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16日上午，笔者有幸随谢克寒兄前往成都新源巷5号院，拜访著名史学家冯汉骥先生唯一的儿子冯士美先生。冯先生今年87岁，儿孙满堂，晚年幸福，儿女均已退休，孙子刚从美国留学回来。我们一聊就是四个多小时，冯先生一点也不累，我们先聊华西坝的故事，冯先生年轻时号称“华西坝四公子”之一，特别是他的同学杨艾南，笔者熟悉他父母杨茂修与玛丽的跨国婚恋，十多年前曾写过一篇《一位瑞典姑娘的中国情缘》；又聊到余中英、罗忠恕、赵蕴玉、蓝天鹤、郑元英、蒙文通、林向等蜀中前辈，冯先生无不知晓，故非常投缘。然而谈话的主题，自然还是关于他的父亲冯汉骥先生的精彩往事。
冯汉骥先生是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的创始人和奠基者，川大考古专业的建立和成长都浸润着冯汉骥先生半生的心血。1955年，西南博物院撤消，冯汉骥先生由重庆回成都，调任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兼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在川大与徐中舒教授交好。1956年川大招收首届考古专业的学生。先生为川大历史系学生讲授《考古学通论》。1959年，川大林向教授成为冯先生的第一位研究生；
1960年，四川大学首届考古专业的同学刚毕业，就在冯先生的带领下到了广汉中兴乡三星堆遗址进行发掘和调查。1963年，四川省文管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联合组成考古队，由冯汉骥指导对月亮湾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发掘，当时冯先生就认为三星堆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蜀国的中心都邑。
冯汉骥先生学识渊博，除了考古专业之外，在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方面都很有造诣，对古代的婚姻和宗亲制度也进行广泛研究，先后出版了《冯汉骥先生考古学论文集》，还写了《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资阳人头骨化石的问题》《南唐二陵中的玉册》《元代八思巴圣旨碑发现记》《川康土司官印考》《羊子山土台考古》《四川古代船棺墓葬》以及《三星堆出土玉器研究》等论文。关于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冯先生认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不仅仅在黄河流域，也可能在长江流域或其他流域：如良渚文化、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三星堆遗址等等。
回首冯汉骥先生主持四川省博物馆工作三十余年，该馆有今日规模，先生功不可灭；先生还在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执教近四十年，桃李满园，功德圆满。以下文字便是根据笔者与冯士美的谈话记录整理而成。
父母相识于图书馆
我的父亲冯汉骥生于1899年，系湖北省宜昌县小溪塔冯家湾人。他十岁进入宜昌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叫美华书院学习。1917年春，父亲考入安庆圣保罗高等中学，1919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由于父亲学习优异，按规定免费进入教会办的武昌文华大学攻读文科，兼修图书馆科。1923年毕业后，经老师介绍，曾经在厦门大学做过图书馆馆长助理（襄理），当时馆长是鲁迅先生，1924年鲁迅走后，他继任馆长。
我母亲陆秀是江苏无锡人。1917年，母亲考入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与邓颖超（当时叫邓文淑）、许广平同学，她们都是班长，经常在一起工作学习，感情很好。后来天津直隶女子师范大学迁到北京大红门，与京师女子师范大学堂合并了，改名现在叫北师大。1920年母亲以优异成绩毕业后保送入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大学保姆科，受到李大钊、鲁迅等老师的熏陶。1927年又去读湖北文华大学图书馆系第七班，1929年毕业，到浙江大学工学院图书馆工作，当时我父亲是浙大图书馆馆长，于是父亲和母亲就在图书馆相识了。
