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赜 | 却顾所来径——忆旧集之一（小学篇）
刊于《人文中国》总第四期
从大石桥到太平桥
（一）
1955年夏天，我在南京师范学院附小幼儿园待了五年，终于要毕业上小学了。我妈妈说，“没有人上幼儿园比你时间长的”。我两岁多就进幼儿园，到1954年夏天，六岁半了，按惯例可以上小学。但那一年实行新政策，严格执行满七岁上小学的规定。因此我又留了一年。幼儿园班上还有另外一些孩子也留级了。但我妈妈想来认为他们可不是两岁多就入幼儿园“小小班”的。
谁也没有想到幼儿园这一年“留级”竟然对我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对中国的许许多多人，1955年是风平浪静的一年。但那一年发生的肃反运动造成了我一生中第一次磨难。
南师附小幼儿园、附小、附中，公认属于南京最好的学校，其前身是中央大学附属学校、实验学校。孩子由幼儿园升附小，观念上被视为当然，实际上也是历来惯例。从附小幼儿园到附小再到附中，被一些重视教育的父母看作是孩子成长的理想道路。我妈妈也一直抱此希望。
我们家住在成贤街成贤村。妈妈曾经告诉我们，当初选择住在这里，就是因为街对面就是南京图书馆，旁边几步路是当年中央大学。我小时候，从家沿着成贤街往南走几分钟，是南京市教育局和好几个市级机关的大院，那里在民国时是教育部，再早是明朝的国子监。沿着成贤街往北走几分钟，就到四牌楼街口，往左（向西）拐，再走几分钟，就是继承原中央大学主校园的南京工学院的南大门，正对着那圆拱顶的大会堂。这一带都在明朝国子监范围，附近的地名如成贤街、文昌桥等，都来源于此。从南工（我们习惯称南工，现在是东南大学）大门再往前走几分钟，就到附小和幼儿园的大门。四牌楼街南边是老虎桥监狱，高墙耸立。街北边，附小的院墙，则只有成人一人高。路从这里往西接到大石桥，当年有拱桥，横跨在进香河上。进香河从北门桥经此再往北到鸡鸣寺，是善男信女去烧香的水道。印象中，是1958年大跃进时，才填河修了进香河路。我们习惯所说的南师附小幼儿园，当时的正规名字是叫南京师范学院附属大石桥幼儿园。
记得学校发榜那一天，姐姐带我去看榜。姐姐比我大一岁多，已在南师附小读完二年级。学校发榜，是把录取新生的名字用毛笔写在大张白纸上，贴在四牌楼街边的矮墙上。我们提早到了。一共录取两个班，每班48人，所以总有两三百号大人小孩，热热闹闹等发榜。待老师把榜拿出来贴到墙上，大家一拥而上。我们在人群中挤得满头大汗，踮起脚，跳起来，看来看去就是找不到我的名字。那些看到自己名字的孩子们欢呼雀跃。成贤村院子里天天一块儿玩的伙伴建亚，几个邻居孩子，幼儿园的同学们，一个一个，高高兴兴地回家了。看榜的人渐少渐稀。姐姐和我，把名单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一遍，再一遍。上面没有我的名字。最后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愣在那里，不知所措。然后，我就哭起来。
妈妈当时在九中当老师。暑假中，因为搞肃反运动，把所有老师集中到学校。吃住都在学校，不让回家。这种搞运动的做法，恐怕是从延安“审干”一路继承下来的。家中由奶奶带姐姐、我和妹妹过日子。妹妹比我小一岁多，也在南师附小幼儿园。奶奶是不识字的小脚老太婆。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没有人有能力来理解或处理这件事。
直到吴玲老师出现。吴老师在附小幼儿园一连教过我们家三个孩子，碰巧她自己的三个孩子比我们家的三个分别小一岁。妈妈和她成了好朋友，两家常有走动，孩子也在一起玩。南京当时还残留少数私立中小学校，是不够公立学校标准的次等学校。吴老师打听到，附近有两家私立小学没有招满学生，还要做第二轮招生。她牵着我的手，到其中的一个学校去报名，那学校叫“私立建新小学”。
