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 | 明治维新：日本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
本文系作者为新书《国家的转折：明治维新二十讲》而写的前言
马国川，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秘书长；曾任《经济观察报》高级记者、《财经》杂志主笔；创办视频节目“马上开谈”。
2019年底，我在北京见到了著名东亚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先生。
当时，89岁的傅高义先生完成了新书《中国与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来和北京的出版社沟通出版简体中文版事宜。我记得那天他谈兴很浓，津津有味地和我聊起中日两国的交往史。他认为，在长达1500年的历史上，中日关系的主流是互相学习的过程。在唐朝，日本通过全方位学习中国文明的基本要素，奠定了日本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到了清朝末年，中日关系发生了历史性颠覆，中国开始转向学习日本。
对于这些历史，我自己也略有所窥。但是傅高义以比较客观的第三方视角来看待和分析，仍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次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位认真严谨的学者，也是他最后一次到访中国。一年后，他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间因手术后并发症不幸去世。
近年来，我在阅读东亚历史时，常常想起傅高义先生所讲的中日关系的历史转折。为什么在19世纪后半叶，会发生从“以中为师”到“以日为师”的转折？关键就在于日本的明治维新。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日本做对了什么？
从17世纪开始的两百多年里，中日两国都处于闭关锁国状态，各自沉浸在自己的太平梦里。虽然偶有外界扰动，但都无法打破它们的迷梦。直到19世纪中叶，两国才在西洋文明的冲击下惊醒起来。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时两国的人们都茫然无措。现在从后知之明的角度看，其实当时两个国家面对共同抉择，就是如何进行现代化转型。在这个意义上，清朝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两个国家不同时期的“现代化方案”。和洋务运动相比，明治维新显然是更为成功的。于是才有甲午战争后中国年轻人纷纷东渡，学习日本的现代化经验。也是从那个时候起，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在思考，明治维新为什么能够成功？纵观历史，日本做对了许多事情。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两点。
第一，明治维新确定了改革方向，制定了完整的改革方案。在戊辰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明治天皇就率领臣子举行隆重的仪式，颁布《五条誓文》。这《五条誓文》内容非常简单，但是对日本面对的挑战作出了直接的回应，特别是“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破旧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等规定，非常坚决地明确了日本走现代化道路的方向。西藏有一句谚语，“不要只顾着梯子，要记得你要爬向哪里。”只有方向正确，努力才有意义。也正是在《五条誓文》的精神指引下，日本在推翻幕府后立即开展了一系列改革行动。从建立中央集权的废藩置县到废除武士制度的秩禄处分，都是对日本传统体制的彻底变革。
在改革旧体制之后，日本应该如何建立新体制？这是日本精英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于是，在百废待兴之际，明治政府的决策层就集体出动，到欧美各国考察学习。这种决绝的精神，完全可以和躬身到欧洲学习的彼得大帝相媲美。不管是出访人员职位之高，还是出访时间之长，“岩仓使团”都创造了纪录。日本的决策精英亲眼看世界，思想受到巨大冲击，回国后制定了三大国策（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规划了清晰的改革方案，从而为日本的现代化提供了可行路径。现代化是一个复杂而精巧的巨大系统，不可能边设计边施工。和明治维新比起来，大清国的洋务运动显然缺乏整体设计，有走一步看一步的机会主义嫌疑。
第二，明治维新制订了宪法，建立起现代国家的基本框架。日本明治时期重大的国家目标是建立立宪政治，进入世界文明国家行列。最早是在岩仓使团访问美国期间，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就花费很多时间调查研究立宪问题，认为立宪政体和代议制政府有实际功效。在明治维新元勋们的推动下，1875年明治天皇颁布立宪政体诏书，宣布要渐进式地建立立宪政体。为了制定宪法，专门成立元老院国宪调查局，负责研究各国宪法。在国内政局动荡的情况下，不但翻译了各国宪法，而且先后完成三份国宪草案。与此同时，在野的政治家掀起自由民权运动，呼吁尽快制订宪法、开设国会。
