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在2011理想国论坛上
两种权力，两种国家
当代国家及权力行使方式，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平台型国家，一种是军队或公司型国家。
在平台型国家里，每个人、每个组织都可以有目标，但国家不可有目标。政府只能为民众提供追求各自目标的平台，维护民众追求各自目标的最佳条件，即自由秩序。这是哈耶克之类自由主义者的主张。如果元权力结构是多元的，宪政或民主，权为民所授，国家就比较容易成为自由平台。
在军队或公司型国家里，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统治阶级追求自身目标的工具。统治集团有自己的战略目标，战略计划，为此配置各种资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搭班子，带队伍，定规矩，奖惩分明，碾平前进路上的一切障碍。民众为国家的目标服务，而不是相反。如果元权力是一家独大的结构，这一家又要干一番大事业，国家就比较容易成为大兵营。
在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初期，许多后进国家走上了威权道路或极权道路，把国家办成了一所军营或一家总公司。威权国家通常目标有限，工业化目标基本实现之后，便转型为平台型国家。极权国家目标远大，不甘于工业化和现代化之类的有限目标，纳粹的领土扩张失败、苏联的伟大理想破灭，才导致国家转型。在德鲁克看来，马克思主义理想的灰烬，正是纳粹和法西斯崛起的土壤。这个逻辑隐含的预言是：苏式极权主义垮台之后，可能走向民主宪政，更可能走向法西斯主义的威权国家。毛泽东也有类似看法。
威权国家可能是平台，也可能是军营，更可能处于两者之间并左右摇摆，构成两界或三界的差序格局。这取决于领导人及其政策，稳定性比较差。在广义的威权社会里，例如汉代皇权专制社会，汉文帝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大体把帝国办成了平台。汉武帝征讨杀伐，大肆扩张，几乎把帝国办成了军营。
中国是什么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已经基本实现，权力仍在转型之中：既不放弃党国的伟大目标，又承诺建立服务型政府；既要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又承诺建立民主法治国家。这样一个无法逻辑自恰地说清楚自己是谁的权力，对主导原则表述错乱抵牾的权力，恰好是转型中的权力的特征——从军营式极权起点转型，尚未走到威权中间站，距离平台国家尚远，内外政策也随着领导人的改变而进退摇摆。当代中国可谓半极权半威权国家。主权者的身份标识如两面三层的官家套娃，但一家独大的元权力结构依然清晰。
元权力
从中国特色的商权和产权的复杂边界及其变迁轨迹，我们看到，划定、修改、守卫或侵犯这些边界的力量，主要来自官方。官方的各种权力——立法、司法、行政、条条块块、中央和地方、笔杆子和枪杆子，主要由打天下坐江山的枪杆子决定。在此意义上，暴力是决定权力的权力，我称之为元权力。
元权力是最高权力，其近义词为主权，但凸显了主权及其代理人裁定各级各类权力和产权商权边界的主宰面目和暴力性质。
元权力是谁，决定了权力的复杂身份，这是一个历史故事。
中国的老权力
秦汉之后，历代中国的权力都掌握在打天下坐江山的暴力集团手里。这个集团以皇帝为首，选拔官吏作为代理人，统称官家集团。官家集团的利益由皇家、条条块块（部门和地方政府）和官僚代理人三重利益构成，以皇家利益为主导，故称“家天下”。皇帝是权力要素及剩余权责的人格化载体。
这是一家独大的元权力结构。
皇家的最大利益就是皇权专制体制的“长治久安”。永远保持边际成本=边际收益的最佳状态，如秦始皇所希望的那样，权力一代一代往下传，二世、三世，以至万世，永久享国。
在皇权王法的宝纛下，条条块块和各级官员借助其代理的权力，扩张小集团和个人私利。扩张过度就会引发整顿和改革，但权力不能不由代理人行使，又不能放任民间受害者监控，以权谋私注定无法清除。
总之，中国的老权力是一个皇权主导的利益综合体，一级特征是元权力结构上的一元独大，这是在天下大局中显现的特征。在二级内部特征上，老权力到底是谁，官家如何分配权力要素，如何制民之产，官民之间如何划分权利义务边界，如同多种“性分”组合为一种综合人格，这位法人的尊姓一直是“官家主义”。大名则随着官和民种种组合的不同而不同，如明清的地主-官家主义，再如当代的资本-官家主义。
欧洲的新权力