学校并不远。沿着成贤街往南走，到珠江路往左拐，过珍珠桥，继续沿珠江路向东，横跨铁路（当时还没有太平北路，在其现在位置东边一点的地方，有从城南过来开往市府的市内火车，它接着往鼓楼去下关），再走几步路，就到了。学校临街的楼面左右与商店或住宅楼连在一起。进门楼后，右边有一个天井，篮球场大小，是操场。左拐进教学楼，楼内教室黑暗，桌椅破旧。这个楼对面还有几间平房教室。学校后面就是与珠江路平行的秦淮河内河，附近有太平桥。这个学校要再过两年，才“改制”成为南京市公立太平桥小学。
我“补招”进了这个学校。以后妈妈总说，要不是吴老师，我上小学就耽误了。
开学后，学校发了校徽，白底蓝字，“南京市私立建新小学”，让大家都带上。我妈妈后来说过一个故事。一天傍晚她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在成贤街上走，我看见远远有幼儿园同学一家走过来，立即拉妈妈过街，脸涨得通红，急急忙忙把校徽摘下来。我自己并不记得这件事。
但我记得另一件事。开学几天后，班主任老师特地问我：“爸爸在哪里、做什么工作？”我说：“不晓得。”老师说：“回去问妈妈，明天告诉我。”我回去问妈妈，妈妈说：“告诉老师，爸爸在河南zhìhuái。”我不懂“zhìhuái”是什么意思，但我也不问。我那时已经悟到，有些问题最好不问。第二天如此回答老师，幸好老师也不追问。从此我有了一个标准答案，来对付关于爸爸的问题。要过了一两年，我学了更多字以后，某一天，才突然开窍，“zhìhuái”是“治理淮河”的意思。我爸爸“治淮”是什么意思，要到再后来，我才明白。
1955年妈妈在九中教高三语文，兼任毕业班班主任。她会在家里接待班上同学，我心目中的大哥哥姐姐们，通常是满场欢声笑语。一直到二零零几年，我回南京，仍然有她的老学生去看望老班主任。在此之前妈妈一直教英语。一位后来考上北大的同学有这样的回忆（妈妈姓俞，文中误作于）：“我的一个业余爱好是读莎士比亚的作品”，“这同于敏德老师的一堂英语课有直接关系。于老师在授‘勃鲁特斯的演说’（节选自莎士比亚的‘裘力斯·凯撒’）这一课时用充满激情，像似一个演说家极具感召力的声调翻译了勃鲁特斯的一段台词：‘并非我爱凯撒太少，而是我爱罗马更多……’。多美呀！典型的莎士比亚语言，诗一般的语言。于老师这一段绝妙的朗诵使我也加入角色了。……在北大上学时，英语系常常在周末举办一些活动。一次我在会上用英语背诵了‘哈姆雷特’一段著名独白：‘生存还是毁灭’。英语系同学感到惊奇：一个理科同学能有这样的爱好，真不容易。母校的一堂英语课竟能对我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妈妈一辈子思想单纯，认为自己在认认真真教书育人，是堂堂正正的知识分子，她的子女，我们几个孩子，也是“祖国的花朵”。一直到文化革命，她都没有理解她丈夫、我爸爸的“治淮”对她、对我们这些子女的现实含义。那一年，组织上告诉她民主党派要大发展，由八个民主党派之一的“民进”（全称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中小学教师中广招成员。这应该是表现政局升平的一个侧面。当时“民进”的领导人中有许广平、周建人，似乎该组织与鲁迅有关联。我妈妈尊崇鲁迅。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告诉我们，抗战期间，她上大学（美国教会学校）时，就一本一本读了《鲁迅全集》。按她的行事惯例（或许是出于自保心理），妈妈“靠拢组织”，参加了“民进”。一次在“民进”的组织活动中，她遇到南师附小的一位领导。妈妈当面问：“南师附小为什么不收我的儿子？”在场的都是民进的“同志”，多为中小学教师。那位领导沉吟良久，说：“肃反，党的政策啊。”
