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兴田·张太旗｜重塑中华商业文明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动力
郭兴田，男，1961年5月生。万华生态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司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太旗，男，1961年1月生。华夏银行退休职工。
兹1840年以降，中国历代仁人志士在探索和践行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的巨大历史转型中可谓倍尝艰辛、荜路蓝缕，但无可违言的是这些或伟大、或坚韧、或突破、或血泪的努力虽然或有成果，但从整体历史的理路上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仍然在路上，甚至至今没有触及到为什么百年转型迂回弯转却不能事功的根本性原因，即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对商业文明成长基因的历史性关闭和由此造成的民族集体无意识——对现代商业文明观念层面的道德误读和心理层面的本能拒斥。
一、“重农抑商”观念的形成并得以成为现实的历史渊源
应该说中华初祖夏尽商兴的过程就是中华元初商业文明的肇始，商祖就是东北先民因与中原地区的贸易而兴起的，又最早发明了贝壳币，定居河南商丘后，贸易、畜牧、农业兴盛一时。但由于取得政权后主要管辖范围为中原地区，而这一地区原本以农耕为主，并已开始封邦建国，遂被以农耕为主的周王朝所替代。周朝经过几百年的封邦建国，从王公、大夫到卿、士形成的宗亲家族多代食利阶层和发达并垄断的庙堂教育，这便形成了中国贵族士林文化最早的尊重主体感受、担当天下正义、讲究礼仪规制、强调价值诉求的贵族精神，这也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秋时代奠定了生态基础，玉成了中华文化原典输出的轴心时代。
随着各诸侯国势力的消长和竞争，那个时代所形成的家国盟主情怀和农业文明发展所必需的灌溉疏通、抗击灾害和共御风险的内在需求，又促成了群雄逐鹿、王室衰微、诸侯为大的激烈竞争格局。这种格局下的胜出者必然是既雄才大略、又冲决纲常的历史猛人，这种人物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把春秋贵族精神统御下的过程正义导向转变为目的结果导向，也就是说政治家对政治、军事、文化抱负的追求由注重礼仪过程转换成为达到目标可以不择手段。于是，贵族精神隐退、霸道强权横行，法家及其代表人物商鞅应运而生。
秦国本是西北偏安小国，之所以异军突起、完胜雄霸，在于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了变法，而商鞅变法的巨大成就和巨大缺失并置，为秦国“六王毕、四海一”的集权雄起奠定了根基，更为两千多年的华夏历史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模板规制，同时也为千年后的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之维艰投射了长长的阴影。
法家主张或商鞅变法的核心是重农抑商，为了国家的崛起只培养一民——即耕战之民。为实现这一目的，秦国关闭了民间的商业通道，并承袭了几百年来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集权手段，如盐铁等大型交易全由国家垄断，被称为“利出一孔”；同时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都江堰、郑国渠、灵渠这些千年水利工程均是秦国修建，造就了从灌溉到管理到运营的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在此基础上全面加强中央极权统治，撤销封邦自治、实行郡县制，官吏的任命全由中央颁布，极大地强化了中央的社会组织调动能力，形成了上下同欲、政令畅通的新型社会组织体系，为号令一发、举国体制运转的杀伐决断确立了基础。最后，彻底打破了西周以降的贵族身份认同制，凭战功和贡献就可以直接加官晋爵，打通了平民上升通道，为精英的决出创造了历史性的切口和机遇。
二、“重农抑商”成就了统一的中华帝国，促进了农业文明文化价值系统的形成和社会结构的演进，却成为近代中国向商业社会转型的历史羁绊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重农抑商法令的实施，或者在一个历史时刻，为了大一统目标的实现，关闭民族文化基因中的商业基因成长是有其重要的历史合理性的。一是古代社会中土地和人力是生产力的主体，集中精力发展农业，提升农业的灌溉能力、耕作水平和管理效果，是国家力量上升的最根本、最快捷的路径；二是要形成强大的国家力量，尤其是要保证对社会民众管理的有效性，安土重迁的农业文明比流通贸易的商业文明更适应其国家需要；三是对民生所涉商业的国家性垄断显然更有利于财富对于国家力量的支撑，更有利于统一霸业的强力实现。
由于两千多年之前的这次对商业文明发展基因的关闭，成就了中华民族辉煌的农业文明；由于农业文明的安土重迁、农业家族的延绵赓续，催生了成熟的中华民族的宗法社会体系，进而形成了中华民族尊宗认祖的文化取向；由家族文化的成熟延展到国家的治理，造成了国家模式和家族模式治理的趋同性、君臣父子文化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得以确立。在以上文化背景下，又因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礼、是尽力维护君臣父子纲常的人伦合理性和历史正当性的理论，百家争鸣中的儒家才最后胜出、成为官方和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文化的主流化形成了绵延两千多年的道统体系，也就是所谓的士大夫人格遗范，它和皇权维系的法统体系（更多是法家思想）互为表理，在皇权（法统）与相权（道统）的相磨相合中成功地推动着中国农业文明社会的成熟运转。