1881年“明治十四年政变”后，天皇颁布敕谕，承诺10年后开设议会。作为明治维新第二代领导人，伊藤博文亲自到欧洲考察和研究宪法，用时一年半。这一举动的历史意义不亚于岩仓使团出访。伊藤博文回国后，亲自兼任制度调查局长，建立华族制、内阁制等新制度，组织起草宪法。为领导宪法的审议和修改，他还辞去首相职务，改任枢密院议长。经过长达7年的准备，《明治宪法》终于在1889年颁布，翌年正式实施。宪法不仅确认了此前的改革成果，而且规划了现代化国家的基本架构。从19世纪末来看，日本与中国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的国家。如果说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国家，那么日本显然已经迈进现代国家的行列。
尽管明治维新的历史进程里也有许多艰难曲折，但是由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方向明确、路径清晰，所以那个时代日本社会里洋溢着乐观向上的精神，正如司马辽太郎在《坂上之云》里所描述的那样，“乐观主义者们以那个时代人所特有的气质，凝视着远方，奋勇直前，犹如在上坡路尽头的蓝天上，有一朵闪耀的白云。他们只全心注视着那朵白云，奋力攀援而上。”[1]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晚清时期的中国似乎一直在走下坡路，整个国家弥漫的是失败、沮丧和迷惘（不过，我对于今天仍然把晚清史说成是一部失败史、完全否定其现代化成绩的做法不以为然）。
那么，能不能说明治维新是完全的成功呢？不能。在我看来，明治维新并不是一部历史凯歌，而是一个成败参半的现代化故事。日本既有做对的地方，也有做错的地方。在明治维新中，日本做错了什么？
第一，日本的现代化启蒙没有完成。明治初期，福泽谕吉等启蒙思想家极力推动“文明开化”，政府也积极呼应，形成史无前例的思想启蒙运动。它解放了日本人千年以来禁锢封闭的思想，通过大规模引进欧美书籍和人才，个体独立、个人权利等新思想成为年轻人的追求，“天赋人权”“君主立宪”等政治思想也进入民众的观念。和文明开化同时，还有一场宏大的自由民权运动。各种不满现状的政治力量要求开设民选议会、实行君主立宪、减轻地税、废除不平等条约。这既是一场政治及社会运动，也是一场启蒙运动（当然其中也有国权与民权的冲突[2]，此处不赘述），这在民间私拟宪法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遗憾的是，启蒙没有能够持续深入下去，维新中期以后启蒙思想家在政治压力下纷纷转向，甚至发生逆转。有的启蒙思想家从倡导天赋人权转向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必须牺牲个人利益为国家服务，甚至公然为日本向外侵略扩张制造理论根据。自由民权运动也命运多舛，最后在政府的镇压下彻底瓦解。虽然明治宪法制定并颁布，但是宪法没有能够实现自由民权运动的真意。启蒙的中断导致现代化的扭曲，明治维新的价值坐标从自由主义转向国家主义。
第二，把富国强兵定为国家目标。在明治维新的三大国策里，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是手段，最终目标是富国强兵。从欧洲的德国到东亚的日本，19世纪后期的追赶型国家普遍把“富国强兵”作为至高目标，似乎唯有这样才能够“与万国并峙”。于是，国家把最多的资源都投入到“富国强兵”中去。虽然日本确实以惊人的速度实行了目标，但是为达到这个目的而付出多大代价，都不在考虑之中，似乎只要实现“与万国并峙”，就天下大吉。每一个有自尊心的民族国家追求“强国”无可厚非，但是现代化还有一个核心价值观“人民主权”（人民是国家的真正主人）。明治维新仅仅追求“强国”，“富国强兵”的另一面就是“国强民弱”，农民普遍贫穷、贫富差距拉大、个人权利被侵犯等各种社会矛盾凸显。
更危险的是，一旦实现富国强兵之后，强大的国家向何处去？实际上，只要把富国强兵作为现代化的最高目标，那么其内在逻辑就是向外展示和使用武力。由于启蒙没有完成，国民普遍成为民族主义的俘虏。他们沉浸在可怕的大国崛起迷梦中，不知道和世界和平共处，而是梦想从侵略中获得利益，因此支持政府对外发动战争。从1894年到1904年仅仅十年里，日本就对外发动了两场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而且由于其获胜而更加骄纵，不可一世，帝国的扩张欲望不断膨胀。从政府到民众都缺乏现代文明的德行，只关心掠夺他国的财富，根本无视对别国的伤害。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最终不可避免地使国家陷入灭顶之灾。在这个意义上，明治晚期已经埋下了1945年日本帝国灭亡的孽根。
总之，没有人能够否认明治维新的巨大成就，可是富强之中也有隐忧。在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的荣光背后，也有盛世下的波澜。繁华与阴影并存，才是明治维新的真实面相。这本书的宗旨，就是要向读者朋友介绍一个真实而复杂的明治维新，介绍近代日本走向现代化、建设现代国家的艰难历程。
自从英国率先开启现代化进程以来，世界各国都在同一条历史跑道上竞走。审视自己国家在这条跑道上已经达到什么程度，汲取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是每一个知识人的历史责任。作为邻国，日本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影响极大，长期以来明治维新吸引了中国人的关注，但是对其肯定居多，对其负面影响得了解似嫌不足。因此，我希望读者朋友了解全面真实的明治维新，除了要看到日本做对了什么，也要看到日本做错了什么。对于一个追赶型国家来说，认识到“日本做错了什么”可能更重要。因为排除了错误的道路，才有可能在正确的现代化道路行稳致远。
[1] 转引自《日俄战争：起源与开战》上册第3页，和田春树著，易爱华、张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2月出版
[2] 请参见《国权与民权的变奏》一书，松本三之介著，李冬君译，东方出版2005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