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 “我们是谁”？还是“谁是我们”？

也许，当我们追问“谁是我们”的时候，倒可以不必过度追寻血缘，“认同”的基础在文化，钱穆先生早就说过，“中国”不是一个国家，更是一个文化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

葛兆光，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现为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是当代中国极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中国思想史、宗教史与文化史。代表作有《宅兹中国》，讨论“中国”这个观念是如何逐渐形成的；《何为中国》追问中国的边界、认同、文化到底如何被建构。

“我们是谁？”

这本是塞缪尔·亨廷顿一本书的书名。从我这个研究历史的人听来，这大概是要讨论中国人的“来源”，我们的祖先是“谁”，我们身上流淌的是谁的血脉？不过，如果把这一问反过来说“谁是我们？”也许意思就反转过来，成了追问中国人的“认同”，就是什么人可以成为“我们”，什么人能够被我们承认为同一文化传统中人？

我曾经多次提到日本加藤周一的《杂种文化》，在普遍相信“万世一系”的纯粹历史，普遍自豪大和民族的语言一致、文化一致的东瀛，他居然敢说，日本文化、甚至日本民族不过是“杂种”，很让人肃然起敬。倒是如今的国人，对“杂种”似乎依然忌讳，尽管当年“古史辨”已经为重建历史，瓦解了传说时代的种种神话，但为了重拾自信，还是要证明自己文化“源远流长”和民族“渊源有自”。一句“三皇五帝到如今”，地方上又是建炎帝陵、黄帝陵，还得要级别够高的官员出来，向原本子虚乌有的“先祖”焚香祭拜。现在不止是炎帝、黄帝，还有女娲，也许将来这份越来越长的祭祀名单上，还得加上颛顼或者蚩尤。

“我们”实际上具有混融性

尽管“起源传说”很重要，每个传统都会为新人讲述“好久好久以前……”，告诉他们“过去的故事”，让他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和谁“血浓于水”，我们会有哪些“同祖同宗”的伙伴。但是，实际的传统却常常就像一条河，上游汇入百川，中游携泥带沙，到下游才宏大恣肆，滋养整个流域，甚或冲积成洲扩大疆土。

你在长江下游取一瓢饮，这一瓢水可能已汇入青藏之水、巴蜀之水、澧沅之水。前段时间，我曾应一家报纸的邀请，写文章讨论思想传统，我就说，就算孔子韦编三绝学富五车，单靠儒家一脉单传支撑不起文化中国这片天。南朝人宗炳就说，周公、孔子两位老人家没出过国，没有见过独目三首、马闲狗蹄、穿胸旁口的人，没有见过不灰之木、不热之火、火浣之布、切玉之刀，也没有见过西羌、鲜卑、林邑、庸蜀的异俗，“周孔之述，盖于蛮触之域”，怎么可以说儒家就一家独大地代表了中国传统，它就是一脉单传地来自孔子的精髓，它就已经穷尽知识世界，后人只需要吃“现成饭”呢？所以中国传统里面才有佛教，有祆教、摩尼教以及景教，也刺激出了中国的一个道教。

文化如此，族群亦如此。现在的人对汉、唐有无限自豪，恰恰在汉、唐之间胡汉大混融。“三十六国九十九姓”，随着北魏南迁便成了“河南之民”，随北周入关中便成了“京兆人”。隋唐两代的首都长安，好多居民就是“胡种”，据说城里卖珠宝、耍杂艺、传异教的波斯人就好几十万口。说来也无奈，古代经典里面虽然一再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中国和“夷、蛮、戎、狄”最好井水不犯河水。可事实上“中国”仍不免是“杂种”天下。就说唐代罢，不要说李白“生于西域，不生于中国”，就连刘禹锡也是匈奴人种，元稹也是鲜卑后裔，更不要说当皇上的李家了，身世本来混沌，就算他们“仅就男系论固一纯粹之汉人”，但经过通婚血缘已经杂糅胡汉，所以历史学家陈寅恪说，他们是“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陈寅恪先生说得是。不止是唐代，宋代也一样，经历了种种异族藩镇和武人在中原的交错从横，经历了各色民族首领先后执政的五代，宋代再强调华夷之大防，很多或明或暗的血统和风俗也还是草蛇灰线地潜入汉族中国，就连大书法家米芾，据说前世便是来自西域的外国人，偏偏他玩儿的是最中国的书法艺术。和陈寅恪并称二陈的另一历史学家陈垣先生写过《元西域人华化考》，说的是蒙元时期好多西域人渐渐融入中国，学了汉家文化，不过，那时也有好多汉人经过通婚与交流，身上也融入了外国人的血脉。反过来，蒙元并不长的一朝里，好多汉族人倒也融入了蒙古，他们不光“辫发椎髻”穿了胡服，也不光“易其姓字为胡名，习胡语”，而且还学了蒙古人的习俗“弟收兄妻，子承父妾”，害得明太祖朱元璋刚刚当皇帝三十八天，就急急忙忙下诏书要移风易俗，“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