1931年我父亲到美国留学，二年后，北师大又公派我母亲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
我父亲为什么要去哈佛大学念人类学呢？这里有一个人对我父亲影响很大，他就是生物学家秉志。我父亲二十年代初在厦门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认识了生物学家秉志。秉先生早年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比我父亲年长。他常常邀请我父亲周末去海边采集动植物标本，他们私人关系很好。有一次，秉先生告诉我父亲，现在国际上有一门新兴学科叫“人类学”，是研究人类起源和社会发展的，而且这门学科是跨文理学科的；秉先生还介绍了当时最前沿的一些关于人类学的情况，这门学科当时在国内闻所未闻，让我父亲非常着迷，于是他就选择留美念人类学，这个决定与秉志先生的指点有相当的关系。
父亲后来在哈佛以《宜昌的婚姻制度》写了硕士论文，获得哈佛人类学硕士；他又到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博士，为什么他要去那里读书呢？因为宾夕法尼亚大学设有人类学哲学博士点。1933年，父亲转入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系，师从哈罗威尔教授学习，亦受了哈氏宣传的文化心理学的熏陶。与此同时，又向布朗及斯派塞尔两教授学习亚洲考古知识。期间父亲用英文发表的论文有《中国亲属制》《中国亲属制构成部分的从子女称》《玉皇的起源》《倮倮之历史起源》《以蛊著称之中国巫术》等。1936年夏，父亲获得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
得人类学哲学博士后，回到哈佛教书，做教授兼汉和图书馆馆长（那年馆长殷开明回国探亲）。1933年，母亲被北师大公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专攻幼儿教育。当时有人说我母亲在哥大不学别的专业，难道将来要去当高级保姆？母亲回答道：“为了天下的孩子，为了天下的母亲，为了祖国的未来，我决心已定。”母亲年轻时，读过一本意大利著名儿童教育家蒙台梭利的自传，她是意大利第一位医学女博士，这本书对她影响很大。于是她立志将来要当一名幼儿教育工作者，她在《自传》中写道：“有老师问我将来长大了想做什么？我答：做世界上儿童的老祖母”。在哥大学习期间，母亲无心去游览大都市的灯红酒绿，无心去交际应酬，专心学习。
1935年秋，她以优异成绩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后又到剑桥大学研究所攻读，取得剑桥大学保育教育研究员资格。
留学期间，父亲与母亲在美国结婚，1935年8月8日便生了我。
与四川大学结缘
1936年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访问美国，专程到在波士顿哈佛大学会见我父亲，希望我父亲能回国，建立中央博物院人类学研究所。我父亲一听，非常高兴，马上答应了。这时，哈佛大学知道这事，派出我父亲的几个导师来做思想工作，让我父亲留在哈佛大学工作。学校还开了一次教务会，专门讨论父亲的待遇问题，答应可以授与我父亲终身教授的骋书，当时哈佛规定：一般教授先发两年骋书，然后再发五年或十年骋书，最后才发终身教授骋书。虽然学校答应发终身骋书，但我父亲回国的决心已定了，果断谢绝了哈弗大学的挽留。
父亲答应李济先生的邀请后，我们全家就准备回国了。我们是1937年元旦后离开纽约的，因为预先就有计划搭轮船前往欧洲游玩几个月，所以在回国前，父母带着我几乎跑遍了欧洲各国。游历欧洲时，母亲还专门去意大利拜望她的偶像蒙台梭利女士，当时她六十多岁已经退休，意大利旧钞200里拉上的头像就是蒙氏，可见她的威望之高。母亲在蒙家畅谈半天告辞而去，从此更加坚定终身从事幼儿教育事业的决心。
1937年8月下旬，我们离开热亚那回国，轮船刚走到红海，就听到8．13松沪抗战打起来了。船原定在上海靠岸，现在只好改在香港上岸了。于是我们便从香港搭汽车、火车到了武汉。当时中博院也内迁至武汉，李济先生见到我父亲时说：“很对不起，中日战事已起，现在研究机构都在撤并及内迁，目前不可能新建研究所了。”
正当我们正走投无路之时，四川大学校长张颐得知了我父亲回国的消息，马上发来电报，邀请父亲到四川大学教书，作为部骋教授待遇并汇来路费。不久吴文藻先生也找到父亲，他是学社会学的，在美国留学时，他们关系非常好。吴先生当时在云南大学准备建一个人类学研究所，也请我父亲去当主任，由于父亲已经答应了张颐校长，只好谢绝吴先生的聘请了。这样，1937年11月份，我们全家到了成都。