（二）
同学全都住在学校附近。我放学回家不免会随同学路过他们家，有时候还会进门玩一会儿。这才知道，后来修的太平北路（南北方向）所占的区域，秦淮河内河（东西方向）两侧的区域，都是大片的棚户区。那里的人说，日寇南京大屠杀期间，把夫子庙到大行宫的繁华地带烧成一片废墟，祸及更北的这一地区。以后，这里一直是灾民、贫民的集聚地。以往从来不知道，珠江路沿街那一排还算整齐的砖瓦房子后面，会是那样的贫民窟：有些房子的墙简直就是竹篱笆搭的，糊上报纸，看起来又透风又透雨。我有一个要好的同学，二胡拉得很好，后来提前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成了挺好的民乐演奏师。学校有时候组织看电影，他从来不看。有一次，我知道他很想看一部电影，就跟我妈妈说，想帮他看一次电影。妈妈给我5分钱，我交给老师帮他买了票。他妈妈、哥哥几次当面道谢。我很难为情，都不敢再有下一次了。有的同学是邻居，两家因为小事（排队在公用的水龙头接水）起争执，两个同学也参与，到学校还打架。
我姐姐继续在南师附小学习。碰到节庆，六一、十一等等，南师附小的学生通常会参加市里在玄武湖少年宫等地举办的庆祝活动。太平桥小学与此无缘。玄武区的区政府在珠江路上，我上学来去都要经过。区礼堂也会有活动，我可以看见海报和节庆布置。太平桥小学也没有发过这些区一级活动的票子。我体会到而且反复被提醒：我是被落到了另一个世界。
在这个新世界的生活，一开始，我感到压力最大的是和新同学的交往。他们和幼儿园同学有悬殊差异。好在孩子们在一起，按天性，很快就会沉浸在共同喜好的活动中，发展出伙伴关系。对小学的最初几年，我的记忆中颇有一些能引起含笑回味的事情。
我们踢足球。同学中只有我有足球——我央求妈妈买的，不是真正的足球，是比足球小一点但可以踢的皮球。学校没有场地，我和小伙伴每到星期天就去市府和平公园踢球。隔丈把远放两个书包就定下球门，再讲定球场边界，通常以树木、石块、电线杆为标记，就可以踢了。踢得天昏地暗。妈妈说，好几次我晚上发起烧来，星期一只好请假。奶奶、妈妈，永远赶不上为我补袜子（那时候没有尼龙袜。布袜子踢一场球就破了），过不了多久就得带我到街头皮匠店去一次，补鞋子。买鞋袜不但要花钱，还要有鞋票、袜子票（或者买袜子是用布票？）。实际上，鞋子在脚头大拇指处补上一块皮，射门更带劲。那时候在和平公园踢球的孩子很多，一伙一伙的，难免为争地盘而吵架。一般是个子大的孩子说了算，总归双方都有地方踢球就行了。大家顾踢球，顾不上吵嘴打架。
我们“打游击”。有同学住在东大影壁、西大影壁一带，我们会从那里再往北，穿过小营到达九华山。从这里到太平门，沿玄武湖城墙的一溜小山，就是我们的战场。按规矩，“鬼子”先去藏起来，然后“八路”出发追捕。说来这不符合“游击战”史实，但孩子们哪里管这闲事。小时候在院子里跟着大孩子玩这个游戏，那时叫做“官兵捉强盗”。名字的改变反映了时代的变迁。有时候，碰到鬼子太强悍（跑得快，逃脱了追捕），或者太狡猾（躲在好地方，一直不露面），八路不能轻易取胜，要打到天黑才回家。这就惹得奶奶抱怨：“雀子（雀音‘恰’）都归家了，你还在外头野！要‘兵’你老师呀！”那时不懂“兵”老师是什么意思（后来想，当是“禀告”之“禀”）。再说，哪有小男孩在乎奶奶唠叨！第二天放学了照旧和同学一块儿“野”。记得就在我们打游击的战场，我们看到太平门被拆掉，修起城里通城外的大公路。