由此看来，中华民族文化成熟的过程就是不断强化农业文明及其附加效应的过程，形成了家国高于个人、集体压倒个体、人情大于法规、伦理高于道理的文化属性，这种属性又反过来加快了农业文明的成熟度，使中华文化的人文含义较之其他文化表现出卓尔不群的独特性，支撑了中华农业文明的千年一脉、生生不息。
从以上对中华文化的理路梳理可以看出，农业文明的强化过程也是商业文明的弱化过程，这种弱化不仅仅表现在对商业发展的各种限制和阻隔，更在于在文化观念认同、社会组织建制、家族伦理选择和个人价值取向上对商业的排斥、轻视甚至敌对。首先在观念层面形成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正统价值观，谈天地正义、论天下兴亡，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是主流社会尤其是统治阶层和士林文化的主旨；而谈论钱财货殖均被认为是小人之为，甚至被认为是危害社会伦理、降低人格标准的不伦行为，为富不仁、无商不奸已成农业社会中的文化共识。比如，孔子的学生中子贡是对他的物质贡献最大的，从他讲学的经费到他周游列国的盘缠到他日常生活的改善，子贡是主要的资金提供者，同时子贡也是学业优异的学生，但是因为文化观念中的排序是士、农、工、商，社会组织的安排是农、本、工、商、末，尽管子贡也曾做官、但由于他主要经历在经商，孔子便把他决然地排在颜回、曾参之后。其次，在社会制度安排上，阻止了商人的参政议政道路，使商人只能处在社会边缘和文化底层。比如唐朝的科举考试规定不准商人的后代参加，而大诗人李白的父亲就是中亚的富商，纵然李白有盖世才华，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没有进入主流社会并升迁的坦途，只能靠自荐、举荐和引荐等不确定的方式，而没有这种才华的商人后代只能世代为商、永处社会边缘。其三，由于关乎民生社稷的商业悉数被国家垄断，商人只能在民生的衣食住行夹缝中寻找生利空间，这就造成了客观上商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争夺和冲突，也是国家长期打压商业的利益性原因。由于商人没有社会地位，长期处于竞争劣势，没有正当的生存空间，也造成了农业文明背景下的商人群体整体文化道德素质比士林阶层低下的窘况，这更强化了商人不法、唯利是图的整体观念认知。
可以说，两千多年秦制推出的重农抑商的文化导向，极大地限制甚至关闭了中国文化基因中商业成长的环节，对成就中国传统的发达的农业社会、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的形成、宗法家族文化的赓续传承、中国人性格中重义轻利取向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从另一个维度来看，也使中国社会面对近代以来世界性的商业文明的狂飙崛起而缺乏基本的观念的、文化的、社会的、心理的准备，仓促应对百年而不得其基本要领，进入了在“历史三峡”中左冲右突也难以驶出波峰浪谷的近代史魔障时期。
三、“重农抑商”曾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欧洲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推动了现代商业文明的狂飙崛起
从世界历史的大视角来看，多数民族历史上重商观念的发韧和崛起都是比较晚近的事情。从欧洲历史来看，宗教、政治、军事和贵族经济一直是历史的主旋律，虽然从古希腊开始便有了商品交换和航海贸易的很大发展，但毕竟规模不大，远没形成商业文明的形态。随着亚力山大的东征、罗马帝国的建立和日耳曼人的崛起，整个欧洲进入了近千年的政教相合相分的中世纪。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基督教、王权贵族加农奴制是历史的主轴，商人作为第三等级是没有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的。欧洲不像中国有千年的科举制，底层民众没有上升空间，平民精英只能从事航海、务农或经商活动，再加上欧洲历史形成的僧侣、国王、贵族和平民的天然社会结构，不同于中国两千年专制的单一制社会结构，当第三等级做大以后就有联合贵族甚至是僧侣向国王争权的可能性，英国大宪章的产生以及宗教改革等推进历史转折的伟大事件都是这种角力争斗的结果。有了这种结果，欧洲商业文明的发展便有了基础，尤其是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把商业联成了全球网络，这对商业的发展如虎添翼，巨大的商业利益直接催生了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世界性的商业文明浪潮便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欧洲商业文明是以资本为主轴的一套社会法权体系，经过五百多年的演进，从人的观念到政治架构、到社会形态等形成了一套和传统社会具有根本不同的生态体系，说到底是他们完成了从僧侣贵族社会向世俗工商社会的文化转型与重塑，是文明的现代演进和蓬勃的发展。