由于我母亲是公派出国，按理要回北师大服务两年，这时，北师大已内迁到陕西城固县，组成了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齐名，包括北师大、北洋大学、北方交通大学、西北大学等等。1938年暑假后，我与母亲坐汽车到陕西城固县西北联大，学生和部分年轻教师是先坐火车到宝鸡，下车后再步行7天到城固。1939年至1940年我和母亲在那里呆了两年，当日军已经打到潼关黄河对面时，我们母子才返回到成都。
1940年我们回到成都与父亲团聚，此时正是抗战最艰苦时期，父亲在四川大学任史学系教授，后又创办了四川博物馆；母亲创办成都实验幼稚园，得到四川教育厅郭有守厅长的大力支持。郭有守先生非常重视幼儿园教育，他曾得意地对人说：“我有幸请了冯汉骥先生创办了四川博物馆，又请了冯先生的夫人办了成都实验幼儿园；请了蒙文通先生创办了四川省图书馆，又请了川大薛教授办了民国教育馆；请胡颜立先生办了成都实验小学，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再办一个实验中学。”郭先生系杨度的女婿，抗战胜利后曾任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人。
王建墓挖掘现场见闻
1941年，四川省博物馆开始筹备，父亲被推荐为筹备主任。抗战时期，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成都人要跑警报，父亲的办公地迁到郫县犀浦乡下。记得有一天，有人来报告，农民在抚琴台挖土修防空洞时，发现有大量带花纹的古砖，以为挖到了古代司马相如的抚琴台，请我父亲去看看。当时我念小学，就跟着他去了，父亲看了后就说：“这肯定是古代墓葬，至于说是谁的墓，还不能断定。成都古代名人的墓包括刘备的墓、前蜀王建、后蜀孟知祥，或者是明代的蜀王墓，都说不清楚，现在我们没有人力物力发掘这个墓，请大家挖土回填进去，先保护好它。”
第二次我去王建墓，记得是礼拜天，天气很好，当时我读成都市实验小学，父亲早上起来问我：“去不去抚琴台嘛”。我说要去，他就抱我坐上人力车，从郫县犀浦出发。车到了三道堰，看到有许多卖风筝的，父亲就给我买了一只，让我等一会去抚琴台上放，他叮嘱我：“你先在抚琴台上放风筝，等一会我喊你时再下来”。玩了一会，一个工友上来喊我，带我进了王建墓。这是我第一次走进王建墓。父亲正在跟两个学生讲：“你们看那墓顶上，有三个盗洞，说明这个墓过去至少被盗了三次。古人说：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
我看见石制的墓床上面，有许多腐烂的棺材板子，棺椁全部腐朽了，一面是红色，一面天蓝色，印象很深。棺椁里还有许多水银和淤泥，父亲正指挥工友将棺床上的水银用工具点一点地舀出来，装在一个容器里，拿了出去。我又看到旁边有一个大石缸子，我就问父亲：“这石缸子是干啥的呢？”他答：“这个叫万年灯，这大缸子当年是装满了一大缸油。”我向缸底望去，发现还有少许不明液体，我又问父亲：“这里面还有些东西，到底是水还是油？”我父亲笑了，说可能是水。他又带我去看了一尊石头雕像，他告诉我，这就是王建的像。记得还有一个玉册，上面记有王建生平事迹。
很快到了吃午饭的时候，由于下午我还要到学校去，我和父亲就出了墓室，坐车回家了。当时墓里陪同的工作人员有两人，记得一个姓马，一个姓杨，他俩都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绑架风波
当王建墓墓室开启以后，外界谣传其中有大量金银财宝，引起当地袍哥土匪的觊觎，竟至武装抢劫，将父亲捆绑起来，拷打半天之久。幸好川大工友刘少和（音）冲了出去，找到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向他报告了我父亲被绑架一事，郭厅长一听大怒，马上叫上他的卫兵（带着枪）上车，让刘少和带路；又一面让秘书通知宪兵队，马上过来。他的小汽车开到了乡公所，乡长一看厅长来了，吓倒了，又是陪礼又是道歉，马上开锁放了我父亲。这是1950年，父亲讲给我听的。
刘少和是四川大学的一个工友，父亲将他调到王建墓做管理工作。文化大革命时，刘少和立了大功，当时，他听说红卫兵造反派要到王建墓来开展“破四旧”的革命行动。他让家人连夜挖土，将墓门封了起来。第二天，红卫兵来一看，门都找不到，只好作罢。
告 辞
笔者的采访从上午10点一直到下午2点。因担心冯先生身体吃不消，请他先休息一下，冯先生摆摆手，连午饭都不想吃，让笔者边吃边聊。他女儿说：“老爷子喜欢有人陪他摆门龙阵，特别是一摆老门龙阵，他就兴奋。”又过了一阵，有人敲门，原来是中央电视台10频道记者，也来冯家采访老先生，笔者便告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