷实乃皮毛行中之翘楚，精通裘皮加工之术，尤擅羊皮大衣之制作。他亦是工商实业之巨子，北京城中之皮毛店铺，多有股份。后逢公私合营，股份被充公，曾得一段红利股息——厂里发钱，店里亦发钱——然终被彻底取消。父亲常叮嘱我们：全家当永铭王庆善大爷之恩德，若无他，我等何来今日北京人之身份？父亲在大爷爷家中虽仅半载，且仅助些微末小事，未必能帮上多少忙，然大爷爷此后待我父亲，竟如嫡亲侄儿一般，无话不谈，推心置腹。文革浩劫之中，二人皆遭批斗整治，然每至夜深，仍偷偷互访慰藉。即便此等私下走动，父亲亦必携我同往，足见两家人之亲厚无隙。
后来，父亲入北京通顺粮店学徒。当时北京四九城——崇文、宣武、东城、西城——有四大粮店，曰通顺、聚顺、德顺、和顺。父亲在通顺学徒一年，竟脱颖而出，成为四大粮店之总账房先生。
有了稳定营生，父亲便在外赁屋而居，然每日下午班后，必往大爷爷处请安，或请教事务，或帮衬杂活。后来娶了我母亲，家境渐裕，又将叔叔婶婶接至京城，为其操持婚娶。我母亲与婶婶，皆在大爷爷之皮毛厂中做工。凡此种种，皆是大爷爷对我杨家之再造之恩。
1966年9月，文革风暴骤至，我们全家被造反派逐出北京，遣返父亲之祖籍——山东招远县。归乡之后，饥寒交迫，生计维艰。此时，父亲与大爷爷断了音讯。
忽一日清晨，全家正围桌用饭，瞥见门口伫立一人。出门一看，竟是大爷爷！原来大爷爷返乡探亲，专程绕道至我家探望。全家惊喜交加，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父亲母亲当即向生产队长告假：“京城来人了，今日不能出工。”获准后，一家人与大爷爷叙话。家中清贫，无物款待，唯以几枚鸡蛋略表心意。然大爷爷与父亲相见甚欢，根本不计较粗茶淡饭。他们谈了些什么，我当时年幼，未能尽知。只记得大爷爷离去后，父亲告诉我：京城政治气候有变，我等可返京上访申诉冤案。原来，大爷爷此行，是为我父亲通风报信，指点迷津！
不久，全家再度进京，栖身于先农坛体育馆“文化大革命来访接待站”。接待站由文革小组发放饭票，全家便以此为居。然父亲仍带我频频往访大爷爷家，大爷一家为我们出谋划策：如何上访、如何写材料、如何将信息传递至党中央……虽则后来全家仍被遣返村里，上访无果，中央令“回家等待”，我们只得重返招远苦捱。
1974年，我独自返京，再赴“文化大革命来访接待站”上访，仍住大爷爷家。彼时大爷家室更为逼仄：爷爷奶奶占一屋，两位姑姑挤一屋，兼作厨房，满满当当。我去之后，大爷爷在床边支起一块木板，两头以凳垫高，加宽约三十公分，我便与爷爷奶奶同榻而眠。一住两月，食宿皆在大爷爷家！此后连续三年进京上访，皆住大爷爷家，亦曾住过其侄王克厚叔叔家。回首当年，大爷爷对我全家之恩情，实乃重如泰山，深似沧海！
如今，大爷爷已驾鹤西去，大奶奶亦早作古人，我无以为报，唯有潸然泪下，长歌当哭。每忆及少年、青年时代数次进京，皆住大爷爷家，食宿无忧，亲如家人，今日思之，更觉此情此义，弥足珍贵，万金难求。
值此清明佳节，我向大爷爷、大奶奶，以及王家各位叔叔、姑姑，献上最深挚的敬意。虽大爷爷、大奶奶离世多年，然在我心中，他们较我嫡亲之祖父祖母，亲厚并无二致！我今向苍天祷祝：大爷爷、大奶奶之恩德，佐仁此生铭记，没齿不忘。唯有来世，再做您二老之亲孙子，以报此恩于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