可是，明朝之后是清朝，又一个不是汉族人的天下。

“我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何而来？

无法查遍每个人的血统，也无法检验所有人的基因，你不能奢望确知今天的中国人有没有楼兰美人的基因，有没有匈奴、鲜卑、高丽甚至罗马（想想甘肃那个罗马军团的传说）的血缘。也许，当我们追问“谁是我们”的时候，倒可以不必过度追寻血缘，“认同”的基础在文化，钱穆先生早就说过，“中国”不是一个国家，更是一个文化。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话看上去突兀，细细想却有趣，或许这一方面是夫子对诸夏过于自信，或许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把国家秩序建立在文化上而不是制度上。其实就是儒家也承认，如果礼乐遵从中国，那个地方就是中国，如果风俗全是蛮夷，那么即使地方在中国，也只是蛮夷而已。所以孔子才能接受流亡海外，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犹记得以前一句相当流行的话，“工人阶级无祖国”，但只要听到《国际歌》就能够找到祖国，这让我想起苏东坡的“吾心安处是故乡”，给你安全感的“祖国”是“吾心安处”，而“吾心安处”就是现在时髦理论里的Culture Identity，文化认同与文化归属。

文化认同与文化归属有三个要素，首先，你得承认这些人曾经有一个共同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其次，你要承认这些人现在与“其他人”是不同的，不同的地方不是人种差异，更重要的是文化差异；最后，这些人相信彼此共享一些价值，相信将来要走一个共同的道路，所以要在这条道路上会同舟共济。

这里说的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个面向，所以仅仅靠共同的历史渊源以及共同的肤色、语言、风俗，并不能简单地提供认同与归属，“认同”并不仅仅依赖于外在的族群特征，而依赖于什么可以是他们共同信赖的“文化”以及它所形塑的制度，这种文化与制度是否能够使他们安心，恐怕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种让他们安心的东西，一方面是历史，通过无数时代，纠纠缠缠地凑到一起，形成深入内心的文化，一方面是现实，经由种种观察，反复比较后成为共识，铸成共同依赖的制度。可麻烦的是，除了汉语、孔子之外，仅仅依赖炎帝或者黄帝祭祀？仅仅靠春节的舞狮和联欢？仅仅凭着念诵两句“学而时习之”或供上“天地君亲师”？“黄皮肤黑头发”的人们就自然归属到“炎黄子孙”来了吗？我深感如今我们内心中那些“共同的”、“信赖的”基础并不坚固。

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姓社和姓资的两大阵营冷战结束后，曾看到“文明的冲突”，而“文明的冲突”的核心就是“宗教”。也许，他有西方立场或者什么别的意图，也许他是后冷战时期报忧不报喜的“乌鸦嘴”，不过他让我们注意到，引起冲突的绝对信念和唯一信仰来自宗教，给人认同的巨大安慰与群体归属也来自宗教。尽管他沿袭汤因比（Arnold J.Toynbee）把中国也看成是人类七大文明之一，但是，缺乏强烈宗教性内核的中国文明，怎样才能像具有强烈甚至激烈的基督教信仰或伊斯兰信仰内核的“西方文明”与“穆斯林文明”那样，把各种各样、分布在世界的“人”凝聚在一个文化和制度的基础上，使“他们”形成“我们”的亲切感？

除了提供历史上“我们”的“共同起源”，谁来提供“现实”中的安全感与亲切感，让我们觉得是“我们”，并且让更多的人觉得，应当认同和归属“我们”？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这是一首曾经很流行的歌，里面有一种漂泊感。现在，有人用“离散”来形容这种悲凉，那么什么才能使人感到“归来”的温暖？古代中国常说“归”，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园田居，少小离家老大归，那个“归”字里，有说不完的意义，并不只是秋风鲈鱼莼菜，要有“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那种温暖的家，才能唤来“风雪夜归人”，让他们成为“我们”，所以“认同”换个说法可以叫“归属”。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需要问的倒是，什么让人安心，什么让这块土地成为“家园”，什么使人“归来”，最终“他们”成为“我们”。

本文转载自三联学术通讯，原载于《信睿》2011年第9期。原题：杂种文化与杂种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