还有琴棋书三件事，都和同学有关。妈妈很希望我会一样乐器，特地买了一把二胡，让我跟那个同学学。我练了几个月“杀鸡”，实在不喜欢，还是放弃了。在一些同学家附近，经常看到有人在路边下象棋，有同学跟着学会，下棋很精。我跟同学学会“马走日、象飞田”以后，再不长进。还有同学有家教练毛笔字，带炫耀地出示草书字帖给我们看。看了草书的模样，我就开始以草书写作业。好像是三年级的一天，妈妈看我的作业，认不得我写的字，问我：“怎么像鬼画符一般？”我一看，有的字我也认不得，但回嘴：“不就两个字认不得吗！”妈妈严令我弃草归楷。迄今，早年那草书的底子仍然可以在我的手书中显示出来，因此我长期注意不显山露水。
我对小学早期事物的间断的个别的印象，多是孩童世界的单纯事件。进入三四年级，生活渐渐触及成人的世界。不过，每当想起那“火红的”1957-58年代，我脑海里马上会闪过的一些图景，仍然属于童稚眼光所见：满世界的大字报，锣鼓喧天的游行队伍、晚上大放光芒的炼铁高炉，上学要路过的“新马路”（太平北路）工地，等等。那时候奶奶住到孃孃家去了，保姆参加了大跃进中办起来的街道工厂。我们中午放学以后到九中去，跟妈妈吃食堂。下午放学后也到九中，在妈妈办公室做作业，或是到图书馆看书。我多么怀念那图书馆！那位老师阿姨总是笑嘻嘻地让我随意选书。记得《林海雪原》《烈火金钢》《青春之歌》那些书，都是刚进图书馆，带着满纸油墨香，就被我捷足先登了。我可以借一摞书回家，没有还书期限。当然，我总是尽快把书看完还掉。
学校带我们参加大炼钢铁。珠江路上玄武区政府的院子里建了小高炉，路边堆着卡车运来的一堆一堆矿石。我们自带小凳子、钉锤，去坐在路边敲矿石。把矿石从拳头大小敲成核桃大小。好像是每次去干半天。其间常有机关学校或其他单位来报喜，红旗招展，喜气洋洋，队伍最前面总有一个人捧着一块刚炼出来的黑乎乎的生铁。我们家里，窗户上的铁栏杆都拆下来，按居委会通知，连同邻居每家尽量找出来的种种铁器，包括铁锅铁铲，加上成贤村院子的大铁门，一起当原料送去炼铁了。这给我提供了方便：听到外边锣鼓响，我可以直接从窗户“窜”出去，直奔街头，看南工大学生宣传“超英赶美”的街头活报剧。南京图书馆门口有一块空地，正好供他们圈场子演出。我以武工队员的功夫“窜”窗户，本属平常事体，但那天因为妈妈的一位同事、九中的老师来串门子正好看到了，方才流传下来。
大跃进中，学校还常常停课半天让我们“除四害”，具体说来就是打其中的苍蝇蚊子。我们多半在竹竿上绑一个捉苍蝇蚊子的圆锥体纱布网子，去九华山我们的游击战场，“打游击”和“除四害”两不误。第二天要把网捕到的苍蝇蚊子蠓虫等等带到学校，给老师看过，再倒进“除四害”战果收集箱。南京市曾经几次组织全市居民在一整天到处敲锣打鼓（没有锣鼓就敲脸盆敲饭盒，尽量制造噪音），让四害的另一成员麻雀惊恐不敢落地，最后疲惫坠地而死。那些日子简直是我们的狂欢节。
（三）
与这些大体上“阳光灿烂”的印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条线索的记忆。
先是班上来了一个转学生。他比一般同学年长，世故而有计谋，很快就控制了一些同学，自成头目。如果有同学冒犯他，他会上去就给一个“毛栗果”，以手握拳而中指骨节突出，敲击对方额头。被打的同学立即眼泪汪汪。他曾借一些武侠小说给我看，显然都是“解放前”印刷出版的，黄纸，竖排，繁体字，标点符号不插在字间而是标在字行旁边。我因此看了《三侠五义》《七剑十三侠》之类的书。也有涉及色情的，我出于直觉认为不该看。他很醉心于把同学都纳入江湖帮派式尊卑有序的体系，也很看重我，提出和我结拜金兰，他兄我弟，共治山头。我没有接受。因为我觉得他身上有邪气。我甚至感到那是来自贫困落后的底层社会的黑暗势力——一种当时我明确感受到、但说不清楚的感觉。也许有点早熟，我脱离了孩童朦胧，第一次产生了带社会意识的是非判断。从此他以我为敌。跟随他的同学也和我反目。