与中国不同的是，罗马帝国解体之后，欧洲形成了群雄并立、多元共存的元权力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如果封建贵族最终说了算，就是封建主义；如果中央集权专制的国王最后说了算，就是绝对主义。多元结构中的暴力集团相互牵制，好比枪杆子相互牵制；教会与国王相互牵制，好比枪杆子与笔杆子相互牵制。对比大一统官家主义体制中统治者君临天下，左文右武，国王和贵族的控制力弱多了。
欧洲的国王和贵族，凭借暴力资源，通过强制命令，追求利益最大化。资本，市民，通过市场交易，追求利益最大化。暴力集团与生产集团博弈，形成双方权益的边界。
在多元共存的元权力结构的基础上，历史性创新出现了。在种种机缘巧合之中，资本做大做强，并在某个局部控制了权力，也就是说，生产要素中的强者控制了暴力要素中的弱者，将暴力集团收编为自家的保安，即亚当·斯密所谓的守夜人。卢梭“主权在民”的主张初步实现。
此时，资本利益的最大化——保护产权并扩张商权，定义了新权力的性质。这种性质，史称资本主义。
欧洲新权力的演变
资本主导的元权力结构，在十八和十九世纪的欧美持续演进。
市场范围的最大化，主要是资本的追求，未必是无产阶级的追求。在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集团，必然寻求各种力量——宗教力量、道德力量、尤其是政治力量——限制市场，弥补自身的弱势。各种社会主义主张由此诞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据此兴起。选举权逐步普及，民主制度逐步建立，资本主导的元权力结构最终形成了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格局，“主权在民”得以充分实现并稳定下来。
国家权力应该保护产权，还是干预市场以免各阶级遭受市场运行之苦？“这是20世纪政治问题的核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反过来定义了国家权力的性质。
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偏向劳工和弱势群体。右翼的保守党或共和党，偏向资本和市场。新权力的性质，就在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这两端之间摇摆。不过，摇摆再大，也不会退到国王和贵族之类的暴力集团被驯服之前的状态。三权分立彼此制约的元权力结构，确保暴力强制让位于协商契约。
官家套娃：中国老权力的转世重生
如前所述，中国的老权力属于打天下坐江山的官家集团，且一家独大。
在欧洲新权力的冲击和引导下，中国出现了新的意识形态集团，放弃了儒教，敌视私人资本，偏好市场限制。枪杆子与笔杆子结合，构成武装教团，试图一举解决内忧外患，君临天下。武装教团动员贫苦大众打天下坐江山，晋身为新官家集团，但一家独大的元权力结构依旧。
新官家集团与贫苦大众等市场弱势群体联手，“反帝、反封建”、反资本、反市场、反剥削、反压迫、反不平等，共建社会主义。不过，这个社会主义，并非驯服了暴力集团的民主社会主义，而是武装教团主导的社会主义——“官家-社会主义”。更准确地说，是举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旗帜的官家主义——工农-官家主义。以反私有制及资本主义不平等为核心诉求的社会主义，与官家主义下级服从上级的核心结构，两者相互矛盾。
作为老权力的官家集团，一向具有双重身份，表现为皇权及其代理人的公私矛盾。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之后，新官家集团的权力及其控制范围升级，且更具等级性和强制性，强化了不平等。于是，在原有公私矛盾深化的基础上，新权力新增的一层矛盾，即社会主义平等诉求与官家主义等级控制结构的矛盾，日益引人注目。
针对新官家集团的特权身份，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大官们“比资本家还厉害”，称他们为“走资派”，还把一个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称为“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统治的独立王国”，中共中央介绍四清运动典型的“桃园经验”，称桃园村党支部为“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这些说法都在努力描述新官家集团的新增两重性：他们打倒了地主资本家，却比资本家还厉害。