至少到清朝晚期，也就是欧洲商业文明崛起三四百年以后，中华文明还依然保留了自给自足、闭关锁国的农耕文明形态，对世界上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商业文明巨变，除了郭嵩涛、郑观应、王韬、魏源等从事洋务与外交的极少数人有所感知外，包括皇帝及亿万百姓基本上是毫无所知的，就连较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林则徐都相信外国人的腿是不能弯曲的，推倒后就再也爬不起来了。而在这种情况下突遇外强的横逆基本上是判断模糊、应对失据的。对欧洲及世界其他商业文明规则的态度，是拒绝还是接受或曰从器物上接受、还是从制度上接受、还是从思想观念上接受，是整个中国近代史至今未破的母题，也是难题。
四、在全球性的商业文明时代，重塑中华商业文明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价值选择
历经了百年探索、尝试了各种路径，现在已到了正本清源、回到根本起点上的历史关键期：即辉煌的农业文明的合理性合法性正成过去式，现代商业文明已成为人类价值创造的世界性主流。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历史发展观出发，坚定地打开民族文化基因中的商业文明成长基因，并以此为新起点，纵览中国社会价值和文明再造的未来百年，将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秘笈所在、起点所在、根柢所在。
因此，要从根本上筑实中华民族复兴的根基，必须把传统农业社会的重农抑商观念转变为重商优农观念。所谓重商，是指要从理性上充分、彻底地认识到当代世界已被在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加持下的高度综合发达的商业文明所主宰，商业文明是当今人类主体的价值创造者、承载者和永续循环者。所谓优农，是指规模化、工业化、科技化的现代农业彻底改变了传统农业的运作方式，让“农业工人+农业机械+生物科技”成为现代农业的核心运转环节。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几乎被悉数取代，这不是对传统农业文明的否定，而恰是在商业文明的新起点上对农业文明的致敬式的扬弃。
观念的转变虽然是根本性的转变，但即使是理性认知层面达成了共识和一致，在感情、心理惯性、体制的转换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改变上还是异常艰难的。我们民族观念的转变虽已开始，但还远没形成对商业文明全面深刻地认知和接纳，尚未推动其成为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全民共识和集体人性自觉，这正是中国百年社会转型屡试不第的深层原因所在。
在明确社会转型的关键是价值观念转变这一前提的情况下，还要明确中华文明虽然以农耕文明为要旨，但也有近三千年的商业文明传统并形成了自己显著的特色。目前已经到了重塑新时代中华商业文明的历史关键期，要对中华商业文明传统做出全新的、合理的认知，并理定出其与世界商业文明大潮的一致性和贯通性，从对世界商业文明做出中华文化贡献的角度，携手世界商业文明主流价值共同走向并引领全球的商业新形态。一是要理定中华商业文明的内涵，把从商朝就开始形成，虽经两千多年异化（重农抑商）但仍然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印迹的中华商业文明做一个全面的统御与梳理，尤其是要寻找出其与盎格鲁·撒克逊及犹太商业文明的趋同点和不同点，以期对世界商业文明在互联网和新科技浪潮推动下的缺失和不足有一个中华文化性的补充与矫正。比如，中华商业文明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始终贯彻儒家文化的中庸思想，不做超过底线的过头生意，不挣不义而取的过头的钱；再如，中华商业文明的价值核心是和气生财、互利共生，中华商祖范蠡三次聚财又三次散财的经历说明中华商业文明早就有超越私利而利他的价值属性，有天然的商业生态观念；又如，中华商业文明的诚信观念是建立在社会甚至是家族伦理上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父债子还、人死债不灭等都在西方契约精神的基本上增加了伦理甚至是人文维度。二是要明确建构中国新商业文明的核心是寻求商业做为文明的价值底线和道德边界，其实就是建立新商业伦理。尤其是在高科技和生物工程等一系列现代商业业态不断创新和创造的新形态下，中华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甚至人伦纲常观念都会为新商业伦理的建设提供有力的佐证和底蕴。三是寻求中华新商业文明和世界主流商业文明的共振点和趋同性，自觉将世界上成熟的、优秀的商业文明价值和中华商业文明价值融会贯通，与世界商业文明携手共进、共创世界商业文明新时代。四是彻底改变传统农耕观念中对诚信、公平、效率等现代商业文明关键性观念的道德化误读，要以理性的态度、常识的遵循和科学的精神重新认识，无论是公平和效率，都不应该具备天然的公正性。强调效率的资本主义在带来快速财富增长的同时还会导致两极分化、垄断和经济危机等；强调公平的社会主义在贯彻社会正义的同时也会存在权力腐败、普遍致贫、社会板结和个人活力的丧失，只有双方的有机平衡和不断寻求最佳结合点的践行过程才是其价值所在，才能真正阐释当代的社会正义和历史公正。
在这个大框架下，实现商业文明统御的公平与效率最佳化路径的探索将是中华民族未来百年的实践课题，是未来百家争鸣、文化复兴和社会实践最伟大的实验场、演习场、竞赛场，是中华民族长久复兴的命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