接着是我家庭的变故，妈妈和爸爸离婚了。我爸爸是国军军官，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捕，判7年劳改。1957年服刑期满，被“留场就业”。他甚至没有被允许回南京探家。这样的处置（据说是带惩罚性的处置），恐怕是把一直支撑妈妈的希望打碎了。那时小舅舅从北京出差到南京，和妈妈长谈又长谈。小舅舅1949年在苏州念大学时参加了解放军，随军南下，直到家乡福州。后来以调干生的身份进哈军工，毕业后在一所部队院校教书。家里亲戚中，他是唯一的共产党员。以后妈妈好几次在叙述家庭历史的场合对我们说，小舅舅说了好多道理，打动她的是一条：为了子女的前途。于是，她发起离婚，迅速得到批准。这件事对我在学校的影响是，我改名了，由父姓改为母姓，引起同学议论纷纷。以后不久，在1958年大跃进的高潮中，我爸爸“在劳动中中暑死亡”（官方通知书的用语）。我孃孃（爸爸的妹妹）去处理后事，回来后，我旁听到她对妈妈说，我爸爸曾经在和劳改犯谈话中说到他认识蓝苹。我听不懂，也不多嘴问。我从两岁起再也没有见过爸爸，对他当然毫无印象。但我由他而得到的政治标签，显然一直贴在我的档案袋上。妈妈发起的离婚，根据后来发生的情况来判断，丝毫没有改善我们子女的“政治待遇”。
1957年反右运动，妈妈平安度过。对此，事后想来只能说是异数。但我也看到难忘的一幕。地点是妈妈的语文教研室办公室，下午放学后我在那里写作业。有老师写了一张大字报，大意是，“大右派拱平顽固不化，要求开除其公职！”“拱”是罕见的姓，可能因此我才记住与此相关的事。然后就有几个老师相继在大字报上签名。就在这时候，拱平老师出现了。她两手捧一个大茶杯，不时呷一口，站到桌旁，面无表情地看着签名的老师。那些老师们也面无表情，在她的注视下，依次签完名字再把毛笔递给下一人。那场面让我惊骇，我不懂大人们（我一直叫他们伯伯、叔叔、阿姨的）怎么能彼此之间如此相待。（多年之后，在网上看到拱平的事迹。她1938年赴延安，在“抗大”与罗瑞卿结婚。后为治病去重庆，因意外而“脱离组织”。她在文革中又系狱。后来都平反。）
1958年妈妈则成了运动的重点。这次是“拔白旗、插红旗”和“向党交心”运动。我在九中进进出出，每天都看到四处贴满的大字报，时不时还会出现针对某些个人的专栏。我多半只是顺带瞄一眼而已，既无兴趣，也不理解。终于有一天，看到一个教学楼的一整面山墙，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贴满大字报，是批判我妈妈的专栏，她是“白旗”。妈妈连续在家里写检讨，有时要我帮她誊写稿子。其原因可能是，她要留一份存底，自己又太忙了——记得晚上她总是有一大摞作文本要改。抄的稿子中，别的都忘了，唯独记得没头没尾的一句话，像是诗句，“如今专栏名高挂”。显然专栏挂名对她是刻骨铭心的经历。刻骨铭心之最，是党支部要求老师们把“内心最深处的黑暗思想”向党交心，从而得到解放。我妈妈交代的，包括我爸爸判刑以后她的绝望情绪。后来她说，哪想到，得到的是更猛烈的批判。她更没有想到，专栏的内容，传向校外，传到我的学校。
那一天我上学走到校门口，有几个同学围上来，做出双手被铐住的样子，绕着我兜圈子。我往前走，他们还是跟着我绕，口中骂骂叨叨“反革命”。以后，上学、放学、课间，时不时就有几个同学如此绕着我转。这样，总有肢体碰撞的时候，或者我无法忍受而推开他们的时候，接下来就是几个人打一个的场面。他们似乎练熟了套路，一个人在前面推我，后面一定有人及时用脚使绊子，让我仰面摔倒，他们随即一哄而散。终于有一天，我横了心，和那几个孩子硬打。我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家后告诉妈妈：“下楼梯不小心，滑了一交，摔的。”妈妈拉起我的手就出门，到成贤街口，立即叫了一辆三轮车，带我坐上去，还让师傅把挡雨的篷子放下来。并没有下雨，妈妈说是怕风吹我痛。妈妈带着我找老师、校长谈了。从此以后，那些同学有所收敛，但恶作剧并没有终止。