顺着“两面政权”的逻辑说下去，新官家集团就是一个两面集团：一面追求社会主义平等，一面扩大统治阶级特权。这种两面性可以解释四清和文革式的自我挣扎或自我拯救。这种自我拯救并未触及不受制约的特權核心，而是尝试以更加不受制约的特权发动群众监控各级权力代理人。
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受挫、毛泽东的自我拯救失败后，新官家集团走投无路，被迫改弦更张，调整了武装教团的教义，逐步从计划转向市场、官营转向民营。这种调整引发了“姓社姓资”的争论。邓小平制止争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放弃了毛派教义。于是，武装教团蜕变为更加简单粗暴的权力集团或武力集團。
此时的两面集团，好比三层的俄罗斯套娃，每层套娃都有正反两张面孔，都试图解决以前的难题。里层的一号套娃，体内是一把打天下坐江山的祖传宝刀，正面是帝王脸，背面是儒家官僚脸，难题是帝王及其代理人的公私矛盾。中层的二号套娃，正面是毛泽东脸，背面是“走资派”脸，难题是社会主义平等与官家特权，公私矛盾的升级版。外层的三号套娃，正面是邓小平脸，背面是毛泽东脸。邓小平解决了毛泽东时代的贫穷低效问题，制造了特权与资本结合的双料不平等问题，还不肯放弃平等＋特权的毛式社会主义旗帜。每个套娃都试图解决前者遭遇的问题，都拒绝宪政民主，都保留了核心的宝刀，都继承了前者中的矛盾，并形成“正反合”关系。
官僚帝国时代，权力与土地结合，有地主-官家主义。党国时代，毛泽东推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党员干部取代地主资本家直接管理工农，有工农-官家主义。邓小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权力与资本结合，如毛泽东担忧的那样，资本-官家主义形成。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三号套娃正面的邓小平脸上，权贵资本的色彩越来越浓，渐渐弥漫扩大。
2013年之后，两面集团内部反资本的毛泽东色彩越来越浓。反腐败、打压权贵资本、限制民间资本，同时强调平等、扶贫、不忘初心、宣扬共产主义理想，还联手俄罗斯等国对抗西方，毛泽东式的自我拯救有卷土重来之势。工农弱势群体支持这种趋势，但是，这个社会的基础结构已经从农业变成了工商业，工商业是由资本集团主导的。
从全要素经营角度考量，强势反资本将导致税基崩溃，强势反西方将阻碍对中国有利的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强调共产主义理想将吓跑主导市场经济的资本要素，如此危及权力安全，便不能走毛泽东的“老路”。但是，一路腐败下去，仇官仇富情绪蔓延，同样危及权力安全，恐怕要走上“邪路”。于是我们看到了毛邓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强势宣告，看到了“既要……又要……”的两面诉求，看到了共产主义大旗重新挥舞然后悄然卷起。官家套娃依旧，三层的两面结构依旧，却如李鸿章自嘲的那样暂时裱糊一新。
真正的问题在套娃怀揣的那把刀，即一元独大的元权力结构。这种结构确保权力要素不受制约地成为主宰，法酬即权力要素收益最大化成为各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原则。
法酬最大化的全要素经营取向，不仅与资本要素利益最大化的取向冲突，也与劳动等生产要素乃至生产集团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取向冲突。这个英国在光荣革命时代已经解决的前现代问题，仍然是中国的头号问题，即所谓官民矛盾问题，打天下坐江山的暴力集团与生产集团的矛盾问题。官家集团取代地主资本家，不仅对地主资本家不利，对工人农民也不利。裁判下场踢球，只对裁判有利。但这种格局难以长期持续，比赛出不了好球队，这种赛事就会遭遇优胜劣汰的命运，裁判难免失业。
元权力的一元独大，在全球化时代的地球村里难乎为继。一超多强国际格局中的“一超”是美国，并不是中国。
在官家集团内部，祖传宝刀的传承出现了危机。打天下镇江山的宝刀一直通过世袭传承，当代的武装教团，世袭不再，大小官员皆为代理人。教义更是一代一改，错杂抵牾，没了自己的圣经。武力和教义两大要素的根基不深不稳，家业难传难继。
新官家集团的三层两面结构，暂时处于内部纠结外部裱糊的维持状态。这个集团纠结不清，连累整个国家身份不明，搅得世界走向难定。
（本文是世界华语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吴思新著《顶残：中国市场和产权的构造及逻辑》一书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