从大炼钢铁、除四害活动回到教室，不幸我那个班级又沦落成为所谓“混乱班”。上课铃响以后，同学们继续讲话、做小动作或大动作、打闹、吵架，教室里闹翻了天。老师讲课的声音完全被淹没，只好无奈地靠着讲台，熬到下课铃响。天天在这样的状况中度过。真是不知道哪天熬到头。
直到黄业勤老师出现。实际上，就在她接任我们班主任之前，和我接近的同学就传言：调来一个新老师，很厉害，会治理混乱班。按我当时的想象力，我以为要来一位魁梧的严厉的转业军人。但黄老师是一位和蔼的中年女教师。
一两个月工夫，黄老师奇迹般地把这个混乱班理上了路子。正常课堂秩序恢复了，每堂课都能有教有学，课外活动中也逐步禁绝打人骂人。这样，我在小学的五、六年级总算是在上学了。记得黄老师夸奖我的作文，很激发了我对写作的兴趣。一位算术老师夸我做文字题有悟性，从而很促发我跃跃欲试去解遍一本《趣味数学》中的算术题。
那个“帮主”同学没等到小学毕业就不见了。后来听说，他退学进了街道工厂。我有一次在珠江路远远看见他，和四五个年轻人在一起。那样子就像南京话后来所谓“小纰漏”或“小痞子”。我早早过了街，没和他打照面。
大跃进失败的后果逐渐显现。饭菜不够吃了，每顿饭总是吃不饱。教科书印在草纸一样的黄纸上，作业本不能用钢笔写，会“洇（墨水化开）”。但我在班上的处境逐步改善：摆脱了孤立困境，渐渐恢复和大家的正常交往，终于重获多数同学的友情。我被选为中队长，挂“两道杠”。小学的最后一年，是我精神最为解脱的时期。
读书一直是我的享受，我不但乐在九中图书馆翻书，后来又成了家对面南京图书馆的常客。那时候，到南图看书很方便。在大门口领一个写有数字、大约一寸宽两寸长的竹牌子。进到阅览室，查卡片式书卡，填好借书单，和竹牌子一起交给馆员。馆员从书库取书交给读者，留下竹牌子。还书时换回竹牌子，归还到传达室。像我这样的半大孩子也畅行无阻。我的阅读扩大到一些古典名著、外国文学，当时看过的一些书的典雅封面，现在还依稀有印象，如希腊神话故事，莎士比亚话剧，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等等。记得在南图学会查分类书目以后，不时会查看两类书目。一类是电影剧本，记得印象深的有《林则徐》《聂耳》等。另一类是革命回忆录，记得很入迷地一本一本看《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还看苏联小说，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这些书籍的熏陶下，在那个时代强势的意识形态灌输下，我的思想也一步一步与主旋律合拍。按朱学勤的形象说法，读当年历史教科书长大的小孩，是喝狼奶长大的。这个重要问题留待回顾中学、文革情况时再作反思。与爱读书连带着，写作文也成了爱好。从审题立意，到遣词造句，都很用心。小学时期，对其他科目，都没有如此特别的关照。
1961年我小学毕业，考取了九中初中。妈妈和继父结婚，我又从继父姓，改了名字上中学。那时候，南京有五所重点中学（一中、九中、十中、宁海中学、南师附中），九中是其中之一。
（四）
一九七零年代初期，我在泗洪县界集公社插队时，有一次竟然在赶集时见到吴玲老师和黄业勤老师在一起。
吴老师家小弟吴康宁是附中初三丁班的，和我一样，插队在界集。1970年1月吴老师下放到泗洪，先到朱湖公社，然后康宁把她接到界集杜墩大队。我们许圩4队一家的孙永明、潘丁和我，听到消息，就去看望。收工后出发，从许圩到界集，一路黑咕隆咚。走到界集街后和杜墩之间的大塘，月亮升上来。我们决定冒险从冰面上走直线。从堤岸下行，我们两两相距十来米，避免踩裂冰面，一起落水。张开两臂，一步一滑，我们小心翼翼地走向对岸。月光清明，空气泠冽，平野廓寂，我们年轻。几十年过去了，那幅景象一直印在脑海中。看到吴老师，想到她文革中必定有的遭遇，一时都不知说什么好。我记得吴老师忍不住几次说起的，不是她自己的情况，而是村子里的小娃娃——鼻涕啦呼，小脸黑呼呼的，“妈妈怎么不给他们洗洗脸呢？”后来公社抽一些下放干部和知青搞运动（“一打三反”运动），吴老师和我都调到公社的工作队里。有一天我看见吴老师在公社院内路边，就上前和她打招呼。她当时正在和她掌管的学习班的两个人谈话。吴老师对那两人说：“你们到大门边等一下，我和他谈完情况就过来。”停顿一下，又叮咛：“你们到大树底下站着，不要晒太阳啊！”那是大夏天。那两个四大五粗的运动对象（“贪污嫌犯”）诺诺而退。
黄老师的儿子唐晶晶也是附中同学，初三丙班的，我不直接认识。先前我并不知道唐晶晶和父母黄老师、唐老师，他们一家一起下放落户在临近的龙集公社。附中教过我们英语的吴耀卿老师一家，也下放在龙集。小学毕业后，我好像就没再见过黄老师。
后来知道，她很快就调到长江路小学。而她调到太平桥小学教我们，是被贬，受唐老师57年（时任25中教导主任）被打成右派的牵连。但对我来说，那两年能有黄老师当班主任则实在是命运的眷顾。都是下放落户人，那天在界集碰到她，真是意外，真是惊喜。
两位老师和一个学生在路边谈了许久。不记得谈话的具体内容了。记得的是心里充满因回首往事而产生的温暖和感激之情。我很庆幸在我童年时代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有这两位老师，我最好的老师，带我度过难关。
那些磨难的根源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结合着千年积淀在社会基层的矇昧陈腐因素。语云：“多难兴邦”，“玉汝于成”，是说磨难对国家、对个人的正面作用。这些话经常被应用于当代中国。必须认识到，这种引用常被当局用来替人为灾祸制造者开脱，旨在减轻、掩盖对其追究批判。同时，磨难对许多人造成悲剧灾难，扭曲人生，把人压倒。排除这两方面因素，我才能认同其中的哲理。确实，我在童年少年时候的磨难，对我有提升的作用。磨难丰富了人生。磨难扩展了生活体验的范围和层次。磨难激发了对付磨难的心智情感能力。磨难中形成的一些认知感受后来保留长远的影响。我因为有太平桥小学的经历，迄今对弱势群体抱有深切的同情，对他们在体制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感同身受。社会不可能达到就后果而言的完全平等，但理应尽可能提供机会平等、权利平等，以及必要的社会保障和基础福利。在此，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老年忆旧，常怀温情。回首童年少年时代，我能够经磨难而成长，避免了陷在磨难中沉沦，多亏有更强大的力量在帮助我。帮助来自家庭老师同学朋友和另外许许多多的人，以及众多的社会因素（当时的社会中保留着许多正面因素）。对此，我心怀由衷的感谢。
附录
一九八零年代初，我已在南京大学留校任教。有一位幼儿园同学与系里的一位老师结婚。不知道经过什么中介，发现了我们有幼儿园那一层联系。她保存有这张幼儿园毕业照，送了一张给我。图中前起二排右四是我（那时名高小毅），四排右三是吴玲老师。后来我考入南师附中高中后，和其中一些孩子又成了同学。
2011年5月，在美国的一些幼儿园同学为了欢迎来美探亲的一位幼儿园老师，翻出一些老照片。在辨认这张照片上的小朋友时，刘倜认为我在其中。麦紀玲不能肯定，把照片寄给我，问“你说呢？”我在Google上搜寻，想找到人面识别软件来帮忙。还没找到，就看到刘倜发出电邮，说：“我很确定站在我左边的是人则兄。我相信我还未到老眼昏花的程度。”
照片是在刘倜家院子照的，有两位老师和刘倜外婆。二排右五是刘倜，右四是我。另外，右二是麦紀玲，前排右三是胡思敏。
谢谢麦紀玲、刘倜。这张照片确证了我记忆中在刘倜家度过的快乐时光。
